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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那個年代的情感(上)

親歷者趙煒深情憶往昔

李 菁

2010年07月28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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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她攙扶著鄧穎超,與周恩來作了最后告別?鴉14年前,像女兒對母親一樣,趙煒又服侍鄧大姐走完最后一程。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了21年?

  “趙煒,你要照顧好大姐……”一雙瘦得幾乎皮包骨頭的手從被子下伸出來,緊緊握住趙煒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趙煒陪鄧穎超去醫院探望剛剛作做完一次大手術的周恩來,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來把心裡最沉甸甸的囑托交給了趙煒。

  趙煒清楚,周恩來在自己最后時刻做出的那番囑托意味著什麼。32年前那個寒冷的1月,她攙扶著鄧穎超,與周恩來作了最后告別?14年前,像女兒對母親一樣,趙煒又服侍鄧大姐走完最后一程。從1955年至1976年總理去世,她為總理工作服務了21年?鴉從1965年起她又任鄧穎超的秘書,直至1992年鄧穎超去世。

  安寧而溫暖的西花廳

  1955年1月,從部隊轉業到國務院機要處不久的趙煒,被調到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記得第一次見總理夫婦的情景。

  “那天,周總理就像我們在報紙照片上常見的裝束——身著灰色中山裝,腳上一雙黑皮鞋。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春日,鄧大姐穿的顯得有些多:一件帶花的薄呢子大衣,腳上是藍呢面棉鞋,頭上還包著一塊當時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邊的衛士向總理簡單介紹了趙煒的情況,握手之后總理問了趙煒幾個問題,“我的手心直冒汗,聲音也有些打顫”,周總理微笑著說:“不要緊張,我是總理,你是這裡的工作人員,咱們都是同志。”

  周恩來夫婦所居住的“西花廳”緊鄰中南海西北門。鄧穎超后來在一次跟趙煒散步時告訴她,周恩來最初住的是豐澤園,后來毛澤東要搬進來,周恩來偶爾路過這裡,一下子喜歡上了盛開的海棠花,便搬到了這個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認為恩來喜歡馬蹄蓮,其實我們倆都最喜歡海棠花”,鄧穎超這樣告訴趙煒。

  到西花廳,趙煒的第一個感受是那裡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和別人不一樣。周總理習慣夜裡辦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點。據說以前中央曾請劉伯承給周恩來當參謀長,劉伯承聽后急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請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來的休息時間,秘書們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廳的上午大多是靜悄悄的。

  西花廳一天的繁忙是從總理起床時間為起點:先是忙著請示匯報的秘書們——五六十年代,周恩來總共有20多位秘書,負責聯系不同的部委,周恩來辦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於找這些秘書。“文革”后,這些秘書隻剩下兩位?鴉遇到急事,男秘書們干脆把總理堵在衛生間裡,所以也有工作人員們戲稱這裡是“第二辦公室”。總理的早餐常年不變:面包、果醬、黃油和豆漿雞蛋沖麥片。

  “總理平時有兩件東西是從不離身的。一件是他的那隻老手表,另一件是辦公室和保險櫃這兩把鑰匙。”趙煒回憶。周恩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書一把,值班警衛一把,連鄧穎超都不能“私自”進入他的辦公室。或許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襲下來的習慣,周恩來的鑰匙幾乎24小時不離身,平時放在衣服口袋裡,睡覺時就壓在枕頭底下,出國時才交給鄧穎超保管,“大姐把鑰匙放在信封裡,為了避嫌,特意用釘書器把信封口釘上,等總理回來后再完璧歸趙。”

  平時,周恩來都是親自取放保險櫃裡的東西,至於裡面究竟放了些什麼,鄧穎超也從不知曉。在總理身邊工作了21年的趙煒有過兩次打開保險櫃的經歷,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讓趙煒將裡面存放的三個存折取出送交中國銀行保管,三個存折累積40萬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國家給傅作義的補貼,“文革”一起,傅作義怕紅衛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來這裡保管。第二次開這個保險櫃時已是周總理去世,來清理遺物。“說實在的,這次打開保險櫃很出乎我意外,因為裡面根本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總理是個保密意識很強又很細心的人,趙煒推測,他一定在住院時就把裡面的重要東西作了安排。

  周總理有一個清嗓子的習慣。晚上,隻要夜間從外面回來,在西花廳前院一下車他就要咳兩三聲,一聽到這個聲音,值班室的人馬上知道總理回來了。趙煒還是后來從鄧穎超那裡知道,原來周總理這種進門前先咳嗽的習慣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養成的。那時他們住的院子沒有電鈴,回來晚了不敢高聲叫門,就以咳嗽兩聲為暗號。后來雖然轉戰南北,這個習慣一直保留了下來。

  “總理是個喜歡整潔的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周恩來有點像“完美主義者”,“辦公完畢,他習慣自己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筆、墨、放大鏡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臨走前再把椅子擺好。”在總理身邊呆了20多年,不知進了總理辦公室多少次,趙煒從未見過他的辦公室有過亂糟糟的情形。注重儀表的周恩來,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齊齊,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襯衫,而且從不敞著領扣。

  早期的西花廳留給大家的記憶都充滿了溫暖安寧。平時周恩來一天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周圍工作人員想方設法讓他多些休息放鬆的時間。周恩來周六有時去中南海紫光閣跳舞,趙煒印象中的總理,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輕柔又穩健。如果周六有時他不外出,警衛局服務處會過來放電影給大家看,租一個片子要15塊錢,就從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工資裡扣。偶爾,他會和鄧穎超一起去首都劇場看一場人藝的演出,為了避免驚動觀眾,他們經常在演出半小時后悄然入場,坐在觀眾中,沒看完前再悄然離去,門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錢來買。

  趙煒回憶,那時候的周恩來也特別喜歡招待客人。不管是談工作還是開會的,趕上吃飯時候,他總是熱情挽留:“別走了,一起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飯費從他的工資裡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來又照例表示他“請客”,留客人吃飯,鄧大姐在旁邊開他玩笑:“怎麼老說是你請客啊?你一個月有多少錢啊?是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恩來笑呵呵地說。從1964年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工資開始分開支配,一個月下來,周總理的工資扣掉房錢、水電費和各種開銷后,果然沒剩多少。自此以后,他雖然還是請客如常,但多了點“理財概念”,再留客人吃飯時,總沒忘加一句“特別聲明”:“今天是大姐請你們吃飯啊!”

  革命夫妻的愛情傳奇

  “在他們身邊這麼多年,隻見過他們吵過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趙煒剛要進客廳,跟總理走了一個碰面,感覺總理好像氣呼呼的。見到趙煒,周恩來隻說了一句:“趙煒,你好好陪陪大姐!”說完進辦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開會。趙煒走進客廳,看到大姐站在飯桌旁,扶著凳子,也氣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問什麼。在趙煒的輕聲勸解下,鄧穎超才慢慢緩和下來。第二天再看他倆,趙煒沒有發現一絲異常。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故事因誕生於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烙上鮮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來看,這份革命時期的愛情反而更具一份別致的韻味。

  “‘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來’,有一次開學生大會,一個同學指著台上的周恩來告訴大姐。大姐說,喲,她當時就覺得周恩來長得很漂亮。”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經常在與趙煒的閑聊中,講起她與周恩來當年的那些片斷。

  周恩來與鄧穎超相識於“五四”運動。當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界已很有名氣?鴉而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鄧穎超后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鴉而鄧穎超所在的學校沒有男生,她穿長袍馬褂、戴一個禮帽,扮演男新聞記者,周恩來還指導她們演話劇。不過鄧穎超一直相信那時的周恩來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隻有15歲。

  “我們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1988年,鄧穎超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裡這樣說。那時的鄧穎超也絲毫沒有將台上的那個美男子與自己未來的革命伴侶劃上等號,“那個時候,我聽說你主張獨身主義,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我們這批朋友能幫助你實現你的願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響的鄧穎超“對婚姻抱著一種悲觀厭惡的想法”:在上學的時候,每遇到結婚的花轎,她就想這個婦女結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周恩來作為197名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中的一員前往巴黎,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兩人鴻雁往來,但仍沒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說,‘我知道他那時有一個女朋友,人長得比我漂亮。所以后來恩來跟我提出時,我根本就沒往那方面想’。”1923年,鄧穎超突然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來的侄女來訪,大家坐在客廳裡聊天。侄女好奇地問起兩人當年的往事,周恩來坦誠相告:當年在法國的那個美麗的朋友,“對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在周恩來眼裡“堅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終身伴侶的最佳人選。1925年,他們在廣東結婚。

  鄧穎超后來告訴趙煒,結婚時,周恩來正好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紛紛嚷著要他們請客,她和周恩來就請了兩桌,張治中、何應欽、鄧演達、陳賡、李富春與蔡暢等都來賀喜。張治中要鄧穎超介紹戀愛經過,“因為我個子矮,他們還讓我站在板凳上,當時恩來特別擔心,怕我應付不了。其實,我什麼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來相識、相愛的經過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還把恩來寫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詩背了出來。”當時張治中連聲夸獎:“周夫人,名不虛傳!和周主任一樣都是極其出色的演說家。”而鄧穎超毫不客氣地說:“什麼周夫人,我有名字,鄧穎超!”

  在世俗的眼光裡,鄧穎超的外貌似乎與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來有些差距,“鄧大姐經常說:‘我們也沒有計較誰的長相,恩來長得比我漂亮,我長得並不漂亮。’”趙煒回憶,鄧穎超后來也告訴她,周恩來追求她的舉動“連我自己都有些納悶”,他們結婚后一直沒時間談到過當年相識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幾年了,有一次閑聊,周恩來突然說:“還記得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嗎?你第一個登台發言,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兩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趙煒說到這兒,鄧穎超開心地跟自己開了一個玩笑,“現在我老了,和年輕時不一樣,眼睛也變小了。”

  鄧穎超后來說,她“理解恩來”,“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工作,能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從這一點上講,為革命而挑選伴侶的周恩來被証明是有眼光的。

  兩人通信期間,周恩來加入了共產黨,鄧穎超加入了共青團,但彼此都嚴格遵守黨的秘密,互相沒有通報。這種習慣也一直延續到周恩來與鄧穎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趙煒說,在家裡,鄧穎超是個紀律性極強的人,周恩來不跟她說的事情她從來不問。

  鄧穎超后來看過一部《南昌起義》的話劇,其中一情節是起義前一夜,鄧穎超將周恩來送下樓去,又往兜裡裝照片,情意綿綿。鄧穎超看罷立即向編劇提意見,“當年他吃完飯自己拿著東西就走了,隻告訴我到九江,干什麼、什麼時間回來,我一概不知,也不問,這是紀律”。告別之前,周恩來緊緊握著鄧穎超的手,沒再說一句話,因為每一次的生離都可能意味著死別。起義后,國民黨報紙紛紛刊載了這一消息,鄧穎超看了報紙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麼。

  “記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跟接觸原子彈的人說:你們跟任何人都不要講,鄧穎超是中央委員,我都沒讓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總理值班室,除了我們辦公室的經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來去世后,很多人見了鄧大姐講一些事情,鄧大為詫異,“喲,這件事情我還不知道!”對方也很奇怪:鄧大姐,你怎麼還不知道?“這種情況,外人奇怪,我們不奇怪。”趙煒說。

  (未完待續)

    周恩來與那個年代的情感(下)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第1期

(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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