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978年11月15日 天安門事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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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原口述:

羅瑞卿大將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

口述︱羅原   撰文︱紀彭  

2010年08月01日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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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這位深受毛澤東信任的開國大將,曾擔任第一任公安部長,多次陪同毛澤東出巡,后擔任總參謀長,卻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從那一天起,文革開始進入倒計時。羅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動蕩中沉浮不定,感受人間的冷暖炎涼、悲歡離合。

  羅瑞卿,這位深受毛澤東信任的開國大將,曾擔任第一任公安部長,多次陪同毛澤東出巡,后擔任總參謀長,卻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從那一天起,文革開始進入倒計時。羅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動蕩中沉浮不定,感受人間的冷暖炎涼、悲歡離合。

  一個家庭的苦難也是一個民族的苦難。我們懷著復雜的心情,找到了羅瑞卿大將的兒子羅原。羅原,羅瑞卿的小兒子,生於1953年,因文革中斷了學業,后來在中國-歐洲共同體管理項目(即現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獲得MBA學位,與幾位朋友共同創辦北京標准國際投資管理公司,現任該公司董事長。


  6月30日下午,羅原在北京寬街附近一處四合院裡接受本刊專訪。他的書房全是中式陳設,很朴素但是很舒服,書桌略顯凌亂,隨意堆放著《希臘精神》和《西方哲學史》等書籍。羅原個子挺高,臉龐清瘦,和照片裡的“羅長子”真有幾分相似,他一見面就笑著說:“父親風光的時候,我還小,我知道的都是倒霉的故事。”

  林彪:羅瑞卿是誰的人?

  1959年廬山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和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打倒以后,毛澤東起用林彪做國防部長,林彪提名我父親做總參謀長。按理說,我父親應該是林彪的人,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較低。在他眼裡,隻要忠於毛主席就行了。這也是我們家庭教育的縮影,父親的經歷很簡單,所以我們家的教育也很單純,是非常正統的教育。在很長時間裡,我們都覺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而現實的復雜都是我們在社會上慢慢學到的。

  從我父親的政治生涯看,他早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大革命失敗后,他沒趕上參加南昌起義,所在部隊就被張發奎繳械,打散了。后來從上海坐船到福建,加入張鼎丞的閩西縱隊。等到紅四軍打福建的時候,毛委員把他帶走了,之后就一直在軍隊,跟隨毛主席。從1959年到1964年,是我父親在政治上的上升期。1959年4月,他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又兼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后來又出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1962年9月,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如果說他在政治上感覺到有什麼問題,那應該是到了1963-1964年全軍大比武的時候。大比武剛開始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賀龍、葉劍英都很支持,主要的領導人都分期分批地去看大比武。全軍興起軍事訓練的高潮,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在全國各大報紙都宣傳,非常熱鬧。那時候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有一次去看夜間軍事演習,心裡非常高興。我記得當時還發了一袋食品,裡邊有一根香腸、一個雞蛋、一個面包,還有一段酸黃瓜。在60年代,能有這樣好吃的東西,很不容易,所以當時感覺太美了,就跟過節似的。

  沒想到,大比武引起了時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兼任國防部長的林彪的不滿。這也是人之常情,一個人長期生病,忽然有一個有關軍隊的大事,和他一點關系都沒有。他有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1964年的全軍大比武本來是為了進一步促進部隊的軍事訓練,提高全軍的軍事素質和戰斗力,但這一做法卻不符合林彪此時的治軍思路。早在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隊 “四個第一”的觀點,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比武顯然與他的“四個第一”不一致。因此,對於這次全軍大練兵和大比武,林彪是很不滿意的。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機,再次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說:“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他甚至說,軍事訓練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並要求1965年應當著重抓政治。林彪的講話作為《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下發全軍貫徹執行。在林彪的壓力之下,大比武活動就這樣偃旗息鼓了。父親對此很有一些看法,他曾經說:“不要搞空頭政治”,“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頭政治,哪裡有這種政治!”“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

  大比武之后,林彪認為羅瑞卿不聽話,同他有二心,不禁問出“羅瑞卿是誰的人?”其實,大比武是賀龍主持軍委工作時搞起來的,父親是執行者。林彪反對大比武,這就必須要說到林彪、賀龍和我父親之間微妙的關系上了。

  一仆二主:父親被夾在林彪與賀龍之間

  父親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屬,按說應該屬於林彪的人。當時因為林彪身體不好,中央就叫賀龍主持軍委工作,我父親是軍委秘書長,自然和賀龍接觸多起來,有什麼工作也主要是找賀龍商量。其實,賀龍和父親從來就不是“一個山頭”上的人,也沒有共過事,只是因為工作關系接觸比較多,脾氣秉性比較近,私交也挺好,兩家就逐漸走得比較近了。

  賀龍是個很有情趣的人,喜歡釣魚、打鳥,哪有什麼好吃的就去吃,哪有好玩的就去玩。所以,我小時候就很喜歡賀龍。見到他,他會大聲叫我:“兒子,過來抱抱!”然后把一點好吃的分給我。在賀龍家,你就是在地上打滾都沒事。所以,我們家的孩子都很喜歡賀龍。 大比武之后,林彪的反應使父親逐漸感覺到壓力,他也想辦法找機會彌補與林彪之間的裂痕。有一次,父親去看林彪,林彪批評他“封鎖我,不來我這裡!”還有一次,葉群對父親說:“以后你來找101(指林彪),不要先打電話。你一打電話101就緊張、出汗,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情。你不如直接來匯報比較好。”后來父親就這樣做了。沒想到不久又傳出話來:“羅瑞卿不打電話就來,這是要想林彪早死。林是病人,不打電話直接就來,他很緊張。”這樣,在處理和林彪的關系上,父親很為難。

  那時候林彪也有意想拉著我父親。有時候葉群會邀請郝治平(羅瑞卿的妻子)去家裡,送一些剪花,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去林家的時候,葉群曾對媽媽說:“他們兩個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我們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間緩和一下就好了。”我母親更是一個簡單的人,她不理解一個國防部長和一個總參謀長在一起,女人摻乎啥呢?我母親回憶說,有一次葉群來找她,說101身體不好,不能經常帶著你們去玩。我想這話就是特指賀龍的。葉群還說:“101不能出門,我們家的孩子都比較內向。你家的孩子多活潑,能不能帶你家的孩子來玩。” 后來父親帶我去林家,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我記得父親帶我去看林彪,就和去賀龍家完全不同。去之前就非常緊張,提前叮囑我:“林伯伯是個病人,去了以后不要吵。”最后還囑咐我“到那,見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到處亂跑,不要吵鬧”。我想那時候父親已經感覺到了壓力,要不然他見林彪不會這麼緊張。

  那次去見林彪,我印象很深。我記得我們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一進門就感覺到一種壓力,屋裡所有的窗帘都是拉著的,光線很昏暗。由於事先千叮嚀萬囑咐,我很緊張。父親帶著我走進林彪的房間,我已經記不得房間裡是什麼樣子了,隻記得林彪坐在那裡,臉色非常白,他看了我一眼,我抓著父親的手,叫了一聲“林伯伯”就出去了。

  蒙冤跳樓,“自絕於人民”?

  父親在林彪和賀龍之間,雖然有點難受,但是從沒意識到會出這麼大問題。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忠於毛主席的。為什麼要在文革前打倒羅瑞卿?這個事情現在說法很多。我覺得,文革前,在元帥裡毛澤東能用的隻有林彪,由於7000人大會上林彪的表現,當時毛澤東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帥,朱德已經高高挂起,彭德懷已經被打倒了,劉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賀龍是二方面軍的,陳毅是新四軍的,羅榮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的,而聶榮臻和葉劍英在軍隊裡的威望也趕不上他。林彪是一方面軍的,在元帥裡最年輕,排名緊隨朱、彭。所以數來數去,毛澤東隻剩林彪可用,也隻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在父親這個位置上,被上級批評是常事,他不覺得主席、元帥們批評他有什麼問題。可12月會議卻很不尋常。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分為三個小組,組長分別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葉群在會上分三次作了近10個小時的發言,講得有聲有色:“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對於這樣的突然襲擊,事先父親一無所知,會議召開時,他正在雲南昆明巡視部隊。他到昆明那一天,解決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即已開始,父親卻蒙在鼓裡,對12月會議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開會的通知。當時會議給父親列了三大“罪狀”: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

  12月會議后,氣氛明顯有了變化。當時,我們家正修房子,父母住在釣魚台,孩子們因為就近上學則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父親從上海開完會回來,就不能回釣魚台了,直接住到了新六所,他也不大愛講話了。我后來才知道父親遭到隔離審查。

  到1966年3月,對父親的批判升級了。逐漸給父親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親跳樓自殺,把腿摔斷了,然后送到北京醫院治療。由於當時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父親被隔離審查,申辯無門,倍感屈辱。他不願背著“反黨、反毛主席”的惡名苟活於世,為明心跡,他在夜裡從關押自己的三層樓上憤而跳下,准備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時我上小學六年級。學校組織學生在石景山鋼鐵廠勞動十天,住在廠裡,就在這期間發生了父親跳樓的事情。我從石景山回到家裡,就再也沒見到他,我的一支小氣槍也不見了。我很喜歡這支槍,回來就找,但是找不到。家裡工作人員也不告訴我,隻說氣槍壞了去修了。我挺郁悶的,但也沒多想。現在想想,其實是對家裡採取了措施,收繳家裡的武器,以防不測。

  之后家裡的變化就比較大了。12月會議父親遭到批判,只是免除軍職,地方的職務還沒有撤。可父親自殺未遂后,就完全不一樣了,按照共產黨的說法就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上升為“敵我矛盾”了。他跳樓之后,直到1972年以前,我再也沒有見到父親,也不知道他在哪裡,隻從報紙上知道父親是個反革命,是人民的敵人,也沒有想過將來還能見到他。

  抄家之后,每月隻有20元生活費

  1966年,我上初中一年級,文革爆發了,學校也就不上課了。記得復課鬧革命的時候,我去學校上過一節化學課,我還記得課的內容是“鎂帶的燃燒反應”,下課后我被2個同班同學和1個外班同學打傷,從此就不再去學校了。文革剛開始不久,有一天,一大幫高干子弟,集體來我們家抄家,他們用皮帶打我的媽媽、剪我媽媽的頭發,當時我姥姥和姥爺也住在家裡,也遭到了他們的毆打和侮辱。姥姥、姥爺后來被押送回老家,姥爺含恨自殺,姥姥不久也死了。這些孩子都是我和我姐姐的同學,他們的父親和我父親級別相近。這件事情對我刺激非常大,教育也很深。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經過這個事情之后,我和這些同學就不再來往了。

  這以后,家裡條件就完全不一樣了。原先照顧我們生活的工作人員都沒有了,我們隻能自己買煤、買菜,暖氣和熱水也都停了,開關就在一個鎖著門的操作間裡。我哥哥有一次砸開玻璃,把開關打開,一下子家裡就暖和了,但工作人員隻要一發現,就立馬關上。這是一種很無聊的做法,無非就是讓你生活上難受。那時候,隻要出門,胡同裡的孩子就會拿石頭砸你、侮辱你、向你吐口水,這都是家常便飯。你會發現非常孤立,沒有任何地方能尋求保護,隻能忍著,除非你自殺。

  到了1967年,我們搬家到了白塔寺附近華嘉胡同的一個小院子裡。那時,組織上一個月發給20元生活費,所以也餓不死。后來我們知道,這個錢是從父母的工資裡扣除的。秘書們住在正房,媽媽和我們這些孩子擠在西廂房的3間小房裡。這時,也有一些人暗中幫助我們。我們不會生爐子,大師傅就把一個燒好的蜂窩煤端來。做飯的時候,發面發不好,不是鹼大了,就是發酸了,他就幫我們弄好。這些底層工作人員,都是暗中幫助我們,不能被秘書們看見。秘書們負責看管我們,他們自己也在被審查,對我們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他們也要靠這些來洗刷自己。

  1968年初,媽媽也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后來兄弟姐妹紛紛離開,有工作的、有插隊的。學校通知我去吉林插隊,當時就剩下我一個人了。臨走的那天晚上我還想,鑰匙怎麼辦呢?其實,擔心是多余的,早晨我出門時,我們家一個秘書從外面回來。我們倆打了一個照面,一句話都沒說。從此以后幾年,我們家在北京就沒有立錐之地了。

  913之后,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探望父母

  從景山學校通知我到吉林插隊開始,一個月20元的生活費也就沒有了。不去插隊就隻有餓死。我離開北京時並沒有多想,也對農村完全沒有概念。同行的人大都是景山學校的同學,所以也沒有覺得多生離死別,反正北京也沒有家了。在農村生活一陣子之后,覺得插隊也有插隊的好處,離開了北京這個政治漩渦,可以獲得一種安寧。隻要好好勞動,掙足自己的口糧,不會有什麼事情來麻煩你。

  從1969年到1973年,我在農村插隊,這個時候父親被秘密關押在衛戍區的一個摩托連,母親被關在秦城監獄。1971年9月下旬,我偷聽蘇修電台,第一次聽說了“林彪墜機身亡”,不久,一個從北京探親回來的同學告訴我,“林副主席叛逃,飛機掉下來摔死了!”我當時非常震驚,但是並沒有立刻意識到這件事會和我的命運有什麼聯系。

  老鄉們卻比我樂觀。記得是1972年的春天,我們知青和老鄉一起在地裡勞動。天上飛過一架撒農藥的飛機,有個老鄉就說,“這說不定是來接羅原的,現在林彪倒台了,他爸爸可能要恢復了。”

  1972年春節前后的一天夜裡,下著大雪,生產隊的治保主任來找我,當時集體戶裡的知青都回家探親了,就我一個人在,他進來時拿著一封信,很緊張,叫我趕緊看看。打開信封一看,是中央軍委辦公廳的調查函,詢問我的情況,大隊回復,說我“思想政治上一般,勞動和群眾關系比較好”。當時治保主任很生氣地罵道,“他奶奶的!要是說你思想很好,你不就能回去了麼!”

  到了后半年,政策開始鬆動,我們就經常回北京。有的人家被允許去監獄探監,我們就一起交流怎麼能去探監。那時候我們在北京沒房子,回來以后就找朋友借住。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濟一些,還有就是靠偷,畫月票、火車票。我們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沒有革命理想,本能地追求快樂,找點樂子,去誰家聽一個好的唱片、聽一個手風琴高手的演奏、一起去洗個熱水澡、有人請你去喝一瓶酸牛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同時我們開始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個家,當然也要求繼續發放生活費。我們直接把信寫給毛澤東,信封上寫“偉大領袖毛主席收”,落款寫是“羅瑞卿的子女”,這種寄信的方式有人試過,中央可以收到的。我們也很快得到了回應。一天,來了兩個軍人,當時我們還挺緊張,可他們態度很和藹,告訴我“寫給毛主席的信收到了”,並給我們在景山后街的大樓裡分了兩間房子,恢復了每月20元生活費。不久又通知我們“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這時候我真覺得生活有點希望了。1973年底到1974年初,爸爸、媽媽相繼恢復自由了。那時候住在招待所,一家人終於可以經常見面了。

  福州養病,皮定鈞准備拉隊伍上山

  父親恢復自由后,一直住在總參招待所,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長,也不叫同志。每個月發80元生活費。這段時間父親一直在讀書,看魯迅全集,看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他很謹慎,基本不說什麼。后來張愛萍將軍介紹福建有個老中醫,能治他的腿病,組織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我那時候沒有工作,就在福州照顧他。

  這段時間我和父親聊得比較多。我問父親,在暴風驟雨之前,為什麼你完全沒意識到危險?為什麼他們這麼整你,把你往死裡整,你還對毛澤東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說:“你們可以批評我,這很容易。但是我們對毛澤東的信任,不是憑空產生的。”父親說,長征的時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隻要是毛主席在指揮,仗就打得好,比較順,沒被天天追著打。“你不要覺得我們都沒腦子,那個時候我們對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我那時20多歲了,沒工作、沒學歷,連戶口都沒有。父親最擔心的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前途,他覺得對不起我們,我們則盡量化解他心中的苦悶。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皮定鈞給了我們很多照顧。雖然父親和皮定鈞以前沒有共過事,但他一直很尊敬我父親。我們家的日子剛好過一些,又趕上“批鄧”和周恩來去世,政治空氣又緊張起來。最緊張的時候,皮定鈞告訴父親,他准備拉著隊伍上山。“羅總長你腿不好,我們抬著你,你告訴我們怎麼打,我們就怎麼打。”父親是一個很矯健的人,喜歡運動。騎馬、游泳、乒乓球都很在行。現在坐在輪椅上,人就很沉默了。至少在那個時候,父親一直憂心忡忡,並沒有解脫。

  直到1975年建軍節的時候,父親以中央軍委顧問的身份參加了軍委招待會,第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從那以后,他便在全國各地走了走,畢竟他在監獄裡時間太久了,希望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放鬆一下自己。

  父親恢復名譽之后,我的政策也跟著落實了,在1975年初我當了兵。那時候,當兵就是一種落實政策,起碼可以解決戶口,其實我當時很不想當兵,由於文革,我覺得軍人就是軍管人員,就是法西斯。媽媽說要是不當兵,我連戶口都沒有,隻有農村戶口。后來找了彭紹輝副總參謀長,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軍區當兵。皮定鈞交代了31軍政委,告訴他我的身份。當時文革還沒結束,事情隨時有可能變化。那個政委交代我:“有人問你的家庭情況,你隻能說兩點。第一你是北京的,第二你父母是國家干部,其他什麼也不要說。”直到上車還反復叮囑!

  在福建當兵的時候,媽媽給我寫了信,信上說了很多,“你13歲家裡就出事,叫人打,叫人欺負,又到農村,現在剛剛好一些,你又得去當兵……我們很對不起你。”我很難受,給媽媽回信:“媽媽,你千萬不要這樣想,這些年,我們苦是吃了一些,你們也吃了苦,我也吃了一些苦,但是咱們家的苦還有人補償,還有人給平反,補發工資,還恢復待遇,中國老百姓的苦難呢?餓死那麼多人,有人補償麼?今后,咱們永遠不要提我們家的這點苦……”我媽媽收到這封信非常感動,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邊,逢人就說“我兒子很棒,他有這個覺悟。”

  粉碎“四人幫”之后,鄧小平提議我父親當軍委秘書長。那年父親72歲,他說:“不能站起來,怎麼當好軍委秘書長?想下部隊,坐在輪椅上可不成。” 父親想治腿病,當時德國在這方面技術最先進,但我們和聯邦德國還沒有外交關系,老帥們倒是有點擔心,怕出危險,說風險太大﹔媽媽覺得最多是治不好,從沒想到還會有更為嚴重的后果。由於父親堅持要去,最后鄧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見。1978年7月18日,在媽媽的陪同下,父親住進了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經過醫院內外科檢查,決定於8月2日手術。上午7點,父親進手術室,到中午12點左右手術順利完成,很成功。傍晚,父親從麻醉中清醒過來以后,還對為他手術的醫生用英語說:“晚上好,謝謝你。”醫生替父親把手術后的左腿搬動了兩下說:“明天你就可以下床。”兩個人都笑了。一直到晚上12點多,父親的情況仍然平穩。沒想到次日凌晨2點半,他突發心肌梗塞。當媽媽趕到醫院時,父親已於波恩時間8日凌晨2時40分離開了人世!

  

來源:《文史參考》

(責任編輯:張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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