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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國系列

馬歇爾:臨危受命,調停內戰

圖文 ︱ 李輝

2010年08月11日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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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10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簽署了著名的《雙十協定》,經過四十三天的漫長談判,國共達成了和平民主建國共識。外患結束之后,中華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內憂,踏上和平、統一、強國之路的可能。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讓一個職業外交家為之振奮的大事?

 

1945年12月21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抵達南京,會見蔣介石與宋美齡

1946年1月10日,周恩來(左)、馬歇爾將軍和國民黨代表張群(中)在重慶簽訂停戰協定

  中國,內戰一觸即發

  1945年10月10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簽署了著名的《雙十協定》,經過四十三天的漫長談判,國共達成了和平民主建國共識。

  外患結束之后,中華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內憂,踏上和平、統一、強國之路的可能。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讓一個職業外交家為之振奮的大事?民國著名外交官顧維鈞此時遠在倫敦,他見到了從重慶抵達倫敦的中共代表鄧發,鄧發帶來了周恩來的介紹信和毛澤東的問候。由此可見,中共領袖們已經在預想著如何扮演未來外交的角色了。從鄧發那裡,顧維鈞提前知道了重慶談判將會取得成功的消息。他回憶說:

  在不斷變化的國際局勢中,中國共產黨人依然是中國的一個因素。鄧發,中國共產黨出席巴黎職工大會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從重慶到達倫敦。他帶來了周恩來的介紹信和毛澤東的問候。據鄧說,毛要他告訴我,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重慶會談會成功,中國的團結將得到維護,我在這一點上,可以寬心。顯然,他們注意到,我有促進團結的願望,特別是他們聽到我建議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內,以便成為一個真正的全國性代表團。我對鄧說,我非常高興地聽到他們的消息,因為每一個人,包括外國友人在內,都渴望看到我們的統一、民主和繁榮得到維護和發展。中國應該把自己的國家迅速建設好,以便能夠面對外部世界的緊張局勢,並作為一個主要強國作出充分的貢獻。

  10月11日,重慶宣布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談判的結果。

  (《顧維鈞回憶錄》,第611頁)

  然而,一切卻是虛幻。盡管《雙十協定》簽署,但國共之間的武裝摩擦仍不時發生,內戰的威脅依然存在。如同抗戰期間一樣,美國又一次出面了,試圖再次發揮其左右國際局面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已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的中國﹔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不再處在絕對劣勢﹔1945年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機。同樣重要的是,1945年蘇聯和美國之間,力量對比已今非昔比。試圖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美國,這一次,真的走進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突然發表演說,聲稱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純粹是由於美國職業外交人員與國務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對華政策紊亂所致,他當即宣布辭任。一年多以前的1944年,赫爾利曾事先未予通報突然飛抵延安訪問,引起爆炸性轟動﹔這一次,他又表現出了特立獨行,我行我素,極具爆炸性地把美國與中國內戰危機的關系呈現在世界面前。

  退役的五星上將再次臨危受命

  在赫爾利發表演說的第二天,11月28日,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物——馬歇爾,在家鄉接到了杜魯門總統的電話。杜魯門委任他出任總統特使,前往中國調解國共沖突。而兩天之前——11月26日,這位五星上將、陸軍參謀長剛剛辭去軍職,准備回到家鄉享受退役后的安逸。

  在杜魯門和不少美國人看來,包括《時代》在內,馬歇爾也許是執行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選。馬歇爾熟悉中國,早在 1914年就來過中國。1927年前后,他曾在駐扎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十五步兵團擔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馬歇爾結識了史迪威,並結下友誼。因為兩人之間的這一特殊歷史淵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馬歇爾,極力向羅斯福總統推薦史迪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則以主張支持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而著稱,最后被蔣介石排擠而走。由馬歇爾這樣一位與共產黨有著特殊淵源關系,同時又代表美國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國執行調解使命,這顯然不是杜魯門匆忙間做出的草率決定。

  《時代》這樣報道馬歇爾的臨危授命:

  馬歇爾剛剛享受退休生活,就被華盛頓召回去完成一個偉大任務。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庄園裡快樂地修剪樹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時,杜魯門總統打來電話,因受到暴躁的赫爾利大使辭職的困擾和巨大壓力,總統問,將軍能否暫停其收入豐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國去從事一項緊急工作?將軍嘆了一口氣,看了看還有一半未來得及打開的行李。十天后,他就在前往重慶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萬兩千英裡的地方。

《時代》,1946年3月25日

  馬歇爾前往中國,自然首先是出於美國的全球戰略。關於這一點,《時代》講得非常坦率與明確:

  在其它各地,民主和美國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與他們的敵人處在僵持狀態。在東歐,美國的影響已經結束。被佔領的德國,陷入四大強國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不得不度過了為時一年混亂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頭痛的棘手問題。甚至美英關系,也因為英國償還貸款事宜而爭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為華盛頓的對立面﹔在南亞和印度尼西亞,為爭取自由而不懈斗爭的人民,正在失去對美國的信任,因為,美國已明顯是在與他們的統治者合作﹔俄國的力量增強了,但以上情況的產生,並不都與莫斯科有關。

  如果美國不能在中國表現出堅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隻能得出幻想破滅的結論,即美國民主不是一種可供出口的商品。

  馬歇爾極為關注這一危機。去年十月,在辭去軍事首腦職務后的告別演講中,他問道:“難道我們要逃避勝利的責任嗎?……難道我們還要把這次大戰前彌漫著的國際間的不信任,重新又請出來?”對自己提出的熱情洋溢的問題,他作出響亮回答:“我們不能浪費這個勝利……”《時代》,1945年3月25日

  馬歇爾走來了。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他閱讀關於中國政治局勢的摘要。這是根據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提供的材料整理出來的。整理者是曾任《時代》駐中緬印、南太平洋和歐洲等戰區的記者詹姆斯·謝普利。征得盧斯同意,謝普利這一次與馬歇爾同行,並擔任新聞秘書和寫作組成員。這是《時代》與馬歇爾中國使命的一個特殊關聯。

  馬歇爾希望“不能浪費”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將美國的影響力和民主擴大到遠東,可是,他的這一次中國之行,最終將証明他的一切想法與努力,不過是浪費。

  “他面臨著考驗”

  馬歇爾抵達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慶,在那裡負責主持國共之間的軍事停戰會談。“他面臨著考驗”,《時代》說得不錯。

  《時代》這樣報道馬歇爾的工作程序:

  實驗的考驗是關於軍事停戰的會談。會談時,馬歇爾特使擔任主席和調解者。他的左邊是周恩來將軍,共產黨的經驗豐富的第一談判高手﹔他的右邊是張群將軍,政府方面思想進步的四川省省長。關於軍隊重建的會議期間,這一安排略有變化,隨后馬歇爾隻作為顧問入座,周將軍代表共產黨發言,曾擔任過蔣介石委員長助手的張治中將軍替代為政府代表。

《時代》,1945年3月25日

  在《時代》記者的筆下,馬歇爾有時表現得十分從容,所提供的生活細節,呈現出當年歷史動蕩的另外一面:

  在談判期間,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慶陡峭的台階。有時,他還會驅車前往梯田,在那裡,一個遠離自己土地的鄉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種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開始仔細琢磨一天來的進展。穿著拖鞋、睡袍,他坐在書房兼臥室裡的書桌前,兩張馬歇爾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著他。然后,他向華盛頓起草報告。

  一天晚上,他讀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時,他發現了一段文字對他的實驗有幫助。第二天,政府和共產黨雙方的與會人員,都拿到了一份翻譯好的文字,前面還有一個短序:“下面是向制訂憲法的制憲會議所做的演講。演講者是富蘭克林,當時他已有八十二歲。”

  “當你們召集一批人……他們的偏見,他們的情緒,他們的錯誤意見,他們的地方利益,乃至他們的自私觀點。這樣的東西匯集起來,如何能期待實現一種完美呢?……”(《時代》,1945年3月25日)

  從報道看,馬歇爾最初的中國之行,似乎進展順利。馬歇爾的軍事調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體成果。1月5日,國共雙方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0日,又簽訂《關於停止沖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1月10日,馬歇爾、周恩來、張群出席簽署停戰協定儀式。當張群代表國民黨在協定上簽字時,馬歇爾與周恩來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后。他們低頭注視張群的筆尖移動。一張三人的合影,留下維系和平的這一瞬間——美國介入國共沖突扮演調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后的時刻。

  可是,僅僅一年之后,馬歇爾就將鎩羽而歸。(待續)

馬歇爾軍事調解期間在南京的寓所,如今已是解放軍一位將軍的家

抗戰期間美國發行的宣傳畫《幫助中國--中國正在幫助我們,我們要全力幫助他們》

 

  

來源:《文史參考》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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