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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秘密報告預測“大躍進”看走了眼

文 | 沈志華

2010年08月10日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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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解密了一批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文件,這批文件匯編為國家情報委員會的特別報告,取名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

  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解密了一批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文件,這批文件匯編為國家情報委員會的特別報告,取名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共70件,約千余頁。其內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自1948年至1976年間對中國大陸形勢的評估和預測。

  其中,有關中國1958-1959年形勢評估和其后5年發展預測的幾份報告,特別引人關注。正如文件分析的,這兩年發生的事情,其“意義超過了自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來其他任何國內的發展”。

  大體而言,中情局對於1959年以前中國形勢的判斷和評估是比較正確的,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不過,中情局對於此后幾年中國發展的預測,則在很多方面出現了較大偏差。

  預測大躍進經濟年增10%-13%

  中情局關於中國發展的預測,首先在“大躍進”后經濟增速上栽了跟頭。

  他們清醒地看到,中國經濟在“一五”計劃期間有了迅猛的發展,這顯示了中共“對資源利用的掌控能力”,但無論工業還是農業,其發展水平仍十分落后。同時,盡管“超速度的”合作化和工商業改造“造成了國內普遍的壓力和緊張”,但還“沒有發展到威脅共產黨領導地位”和“限制中國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嚴重程度”。這些都是“大躍進”現象出現的客觀條件。

  至於“大躍進”的效果,中情局在1959年2月的報告中正確指出,經濟增長雖然沒有達到夸大宣傳的目標,但在“付出了相當大的經濟和人力成本后”,“還是獲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在以后幾年經濟發展的估計上,中情局雖然認識到中共的目標“過於樂觀”,也看到存在著嚴重問題,但仍認為“能保持和過去五年大抵相當的經濟增長速度”,即年增長率為10%-13%。他們預測到1962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可能達到650-670億美元,谷物2.15億噸,棉花200萬噸。

  實際上,1962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1149.3億元人民幣,約合467億美元,比1957年的450億美元略高一些,卻遠低於1958年的531億美元。1962年的實際谷物產量0.96億噸,棉花產量75萬噸,與預測數字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當然,這裡有一個自然災害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的問題,而自然災害是無法預測的。但從目前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看,把三年困難時期的經濟倒退主要歸因於老天爺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應該提出的問題是:市場失控固然會導致經濟危機,但計劃失控造成的后果同樣不堪設想,只是當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人民公社把中國帶入空想社會

  關於人民公社,報告認為,人民公社是在“大躍進”基礎上出現的“一場大膽的、深刻的社會革命,超過了共產主義以往在共產黨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實踐,是史無前例的”。“如果大躍進和公社的改革經過一段時間獲得成功,他們就有可能把中國帶入歐文式的空想社會,加快共產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強國的進程。”這正是當時毛澤東心中的目標。

  除了短時間存在的公共食堂和對家庭的沖擊以外,報告敏銳地指出了人民公社的實質是鄉社合一,“試圖成立中國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單元”,把“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集中到一個單獨的行政單位”,從而構成農村社會的基層組織。如果城市公社計劃再取得成功,那麼就徹底完成了“中共政權強大的控制系統”的建構工程。

  正如中情局看到的,“在組建公社的運動中,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無疑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共當局“通過一舉實現公社這個基本設想,給社會革命提供一個新的動力”,使中國“佇立在意識形態進步的前沿”,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樹立一個實現偉大革命理想的榜樣。

  基於這種分析,中情局對人民公社的未來做出了比較正確的估計。雖然中共當局在1959年由於遇到了許多困難,不得不“繼續調整公社體制”,採取一些“可能會更實際、更符合地方條件”的措施,但中共“肯定會繼續堅持公社的方針,不會有大的改變”。

  結果也正如報告所說,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國一直存在到1983年。

  毛澤東仍是中國一號人物

  中情局用大量篇幅對中共的統治地位進行評估和預測,大體符合歷史的實際發展。

  雖然1956-1957年中共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確實引起一部分農民和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但中情局1958年5月的報告“相信中共有能力繼續牢固和有效地控制中國大陸”,並指出,“很難預測群眾的不滿在最近的將來能夠轉變為有組織的和積極的反抗。這種不穩定將繼續保持在現有水平上,可能會發生孤立的偶發事件、小規模的反抗,特別是在鄉村和少數民族地區”,而“大多數中國人對政府的反應仍可能是默許的態度”。

  不過,還有一點報告沒有注意到,當時中國民眾的不滿,主要是針對基層干部的,而對於黨和政府,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廣大人民還是擁護和寄予極大希望的,因此才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起的壯觀景象。

  報告還特別分析了毛澤東宣布辭去國家主席而保留黨的主席后所引起的種種猜測,認為雖然在一系列政策方針上黨內都存在著分歧意見,但“毛澤東的決定不是黨內有任何反對他領導的意見而促動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決政策問題和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作為黨的主席,他仍是國家的一號人物”。其理由是,“如果黨內出現一個打算排擠毛的集團,按照邏輯應先把毛從黨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國家主席來維持他的公眾威望和象征意義”。

  中情局斷言,即使因為毛澤東去世或喪失能力而導致黨內權力斗爭,也“不會威脅到中共政權控制國家的能力”。

  這個判斷大體上是不錯的,但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固然不是因為黨內有任何反對意見,但與中共領導人之間經濟政策的分歧密切相關。八大提出設黨的名譽主席表明,毛澤東這時已經有意退居二線。后來,毛澤東提出反“反冒進”,以后又搞“大躍進”,實際上直接站在最前沿指揮經濟建設。1958年底,“大躍進”造成了明顯的經濟混亂,困難重重,黨內外意見紛紛,毛澤東難以收拾殘局,不得不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退居二線。

  中蘇同盟不會破裂

  中蘇之間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開始陸續出現一些意見分歧。評估報告認為,“中國幾乎肯定將保持與蘇聯的牢固結盟”,“將繼續承認莫斯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袖”,隨著中國地位的加強,“將來肯定會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損害我們所評估的這一時期的中蘇合作”。

  直到1959年7月28日,中情局仍斷定:“在我們評估的這個時間段,中蘇同盟將會保持緊密合作,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當然,蘇聯在聯盟中將繼續保持領導地位。”盡管中蘇之間存在分歧,但“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而必須維持現狀”,“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斷要求這兩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相互為對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聯盟本身”。

  中情局對中蘇關系前景做出的樂觀估計,主要出於理性的分析,認為中蘇在戰略利益上完全一致,他們要對付的共同敵人是美國,所以不會做出自相殘殺的蠢事﹔此外,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都要倚賴蘇聯的幫助,所以必然服從莫斯科的指揮。殊不知,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廬山決定,他要向赫魯曉夫及所有懷疑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人“宣戰”。半年以后,中蘇分歧便公開化,兩個盟友反目成仇。

  中國無力發展導彈和核武器

  談到核武器問題時,中情局認為,“到1963年,中國幾乎肯定還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發展導彈或是核武器”,蘇聯可能會向中國提供核武器,但是核按鈕將掌握在蘇聯人手中。即使不在中國部署核彈頭,“隻要中蘇的利益需要,它們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現在看來,這些判斷是完全錯了。個中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如情報來源有限,文化背景存在較大差異,以及對共產黨國家決策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等。此外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毛澤東把中國帶入世界強國之列的遠大抱負,實現社會主義宏偉理想的頑強精神,以及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堅定信念。他為了實現這一切而展現出的個性中的許多東西,恐怕是難以納入理性分析的。

 

 

來源:《文史參考》

(責任編輯: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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