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北京華星國際影城副總經理劉暉紅腫著雙眼走出看片會現場，身旁的幾十位女性院線經理，個個難掩痛哭過后的神情。這些閱片無數的電影業內人士，誰都沒能抵住這顆名為《唐山大地震》的重磅催淚彈。

　　“哭到最后已經不加掩飾了，”接受本刊採訪時，劉暉不經意地用吸管折磨著杯中的一片檸檬， “哭真的可以傳染。我們這場的女性觀眾們都沒能忍住，影院裡哭聲一片。”

　　32年情感困境 地震孤兒自我救贖

　　這部被業內人士給予諸多溢美之詞的《唐山大地震》，是導演馮小剛歷時2年，轉戰多個外景地打造的一部情感巨制。劇組在唐山外景地更是找來了許多曾經歷過唐山大地震的群眾演員參與演出，主演徐帆坦言：“我從藝20多年，從沒見過這麼好的群眾演員。”這些群眾演員不僅僅是在扮演一個角色，更是在向唐山——這座鳳凰涅槃的城市表達著一份深情。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來當群眾演員，有人問她為什麼帶這麼小的孩子來拍這麼苦的戲，這個媽媽說：“地震的時候我就她這麼大，我想讓她知道我就是這麼過來的。”

　　《唐山大地震》雖被打上國內首部Imax電影的標簽，但在更多的人看來，電影最能打動人的，是它的情感。有好萊塢媒體曾經評論，《唐山大地震》是華語電影少見的直指人性的情感力作。

　　縱觀整個劇情，“情感”二字貫穿始終。1976年的唐山，卡車司機方大強，妻子李元妮和他們的龍鳳胎兒女：方登、方達一家，過著溫馨和睦的生活。7月裡的一天，常年在外跑長途運輸的方大強回到家，凌晨，方大強和李元妮躲在大院外的卡車上親熱，突然，地動山搖。方大強奔向屋裡睡熟的孩子們，卻被淹沒在廢墟中再也沒有回來。方登和方達被同一塊樓板壓在兩邊，救其中的一個就意味著要放棄另一個。李元妮痛苦地選擇了從小體弱多病的弟弟方達，兩個孩子都聽到了母親撕心裂肺的選擇。震后，李元妮獨自撫養兒子，堅強地活下去。本已走向死神的方登，卻在一場大雨中意外蘇醒，她被軍人王德清夫婦領養並得到悉心照顧。但是32年來，她始終無法釋懷的，就是被媽媽拋棄，也因此宣稱自己是個孤兒。直到經歷了汶川地震救援工作，親眼目睹了另一位母親撕心裂肺的痛苦，方登才解開這個困擾她半生的心結。

　　電影根據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的中篇小說《余震》改編，小說講述了唐山大地震對7歲小女孩王小燈造成的心理沖擊和對她一生的影響，用主人公心靈救贖的故事傳達出對家庭、親情的依戀，被文學界認為是“至今寫地震寫得最好的小說”。

　　張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這篇小說的誕生源自偶然間看到的一則故事，故事講述唐山大地震后，一群地震孤兒從震后的唐山坐火車到石家庄育紅學校，一路上大人們以為他們要哭成什麼樣，可是他們沒有。他們吃著蘋果，神情麻木，有幾位甚至微微的有一絲興奮。到了育紅學校，孩子們給大家匯報演出，載歌載舞，結果大人在底下看著受不了，哭成一片。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了作者。

　　34年前，這個真實故事的小主人公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一次大遷移，這些剛剛失去親人的地震孤兒，又是如何面對自己接下來的人生，筆者試圖回到張翎最初的感動，去揭開當年的那一段歷史。

　　1976年，7月28日，凌晨3點42分，相當於400枚廣島原子彈威力的裡氏7.8級大地震在唐山爆發。23秒后，一座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瞬間被夷為平地。24.2萬人喪生，16.4萬人重傷，7200多個家庭消失，一夜之間，4200多個孩子失去父母成為孤兒，這些孩子年齡最大的16歲，最小的出生不過百天。“地震孤兒”如何生活下去，牽動著所有人的心。

　　唐山、石家庄和邢台等地立即在最短時間內建立了5所孤兒學校。其中，石家庄育紅學校的故事最為大家所熟知，這所規模最大、設施和管理最好的特殊福利院，存在了8年之久，600多名孤兒在這裡度過了他們的童年。

　　十天為孤兒建家  “那是個憑空創造的奇跡！”

　　1976年8月28日，唐山大地震剛剛過去1個月，時任石家庄第二中學黨總支書記的董玉國接到了市領導布置的一項特殊任務：“籌建育紅學校，為唐山地震孤兒們建個家。” 第二天，作為育紅學校黨總支書記的董玉國奉命前去報到時，所謂“育紅學校”還只是個概念，沒有地址，也看不見任何東西。他唯一知道的是，10天之后，第一批唐山孤兒就要到來。

　　當務之急就是選址，“開始推薦的是救濟院，但考慮到離市區較遠，最終選擇了位於長征街的工人政治學校。因為考慮到工人政治學校是個小二層樓，有25間房，還有一些平房，一個小禮堂，比較適合做封閉式的學校。”董玉國老人回憶說。

　　地址選好了，各類人員也需要很快配置起來。在短短十幾天的時間裡，董玉國要與另外兩名負責人從171個單位緊急抽調260多名有經驗的優秀教職員工。

　　“我記得當時市領導有這樣一句話：‘人員到位要快。誰不願意被抽調，就帶他去唐山看看，看看那裡的廢墟，看看那裡的孩子們。然后，回來接著干！’”這句話董玉國老人記憶猶新。

　　9月6日，第一批孩子被褥還沒有備齊。市裡把一大批布拉到橋東區，讓街道組織趕制。7日早上，幾百條嶄新的被子、褥子就送到了育紅學校，有汽車拉來的、自行車馱來的、手推車推來的……

　　有了被褥卻沒有枕頭，董玉國面對200多個空枕套犯了愁，育紅學校附近一所小學的校長拍著胸脯說：“我包了！”他到自己學校，集合起全校學生，說：“同學們，唐山市的紅小兵后天就要到了，咱們要用實際行動歡迎他們。今天放學，你們一人帶兩個枕皮兒回家，請爸爸媽媽把枕芯灌上，木棉也行，高粱花子也行！”第二天早上，所有上學的小朋友，胳肢窩下都夾著兩個鼓鼓囊囊的新枕頭……

　　與此同時，唐山孤兒要來的消息，震動了整個石家庄市。各行各業的人爭相出人出力出錢，在短短十多天的時間裡，桌椅、床鋪、教學器具均已到位。“解放路商場，隻要我們這裡需要什麼東西，打一個電話就立即送過來。”從新華區文教科臨時抽調的劉俊琴說。糧店送來了最好的細糧，菜店送來了最新鮮的蔬菜，肉店送來了最好的肉。

　　“那時，市領導有這樣的要求：孩子們進門應該要什麼有什麼，和家裡沒有任何區別。”董玉國說，“就連孩子們的小梳子、擦臉油什麼的小物件，都一應俱全，擺放得井井有條。”

　　房管局的人粉刷了房子，打掃衛生，學校老師、員工的調動，十天，全部到位！“那是個憑空創造的奇跡！”多年后，董玉國這樣感嘆。

　　面對歡迎人群 孤兒們異乎尋常的成熟

　　正在石家庄熱火朝天准備之時，幾百公裡外的唐山，孤兒們懷著忐忑的心情踏上離家的路。9月8日清晨，天有點兒陰。火車站廣場上人很密，所有的孩子都穿著藍色的衣服，胸前挂著寫上了姓名、年齡、籍貫的白布條。那麼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處是尖細的嘰喳聲。

　　不少孩子細細的手腕上有兩隻手表，那是父母的遺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護著家裡僅存的財產﹔還有許多孩子，脖子上挂著縫紉機頭，重物壓彎了他們的腰。他們每個人都背著一隻鼓鼓囊囊的新書包，裡面裝著各個收養單位送的水果、點心、日用品。

　　火車開動了，有的孩子趴在車窗望著外面的景色，大一點的孩子，還沉浸在失去父母的痛苦當中，沉默不語，有的還不住地抹眼淚。一路上，沿途各市的領導人都到車站迎送，送上各種食品。

　　帶著這一路的祝福，孤兒專列駛進了石家庄火車站。為了拉近和孩子們的距離，接站的董玉國操著一口唐山話跟孩子們說話，這些孩子看著他一愣，一些很小的就爭著喊他爸爸，董玉國摟著孩子們就掉下了眼淚，說：“我是你們的爸爸，我就是你們的爸爸。”多年后，很多已經長大的孤兒們還是管董校長叫爸爸。

　　在育紅學校裡，綠豆粥和炸油條早已准備就緒，洗澡水也准備好了。但是孩子們沒一個吃的，很多年紀小的哭著叫著要回家找媽媽。

　　一位育紅學校的老師回憶：“孩子們有的頭砸傷了，有的胃膜砸傷了，還有出疹子發高燒的，還有急性肝炎的，狀況都很不好。”

　　孩子們洗完澡，服裝廠和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就在那兒等著了，要給他們一個個量衣服鞋子的尺寸。衣服連夜趕制，第二天早上7點，每個孩子的枕頭邊都放了三套新衣服。

　　唐山孤兒們坐著大轎車進入市裡為他們舉辦的歡迎會會場。花環隊、花束隊、腰鼓隊、老人、娃娃??夾道歡迎，這些歷經苦難的孩子們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成熟，沒有哭鬧，沒有混亂，有的孩子甚至還在車上向歡迎的人們招手。

　　在歡迎大會上，一個13歲的男孩上台致辭，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男孩卻能控制住自己，一板一眼，講得清清楚楚。只是說到“爸爸媽媽死了。是解放軍叔叔救了我”時，他掏出手絹擦開了眼淚，但卻咬著牙沒哭出聲，又接著講下去。

　　石家庄和唐山兩地的小朋友的同台演出，讓會場上悲傷的氣氛達到了頂點。觀眾哭，在后台的大人也哭，為孩子們伴奏的老師們哭成一片。坐在台下的市委書記情緒過於激動，突然冠心病發作，昏倒在地！

　　9月28日，第二批地震孤兒183人也從唐山來到石家庄育紅學校。29日，第三批153人也來了。開辦“育紅學校”，使石家庄成為全國集中救助唐山地震孤兒最多的城市。有資料顯示，從1976年9月7日首批接收，到1984年“育紅學校”結束其歷史使命，8年歲月中，共有650名唐山孤兒在“育紅學校”生活、學習。這些孩子當時年齡最大的不到16歲，最小的僅僅6個月。

　　現實版孤兒“方登”：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

　　在電影中，大地震並沒有讓“孤兒”方登命喪黃泉，媽媽的一個撕心裂肺的選擇卻把她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整整32年未曾走出。現實中，唐山孤兒的心理狀況更加令人擔憂。

　　一般情況下，70%有創傷經歷的人即便沒有經過任何心理輔導，也可以在半年或幾年后自然痊愈﹔而另外的30％，則會在心理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可能從創傷發生的一瞬間一直延續到幾十年之后，一部分會表現為抑郁、疲乏、驚恐、焦慮、酗酒、失眠、進食障礙等症狀。經歷地震的小孩常常出現害怕等症狀，同時對地震的理解產生偏差，很長時間內沉浸在恐懼焦慮中。最令人遺憾的是，當時國內的心理干預，心理救助領域還是空白。

　　“還是在孤兒院的時候，常夢見父母遇難時的樣子。醒來，就會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那時候，唐山孤兒李寶霞腦海裡總會看見母親那張蠟黃的臉，然后是父親的鼻子和嘴，上面都是血。還是小姑娘的寶霞離他們很近，能看到他們沒有呼吸。地震孤兒中的一些小女孩兒，還表現為戀父情結很嚴重，和同齡人相比心理發育有些滯后。

　　福利院物質生活的充裕並不能彌補他們精神上所遭受的創傷。這些在異鄉的孤兒過早地懂得了察言觀色，如履薄冰地生活。34年前，隻有6個月大的唐山孤兒黨育新的成長經歷，是他們中尤為典型的一例。被解救后的黨育新和500個唐山孤兒被送到石家庄育紅學校。在這裡，三個沒名兒沒姓的娃娃被重新起名黨育紅，黨育新，黨育苗，從此她們有了黨氏三姐妹的稱號。

　　育紅學校的孩子們過著半軍事化的生活——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定時睡覺、起床，一起玩耍，形影不離。有時這是一種快樂，有時這也是一種集體化的孤獨。黨育新記得，那時福利院的孩子特希望過年，因為隻有過年才有人去慰問他們。黨育新全家一共5口人遇難，惟有她活了下來。把她從廢墟中抱出來的解放軍說，在廢墟中，她不停地哭。父親最后一個動作，就是伸著胳膊，把她遞到廢墟的外面。

　　34年來，黨育新時刻都在幻想著自己有父母，但這僅停留在幻想。“我從小就沒有父母的概念，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我們孤兒就是這樣。有人說我們孤兒沒有教養就是因為這樣。”黨育新現在有時覺得自己很自私，覺得自己以前被虧欠的太多了，“工作后，我想買什麼，不論多貴我都買給自己，變相地回報自己。”

　　福利院裡，阿姨和藹得永遠像別人家的阿姨，從來沒人對她們這些孤兒嘮叨過。后來長大了，她很羨慕人家有父母的嘮叨。自己沒這個嘮叨，心裡總是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何處會碰壁。

　　黨育新的夢想后來差點成為現實。有一對奧地利的夫婦來收養唐山遺孤，“黨氏三姐妹”同時入選。福利院的阿姨說，誰乖，誰就有家。黨育新覺得自己最乖，肯定討人喜歡。最終，老大黨育紅被選去，因為她沒有任何親人。

　　黨育新不能去，是因為她終於找到了親人，她還有個姥姥活著。

　　后來，她被送到姥姥家。她和姥姥有親情，生活卻沒保障。姥姥沒有工作，生活很苦，需要舅母給生活費，每月20元，還要“看人臉色”，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孤兒院雖然孤獨，但畢竟不用為生計發愁。黨育新很想回育紅學校。

　　她給福利院的阿姨寫信，希望他們來接她。她不知道石家庄育紅學校1984年已經解散。等了許久，也沒有阿姨來接，她第一次真實地感覺到被集體“遺棄”了。

　　跟著姥姥的日子，沒人告訴她長大會怎麼樣。來例假了，她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她也不喜歡和姥姥說話，姥姥從來沒有告訴她爸爸媽媽的事，連一張照片都沒有。2004年姥姥去世，黨育新從此失去了所有的親人。

　　一邊學會自立 一邊忍受孤獨

　　集體生活培養了孤兒們很強的社會適應能力，他們一邊學會自立，一邊忍受著孤獨，福利院的童年時光對於他們來說，有得亦有失。1976年，2歲的杜明麗成為一名唐山孤兒， 1984年，她告別育紅學校回到唐山，“確切地說，我是回到唐山以后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才知道自己是從小失去了父母的孤兒，腦子裡邊開始有了印象，以前朦朧地知道，但是不清晰，那種感覺很不一樣。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當時並沒有特別的感受。我雖然沒了父母，可是，我從小在那樣一個集體環境裡長大，周圍跟我一起玩的伙伴，都是這樣的身世，老師對我們也特別好，所以對父母沒有那麼強烈，我說我挺幸運的，也不是特別悲傷。”

　　對於杜明麗的妹妹杜明艷來說，育紅學校的這8年則對她的性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事領導常說，艷子是集體裡長大的，走哪都能抱成團。“領導總說我有凝聚力，號召力，跟集體生活有很大關系，在那個環境裡長大的孩子比較合群，能容忍別人，比較自立，從小鍛煉出來了。”杜明艷現在在冶金礦山機械廠工作，還當上了銷售科長，作為一個孤兒，她對家看得特別的重。有時候跟同事們開玩笑說，“我死也得抱著我老公死，你們一拍大腿散了，可以回媽家，我去哪啊？”這玩笑的背后是對家庭的深深依戀。

　　“她們身后沒有家的支撐。”長期跟蹤拍攝唐山孤兒成長的常青很能理解他們的孤獨感。“那就是前后左右空無一片的感覺。”

　　1981年，初中畢業的李寶霞也將被送回唐山，雖然她舍不得老師，但想到回去，還是感到高興。“唐山畢竟是我的家。”她和哥哥弟弟三人都在冶金礦山機械廠的一個車間上班，彼此感情十分淡漠，“所以沒感覺我們仨那樣生活像個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沒有父母，你隻能靠自己。”對於生活中遇到的不順利，李寶霞總是用這句話鼓勵自己，相比較於常人，這些孤兒們更加成熟和自立。

　　對自己未來的丈夫，李寶霞沒有過多的要求。“隻要人好，能對我家人好。我就會嫁給他。”19歲時她經人介紹嫁給了比她大3歲的糧食局車隊司機田福利。“弟弟想要一個收音機。老田就花了150元給他買了一個。”那時候，每月工資都隻有幾十元。所以，老田向李寶霞提出訂婚時，她沒怎麼猶豫就答應了。這些地震孤兒中普遍都有早婚的現象，他們一般在20歲就結婚。

　　黨育新20歲時也早已在唐山參加工作，這一年“黨氏三姐妹”再次見面。

　　黨育紅已經完全是個外國人，紋身，抽煙，喝酒，不想回來。一直生活在福利院的黨育苗因為受到國家主席的接見，自此有點飄飄然。

　　領導來慰問，對她說有什麼事你來找我。自此育苗就相信，自己能通天。“小時候福利院的孩子都相信這種話，長大了才明白這是成人的話。”黨育新幽怨地說，“我從很小就不斷有人來給照相、拍片，我都習慣了。每年7月28日的紀念日我都好忙，忙著接受採訪，上電視。每年說的也都是那些。我一般都不拒絕，一拒絕別人就覺得我拿架子。我沒什麼事跡，不就是擺在那兒給人看嗎？總讓我感恩，從沒人關心，我能活下來就是一個奇跡。”

　　1999年，黨育新的婚禮，她請來中共唐山市委書記做自己的娘家人。她說這也是別人精心策劃過的。如今的黨育新已經習慣了鎂光燈，她堅持每天化妝，描眼線，面對接二連三來採訪的記者，說出來的話一套又一套。

　　黨育新總說一句話，我姓黨啊。於是大家都開玩笑，跟著“黨”走。她善於察言觀色，協調與眾人的關系，然而很少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看上去光鮮亮麗，其實內心很苦悶。她自小就被灌輸要堅強，要感謝黨，久而久之她也這麼想，隻有在喝酒時，才能看出黨育新的真性格，她喝得比誰都凶。

　　影片中的方登30多年無法釋懷對母親的怨恨，而現實中，過早失去親人保護的孤兒，早早地便成為了一個社會人。他們來不及恨誰，來不及幽怨，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生存保衛戰中，用時間，抹平一切傷痛。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像個正常人那樣有尊嚴地活著，實現他們的自我救贖。

　　參考資料：

　　《唐山大地震》，錢鋼著﹔《唐山大地震經歷者口述實錄》，張軍鋒主編﹔《兩代地震孤兒的心靈余震》，孫冉著

來源：《文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