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969年11月12日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殘酷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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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青:中共歷史上最決絕的叛徒

何雲華(文史學者)

2010年09月02日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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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的風雲史上,一些混跡於革命隊伍的不堅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終被歷史無情地淘汰﹔而在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謂“高級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鋒”蛻變為反革命先鋒和“反共理論家”,成為以反共著稱的“學者”和“著作家”。

  在國民黨刑場上死裡逃生的一名共產黨員,最終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敵,這真是歷史的莫大諷刺……

  在中國革命的風雲史上,一些混跡於革命隊伍的不堅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終被歷史無情地淘汰﹔而在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謂“高級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鋒”蛻變為反革命先鋒和“反共理論家”,成為以反共著稱的“學者”和“著作家”。

  不同於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猝然叛變對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於張國燾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為反革命特務而遺臭萬年,曾經大名鼎鼎的革命先進任卓宣(葉青)以及鄭學稼——這兩人自從脫離革命后,熱衷於從事所謂“三民主義”研究,以“學者”面目重新出現,並以所謂“三民主義理論家”載入史冊。

  尤其葉青,可謂川劇“變臉”的活樣板。他早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起組織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曾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而當他活著走出反革命的刑場之后,卻開始積極反共,為國民黨充當重量級打手,以至於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戰犯名單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適、於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筆者注)。

  以往我們很少“光顧”這些人物,其實,從他們多變的人生軌跡中,可以總結、疏理出中國革命的許多經驗教訓。

  刑場上的“奇遇”:兩次槍斃,“死”而復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啟彰,后以“葉青”的筆名著稱,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經歷合乎彼時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貧苦,少年在鄉間私塾讀書,后入南充縣立中學(校長張瀾)學習,畢業后在小學教書,深受梁啟超及《新青年》等影響,思想激進。1919年得張瀾推薦,離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為赴法勤工儉學作准備。

  1920年,在時任四川省長張瀾的資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裡昂附近一家鋼鐵廠當學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廠做技工。其間他目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又接觸到大量思想學說,思想逐漸由實業(化工)救國轉到無政府主義乃至社會主義。1922年與周恩來、陳延年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創辦《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國共產黨,同時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的成員。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后,轉為中共黨員,並成為該支部負責人之一(一說為總書記),負責宣傳事宜,與周恩來等辦報刊(《赤光》等),寫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國組織同胞游行示威,聲援國內五卅運動。6月21日,他帶領百余名華人沖擊中國駐法使館,遭到法國當局鎮壓,作為談判總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獄。4個月后,任卓宣被驅逐出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經柏林前往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卓宣自幼勤於讀書,又有留法、留蘇經歷,外語也不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曾為巴黎公社老社員擔任翻譯),掌握理論也很快,這都為他后來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物奠定了基礎。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個負責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學支部的負責人。據說由於他曾在法國擔任過中共支部負責人,有相應的工作經歷,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陳獨秀,在支部內實行家長制,支委俞秀鬆等皆形同虛設。1925年冬,王明等來到學校,矛盾自然升級,王明曾與任卓宣開展辯論(即“教務派”和“黨務派”之間的辯論),任卓宣不敵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國。由於其特殊經歷,很快在黨內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等職,並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經歷。此后種種,大不同矣,其人亦以“葉青”的面目出現於世間。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叛變過程可謂極具傳奇性。

  1927年末,由於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被捕,任卓宣被調到湖南,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並負責領導長沙一帶的革命活動。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賣被捕,並被判處死刑。某日午后,當局槍決“共黨要犯”,有10人從獄中被提出,任卓宣為其中第7人。至刑場,10人依次排列,隨即槍聲大作,眾人陸續仆地。任卓宣呢?槍聲過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將他撞擊在地不能動彈,接著又是幾聲槍響掠過耳際。倒在地上的任卓宣聽到有人說:“這個人沒有死,補他一槍。”結果槍聲響后,仍沒有擊中要害(一眼被擊穿)。此時行刑者已撤離刑場,而任卓宣已昏死過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聽到有人說:“你還沒有死嗎?”任答:“沒死,請你補一槍吧。”那人又說:“我並非官家人,我是來‘剝鬼皮’(即剝死人身上衣服——筆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裡呢?”任卓宣忙說:“我家在四川,在長沙還有一個表妹。”說罷,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離開刑場,就近送到一個農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傷的任卓宣送進長沙的湘雅醫院,這所醫院是外國教會開辦的,雖然知道病人的來歷,但為了“救死扶傷”,仍盡心醫治。這就是當年國民黨“清共”在長沙留下的一個奇聞:兩次槍斃,有一個共產黨人居然還能死裡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帶與灰色人物

  在醫院調養期間,正是“立三路線”大行其道的時候,任卓宣很快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他仍然在黨內負責,還相繼領導了長沙、平江、瀏陽、醴陵等地的暴動,但不久又被國民黨當局發現,再次入獄。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卻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壯烈,這次他徹底告別了共產黨,並走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他對國民黨長沙法院副院長左國雍說:“我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已經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尋我的新生。”什麼“新生”呢?在左的介紹下,任成為駐湘的川軍第20師少校政治教官,專門為國民黨訓練反共干部。歷史上向來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壞)人”的俏皮話——設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場,則當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當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靈魂上發生了劇變),此后“葉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釘在史冊上。(歷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楊度。彼人系袁世凱稱帝時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產黨,成為中共隱蔽戰線的一名戰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黨員自首與叛變》的通告,揭露了“李滌生、任卓宣、符向一等為敵人賣黨捕同志破獲機關的偵緝工作”。

  《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也提及國民黨“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著奇異的命運”。鄭超麟說:“任卓宣也是貧苦家庭出身,他是屬於中國舊小說常寫的一種典型,朱買臣式人物:一個窮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漸漸得到巨眼者賞識,遂飛黃騰達起來,於是忘記了而且賤視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朱買臣報了怨后,結果成了一個贓官。當代的‘朱買臣’,有許多走到革命來的,他們不過視革命為飛黃騰達的捷徑。我常遇見這種人物,他們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個老同志,‘少年共產黨’發起人之一,繼趙世炎和周恩來做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書記,在法國為領導運動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實,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飛等一個典型人物。過去黨內並非沒有叛徒,幾次大案多是內奸造成的,他們或是敵人埋伏的奸細,或是自己變節。我們都視這些內奸為‘投機分子’,本與我們屬於不同的族類。任卓宣是我認為同族類之中第一個叛黨的。我們起初都不相信湖南來的報告。陳獨秀表示氣憤,他說:‘卓宣決不會做這種事情,不要誣蔑他。’老頭子隻見過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據過去的通信,言論,行事,視卓宣與我們這批工作者一個樣的。老頭子絕不懷疑我們之中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不幸,湖南來的報告証明是事實了。我們對人從此多了一種認識。”

  鄭超麟這段話可謂語重心長。革命隊伍中,如任卓宣這樣的人並非絕無僅有,實有總結和警示的必要。不過,此處大有玄機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的?或者,當時之其人,是否有什麼不能言說的苦衷?筆者多年查詢此一關節,終於有幸在吳福輝先生《沙汀傳》一書的“辛墾書店”一節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國出版史上著名的“紅色書店”之一辛墾書店,曾在上世紀30年代前后為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作出過顯著的貢獻,1927年3月由四川共產黨人楊伯愷等創辦。楊同時擔任中共文化支部書記。葉青當時也是該書店的成員之一,並被聘為總編輯,他的“學者”生涯也是從這裡開始的。《沙汀傳》在“辛墾書店”一節中記述:“青鋒(任卓宣的一個筆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當時他創辦《科學思想》,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筆者注)到上海后改名葉青,在大興坊與‘辛墾’同事會面。他倒很坦率,講述了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過:第一次被捕后槍決,未擊中要害,被群眾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組織上不聽他的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然后表示,從此隻埋頭譯書寫書。”

  在湖南做了一段時間國民黨軍隊政治教官后,葉青回到故鄉,“自稱今后當脫離政治生活……效陶淵明之隱居,長為農夫以沒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麼?不久,葉青到了成都,給自己的師長和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當時正在主持四川大學)做秘書(一說依靠劉湘任成都大學圖書館主任),又創辦了《科學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義”為名,意欲“繼續和完成‘戊戌’、‘五四’以來思想界底破壞和建設——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說,他要另起爐灶了。盡管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是曖昧的了,不過在當時卻可以迷惑許多人。至1930年,葉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墾書店,從事編輯和著譯。《沙汀傳》中說,當時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得知即將加盟的“青鋒”(即葉青)是中共叛徒時,都表示反對,但楊伯愷卻解釋說“青鋒”來滬一事,是經中共四川省委點頭的。這樣,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才勉強答應。“從此,葉青加入辛墾書店。他在住處整天伏案寫作,身邊帶來個南充青年周紹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葉青無論吃肉吃菜,都要求與飯一鍋煮。對生活要求之簡,連崇拜他的周紹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為大興坊(書店所在地——筆者注)人們談笑的話柄,稱其為‘老夫子’。葉青很快交出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其他論著,他的學問是明顯高出別人一籌的。‘辛墾’沒有正式編輯,葉青來后,成了書店的總編輯。”此后,由於辛墾書店不斷出版了一批進步書籍(還發行了《二十世紀》、《研究與批判》等雜志,均由葉青主編),在社會上也有了一些名聲。

  1932年8月,正在開展“文化圍剿”的國民黨當局派遣“復興社”特務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搗毀進步書店,壓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進步書店先后蒙難,楊伯愷憂懼“辛墾”也會受到查封,便對沙汀、任白戈說,想請葉青去與周佛海拉關系,但兩人當即表示反對,此事遂罷。后來葉青還是到南京找過周佛海,彼時周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文化方面的事。經過周的調停,“辛墾”暫時無虞,不過書店內部卻產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決定脫離“辛墾”,而當時職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周揚也支持他們離去。楊伯愷一再挽留,最后建議他們與葉青談談。“葉青這時單獨住一棟弄堂屋子,將南充的弟弟妹妹接來幫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剛到上海時闊氣多了。到了約定的時間,任白戈未到。葉青見了沙汀,口若懸河,大談書店前途,似乎‘北新’、‘開明’也不在眼裡。沙汀問他去南京是怎麼回事,他明明懂得問話的用意,卻狡辯道:‘那是有人介紹(給)我一位中央大學文史系的女學生。’隨即談自己如何滿意,單等對方畢業后結婚,現在雙方通信,討論治學,將來准備也出本《兩地書》,連結婚的費用也可解決……”

  以上是難得的對叛變后的葉青的文字描寫,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粗淺的印象:葉青的叛變,尚不是徹底與無產階級革命分道揚鑣,其間還有一個灰色地帶(當時的確有許多這樣的人)。坊間傳說,1930年10月楊開慧在長沙被捕,葉青曾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隻要宣布同毛澤東脫離關系,即可獲得自由,但隨即遭到楊的嚴詞拒絕,不久楊壯烈犧牲。其實,楊開慧被捕之時,葉青業已在上海加盟“辛墾”,埋頭譯書,他似有“不在場”的証據。

  曖昧與吊詭:號稱“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叛變后的葉青,特別是他從創辦《科學思想》到在上海從事文案時的表現,此前很長時間裡,我們的敘述中都是說他“打著‘思想革命到底’的旗號,宣傳‘托派’理論”雲雲。為什麼指認葉青是中國的“托派”(其同伙還有鄭學稼、張滌非、任一黎、吳曼君、張絢中等)?這要具體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以及此后“宏大敘事”中的特別表達來看。時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讀了,換言之,且勿論“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葉青而論,他果真是一個“托派分子”麼?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鄭超麟並不把葉青視為自己人。葉青自己也否認是“托派”。抗戰爆發后,在武漢有幾出關於“托派”的著名訴訟案,中共長江局的王明等指認陳獨秀等是“托派”、“漢奸”,把葉青也刮了進去,葉青還聘請律師登報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葉青是遲至1939年才由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和潘公展介紹重新加入國民黨的,當然,這個國民黨與此前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已大不一樣了。1927年國民黨“清共”后的中國思想界,葉青表現得異常活躍,在著名的哲學論戰中,就有所謂“新康德主義”的張東蓀與葉青之間關於“唯物辯証法”的論戰。不過,在左翼學者看來,兩人的實質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由於葉青“托派”的名聲在外,辛墾書店和《二十世紀》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壓力,葉青隻好退出,另與鄭學稼等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創辦了《時代思潮》雜志。其實,葉青之所以色彩駁雜,不外是他的“反共”與當時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斷和粗制濫造的宣傳品)不同,即他號稱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又帶有一定的“學術性”(如他后來所自言,他的“反共”“是從學術上著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謂“不反之反”。他號稱“中國雖不需要共產主義,但馬克思主義詔其所包涵的辯証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等,仍可單獨地成為一種學術思想,加以研究和運用”,並且動輒拾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語,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讓人看了昏昏沉沉,這在人們尚不能很好地辨別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之時,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還沒有凸顯之時,“葉青”在中國思想界的出現帶來了一點曖昧和吊詭。就在上世紀30年代的理論熱潮中,很多人還錯以為他就是理論界的“馬克思主義派”的代表者,這不僅因為他提出了許多貌似“學術”的問題(又有所“創新”),還因為他以其譯著數量龐大而嚇人不輕(另有《費爾巴哈論綱研究》、《論理學問題》、《為發展新哲學而戰》、《救國哲學》等大批哲學著作——編者注)。

  率先攻擊“毛澤東主義”,延安掀起“批葉”高潮

  “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葉青,到抗戰時期索性成了“三民主義理論家”。

  原來,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會后遂有“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宣傳潮流,其中葉青的言論最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發起了所謂“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而當時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旗號發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論為核心的。葉青也達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論的巔峰時期。他明白無誤地宣布:“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於共產黨底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麼來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舍三民主義莫屬了。於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轉到建設性的研究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三民主義。”(《我怎樣做三民主義底理論事業》,桂林《滿地紅》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葉青的理論迅即遭到中共理論界人士的批判。毛澤東於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說:“在思想斗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隻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

  面對葉青等國民黨“理論人才”的污蔑和進攻,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艾思奇、吳黎平等相繼發表文章加以反駁,形成了延安理論界對葉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為葉青的一個偶然的因素,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來。原來,1941年葉青在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慶出版的《抗戰與文化》雜志撰寫讀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個概念——“毛澤東主義”。當然,葉青是想說“毛澤東主義”是所謂“中國的農民主義”,即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一個再版”。無疑這是他在攻擊“毛澤東主義”。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論家張如心在《解放日報》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駁斥葉青,但接著葉青的說法,提出“毛澤東主義”,后來又有王稼祥等修訂為“毛澤東思想”。至中共七大,劉少奇在報告中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0年,葉青受國民黨江西省省長熊式輝的邀請,赴江西參與指導“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並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和創辦“三民主義研究會”,影響達於周邊諸省,受到蔣介石的賞識。1942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戰時青年訓導團主任康澤分別電邀其返回陪都,加強“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在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和表揚之后,葉青發起成立“中國三民主義學會”。此后他又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中組部研究室主任、戰時青年訓導團研究室主任、三青團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學校教授、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職。

  敗退前夕,蔣介石問計於葉青

  晚年的葉青著文《我為什麼反共?》,回顧了他的叛變和反共經歷:旅歐回國之后,“一面參加共產黨底工作,一面也參加國民黨底工作。后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脫離了國民黨。由於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底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脫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群眾為芻狗。”繼之,他說:“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贊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於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了解中國底歷史趨勢,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這段說辭由所謂“德高望重”的國民黨“反共元老”、“反共專家”甚或“反共教父”的葉青說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葉青自己的劃分,他的“反共”可以分為“哲學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實際反共”兩類。前者,是在哲學和思想領域通過著述來從事“反共”﹔后者,則是歷史和現實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戰前夕針對中共要求停止內戰的口號,針鋒相對地提出所謂的“統一救國”。他后來回憶和表功說:“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間(即1937年前后——筆者注),共產黨推行‘人民陣線’運動,因而有‘救國會’之崛起……當時共產黨底口號是‘聯合抗日’,不好反對。而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黨國軍。於是我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共產黨,因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也。潘公展(國民黨CC系骨干,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筆者注)大為贊成,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他辦有《文化建設》月刊,我告其主編樊仲雲,即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他深以為然,遂發信征稿。”葉青這種彌合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論調迅即遭到當時左翼陣營的猛烈批駁,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敗類”等(除葉青之外,還有鄭學稼、張滌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但葉青卻因“反共有功”獲得蔣介石的關注和賞識。當時蔣介石、汪精衛、陳誠等國民黨高層人物先后接見了他。葉青多年后仍有受寵若驚之感,他回憶說:“據說共產黨反對我的事引起了當時蔣委員長底注意。中國人這樣多,為什麼共產黨獨怕葉青呢?因此想看我為(是)何(如)人。”

  此后葉青把自己牢牢綁在國民黨的戰車上,不遺余力地充當反共內戰的急先鋒。他除了不斷著文為國民黨的“戡亂”獻計獻策之外,還曾發起針對政協會議的“三民主義憲法促成會”等,甚至親自組織反共示威游行(自稱是“主戰派”)。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際,時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的葉青提議在南京舉行十萬群眾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將士”,又赴各地“勞軍”和發表反共演說(組織巡回講演團),出版反共書刊(《共產黨問題》、《反共問題》、《中國目前的變化及其出路》、《為誰而戰》、《新路線》等),無奈國民黨已經分崩離析,盡管葉青“一心反共,不計其它﹔隻知謀國,不管己事”,甚至母喪不歸,頹勢也無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鄉的蔣介石在奉化溪口會見了葉青,並向他問策。葉青回憶說:“我當詳陳戡亂失敗之故,以為是實行三民主義不夠、不快、發生毛病所致。總統以為然,要我寫出來。”7月,葉青受命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旋即代理部長,所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葉青為困獸猶斗的國民黨拼命打氣,他奔波於西南,所謂指導宣傳業務、剖析對時局的看法等,號召開辟“第二戰場”和“經濟戰”、“思想戰”,“重振北伐精神”,組織“遠東反共國際”,等等,以鼓舞早已癟空了的舊政權的士氣。

  一生概括:“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葉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將,因無顏面對“反共不利”的指責,辭去了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轉而任教於一所“政工干部學校”。不過,蔣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為“總裁辦公室”下的設計委員會委員、黨務顧問、訓練委員會委員。葉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寫作和講演”為由,未接受。

  晚年的葉青苦心經營他此前在大陸創辦的一個反共書店——帕米爾書店。這家書店在台灣復業后,專事出版反共書刊(如《政治評論》半月刊)。葉青自己更是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義和反共的書籍、文章。(后來結集成的《毛澤東思想批判》一書,就是他為反共廣播而撰寫的廣播稿,此外還有《新民主主義批判》、《中國向何處去》、《共產主義批判》、《共產黨“土地改革”批判》、《階級斗爭批判》,等等。)此外,當時大凡台灣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反共報刊,如台北《民族報》、《中華日報?思潮》、《戰斗周報》、馬尼拉《大中華日報?思想》等,均由其操筆主持﹔至於講演,葉青可謂勞碌,台北乃至環島,以及“冷戰”開始時中國周邊建立的所謂“亞洲反共聯盟”、“世界反共聯盟”等組織,皆有他的聲音。講演內容也不外是“國父遺教大綱”和所謂的“匪黨理論批判”,這些講稿又分別被列為台灣軍方各軍事學校的政治教材。

  葉青認為中共內部沒有稱得上有“理論”的人,如王明(陳紹禹)只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身后的“一個黃口小兒”﹔而毛澤東呢,葉青說:“自從《論新階段》出版以后,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比較不同。他的‘馬克思主義底中國化’問題之提出,証明他懂得一些理論。那時他叫出‘學習’底口號,想‘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兩年以后,看見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兩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義論》,覺得他有相當的進步。”於是,“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從來就是自居為“理論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澤東也稱為“理論家”,這不是恭維,是認為自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論敵。

  晚年的葉青在《我反共經驗底總結》一文中總結道:“我反共約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漢反共、在重慶反共、在南京上海廣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說,用筆墨唇舌反共,在中國究竟有幾人如此,而且又歷時四十五年未嘗停止或間斷呢?”這就是“反共理論家”葉青的自供狀了。所謂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實堪稱20世紀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歷史上最決絕的叛徒了。

  葉青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雲麾勛章”。1965年4月4日,時逢葉青七十大壽,台灣當局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為他舉行了簽名祝壽活動,到場者三千余人。蔣介石“欽賜”壽匾,名流顯要如張群、何應欽、白崇禧、谷正綱、盛世才、葉公超、毛子水等親到現場為之祝壽,禮堂挂滿屏聯、書畫和詩詞。曾任國民黨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在祝壽詩中直書:“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可謂概括了葉青的一生。

  晚年葉青的著作和傳記,大多是在他創辦和主持的帕米爾書店出版的,那些所謂“評傳”,內容也不外是頌揚其“反共斗士”的“光榮歷史”。

  葉青雖然叛變了共產黨,不過有一條他似乎還留有共產黨的痕跡,那就是終其一生,以過著“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傳中。最后,前引《沙汀傳》中關於葉青欲娶“中央大學文史系的女學生”一事,也可於此曝光:葉青的妻子,即后來台北成功大學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學的才女之一,曾與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龍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吳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詞人與名教授門下)。

 

來源:《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

(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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