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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的故事

嵩陽書院:中國儒家教育的一座聖殿

編撰︱佳音

2010年09月14日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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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在巴西利亞舉行的第3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批准,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在“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所包含的8處11項古建筑中,嵩陽書院是較為特殊的一處,書院的千年古院落不僅是建筑的藝術,更是華夏文化源遠流長的見証,在我國哲學史和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每一個儒家信徒的人生理想,在官學荒廢的時代,書院成為有志於兼濟天下者人生的重要一站。

  位於河南登封市區北的嵩陽書院,因地處嵩山之陽,故而得名。它的前身是始建於北魏孝文帝時的嵩陽寺。北魏時佛教盛行,由大德沙門生禪師在嵩山創建的嵩陽寺,香火旺盛,僧徒多至數百人。公元612年,隋煬帝為了讓道士潘誕為自己煉制長生不老的金丹,將嵩陽寺改為嵩陽觀,賜給他作為煉丹和生活場所。潘誕讓石工在嵩山上鑿了幾十個深達百尺的大坑,忙活了六年,金丹的冶煉仍然沒有成功。隋煬帝責問下來,潘誕說,這裡沒有發現石膽、石髓,但如果能得到童男童女膽髓各三斛六斗,也可以代替石膽、石髓來冶煉金丹。隋煬帝一聽大怒,即刻下令將他處死。到了唐代,嵩陽觀成為皇家行宮,更名奉天宮,唐代的幾位皇帝都曾親臨到此,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還兩次到嵩山訪著名道士潘師正。

  五代時期連年戰亂,社會動蕩不安,官辦學校逐漸衰落,書院成了繼承學統、傳遞學術薪火的“獨輪車”。避亂世隱居林泉的鴻學大儒,紛紛依山置田建宅,聚書授徒。嵩陽觀延續了唐代以來的興盛,觀內聚集了一批有遠見、有學問的道人。當時進士龐式和南唐學者舒元、道士楊納等人,在嵩陽觀聚課生徒,為太乙書院在此創辦打下基礎。后周顯德二年(955年)世宗柴榮將位於太室山麓風景秀麗、環境幽清的嵩陽觀改稱太乙書院。

  北宋初期科舉取士放開,得中進士后的遠大前程,刺激了宋代士子讀書熱情,但內憂外患使統治者無力興辦官學,採取了重取士而輕養士的政策,這種政策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嚴厲批評,卻給書院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這一時期涌現出多所著名的書院。1035年,北宋仁宗敕令重修太乙書院,更名為嵩陽書院,並置院長,賜田百畝,嵩陽書院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二程講學與書院的興盛

  慶歷四年(1044年),北宋開始大規模興辦官學,一些老牌的書院因為無法得到興學者的注意而走入了低谷。

  經歷了三次大規模文教改革之后,官學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和普及,統治者逐漸將官學養士和科舉及第結合起來,以培養科舉人才為目標的書院喪失了存在的必要,紛紛走向消亡或是被納入官學。嵩陽書院得以幸存,但官學色彩已較為濃厚,書院的土地被變賣,落得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境遇。

  使嵩陽書院走出低谷,進而聞名天下的,是從這裡走向整個中國,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的理學思想。程朱理學由北宋程顥、程頤創立,經其弟子楊時等代代傳承,至南宋朱熹完成,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借鑒了道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宋代思想家周敦頤被后世公認為理學的開山祖師。他一生未參加科舉,在學術圈內名不見經傳,甚至他的弟子也不常提起他,而他所創立的理學卻在后世影響深遠。

  周敦頤繼承了《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即“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他主張人要以主靜的方式進行修養,以達到中正仁義的崇高境界。這個學說成為周敦頤此后開辦書院講學,也是他教授弟子程顥和程頤的主要內容。

  一個關於孔子的弟子顏回的故事,是周敦頤思想的最好體現。顏回生活困苦,吃的是粗茶淡飯,住在破陋不堪的巷子裡,但是卻很快樂。周敦頤要二程思考,顏回為什麼心中如此快樂。他讓二程明白,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是物質的滿足,史書記載,二程聽完了這番教誨,“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程頤對老師的這種思想境界十分推崇,后來一次,程頤與自己的學生討論顏回不改其樂的原因,學生回答:“樂道而矣”。程頤卻說,顏回已經和道融為一體,周敦頤也是這樣,他已經達到了個人修為的最高境界。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年逾不惑的二程隨父親來到嵩陽崇福宮,由於崇福宮和嵩陽書院毗鄰,二程曾多次在嵩陽書院講學。不同於周敦頤不求聞達於天下的個人理想,以二程為代表的新儒學派,更加注重利用書院來傳播自己的學說。雖然有學者指出,二程后來所創立的扶溝明道書院才是書院和新儒學結合的真正開始,但作為他們最早登堂講學的地方,嵩陽書院在二程新儒學思想的傳播上發揮了奠基作用。

  二程在嵩陽書院講學10余年,對學生平易近人,宣道勸儀,通俗易懂,循循善誘。講學期間,程顥還親自為嵩陽書院制定學制、教養、考察等規條。史載,先后在嵩陽書院講學的還有范仲淹、司馬光、楊時、朱熹、李綱、徐應龍、劉光祖、王居安等人,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的一部分就是在嵩陽書院完成的。

  1092年,程頤在嵩陽書院講授《周易傳》時,聽者已經數百,學生規模對於古代書院來說是一個大突破。諸多學者在嵩陽書院傳播理學,教書育人,使嵩陽書院與岳麓、雎陽、白鹿洞被后代譽為中國四大書院,這裡成為中國新儒學的發祥地之一,為后世所熟知的“洛學”也誕生於此。

  二程以書院為研究和傳播新儒學的基地,培養了大批的學術人才,其中被稱為“洛學”之首的程頤學生最多,如楊時,謝良佐,游酢(zuò)等人都成為后世有名的學者。

  嵩陽書院在歷史上雖曾是佛教、道教場所,但它為人熟知的還是由於其是傳播理學的重要陣地。北宋時的嵩陽書院引領了當時新學術前進的方向,程朱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學派。

  書院與官學此消彼長

  歷史上書院的發展時衰時興,官學興盛則書院衰落,官學衰敗則書院興盛,這似乎成為一個規律。書院與官學有時矛盾,有時又相互促進。

  唐代以來的科舉刺激了書生投身書院,考取功名的興趣,但是二程所倡導的治學思想卻是培養“希學希聖”之士,不主張書院生徒為應舉而學習。程門高足謝良佐准備應舉時,程頤便說: “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后可語也。”程頤認為,科舉之術和新儒學的學習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標。然而這種思想與現實又是相互矛盾的,二程自身的科第生涯就充分說明這一點。

  年輕的程顥在周敦頤門下短暫學習以后,就厭惡科舉立志發展新儒學,這在《宋史》中有明確記載。但他還是參加了科舉考試,並於嘉祐三年(1058年)進士及第,而程頤則在嘉祐四年(1059年)應進士落第以后,不再應舉。

  事實上在二人的門生中有多位進士及第,二程在書院教學的內容中也十分注重《四書》《五經》的內容,並強調對《論語》和《孟子》的學習。他們的講學雖不是以科舉為目標,但客觀上有利於生徒應舉。

  理學在由宋一代草創開始,直到南宋末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與書院結下了不解之緣,南宋的著名書院幾乎都是理學的重要陣地,而書院也是在南宋真正成熟。而在北宋靖康之恥以后的四百余年裡,由於政治的動蕩,嵩陽書院由盛而衰。

  明代建國之初大力興辦官學。在明開國后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裡,官學發展迅速,書院的發展幾乎處於停頓之中。各地書院隻有八十多所,不到元朝的四分之一。一些書院雖然被政府重建,但都是為了祭祀之用,並沒有生徒在內讀書。像嵩陽書院這種唐宋以來的著名書院,大都處於無人管理狀態。而此時在官學就讀的學生,很多不是為了讀書,明代的國子監中很多學生就是為了取得做官的資格。

  書院從明代中期開始逐漸增多,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官學敗壞。明嘉靖年間,登封縣令侯泰在書院廢墟上請師聚徒,希望復興書院,結果已無力再現昔日盛況。隨著明朝末日的來臨,戰患頻至,嵩陽書院再度堂傾人散,書失碑斜。

  儒學聖殿劃出最后一道煙花

  到了清代初期,政府對書院實行抑制政策,順治皇帝曾下令“不許別創書院”。直到清康熙年間,社會穩定,國強民安,崇儒尚文之風再起。嵩陽書院才又一次綻放自己的光彩,河南人耿介一手促成了這次書院的復興。

  耿介號逸庵,學界稱其為嵩陽先生,河南登封人,出任福建巡海道道使期間,以身作則,要求隸屬節約開支,嚴禁損公肥私,因此聲譽很高。康熙三年(1664年)耿介因母親去世,歸裡守孝,三年期滿本應復職,但他看多了官場陰暗不願繼續為官,決心倡明理學。耿介便辭官閉門讀書,礪志修德,尊孔宏儒。他還到蘇門(今百泉)拜孫奇逢為師,朝夕請教,深有收獲。歸裡后耿介決心復興嵩陽書院,建先賢祠,專祭二程和朱熹,又建麗澤堂、觀善堂等,使書院面貌為之一新。

  我們如今看到的嵩陽書院建筑,基本上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時重新修建的。書院由一個主體院落和周圍多個單體建筑群組合而成,南北長128米,東西寬78米,佔地面積9984平方米。

  建筑群古朴典雅,蔚然壯觀。中軸建筑共分五進院落,由南向北依次為大門,先聖殿,講堂,道統祠和藏書樓,中軸線兩側配房相連,共有古建筑106間。它背依嵩山主峰峻極峰,面對流水潺潺的雙溪河,兩側峰巒環拱綠意濃濃。乾隆皇帝游嵩岳時,曾在此留有“嵩陽書院景最清,石幢猶紀故宮銘”的詩句。書院內的千年古柏和大唐石碑都是曠世難見的珍貴文物,無不見証了這裡悠遠的歷史。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帝為太子選聘教師,吏部侍郎湯斌推薦耿介,說他“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康熙帝經過親自考試,將他選入詹事府任少詹事。耿介任職40天便托病辭職,歸裡后仍繼續掌管嵩陽書院,他熱心辦學,捐田350畝,為書院開支之用。在他影響下,河南太守王楫、學政吳子雲等以及社會名流,都捐銀資助,共購學田1750畝,以解決師生的伙食和學校各種經費。他一面購買經、史、子、集各種圖書,一面聘請名家冉覲祖、竇克勤(翰林院檢討)等人在嵩陽書院主講。他自己也積極備課,登堂講授。嵩陽書院繼北宋之后又一次群星燦爛,慕名而來求學的人絡繹不絕。從此嵩陽書院文風大振,進士景日?、傅樹崇、舉人郭英、趙俊等皆出其門。

  “文革”時淪為“飼養室”

  書院教育模式一路走到了清末,此時的嵩陽書院面臨著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面對西方殖民者的壓力和進步知識分子由下而上的呼吁,清政府被迫開始尋找變革之路。1901年10月,清政府下興學詔,整頓京師大學堂,於省城設立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設立中學堂,各州縣設立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書院教育和科舉制度相互依存了一千多年,真正要把書院改為西方的學堂必須同時切斷其生存的根本。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廢除科舉,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書院失去了其制度依據,中國古代精英教育模式蕩然無存。也就是在這一年,嵩陽書院正式改辦為嵩陽高等小學堂。

  辛亥革命后,國民政府認為初等教育是教育的根本,開始改造私塾,宣傳發展學校。1922年,嵩陽高等小學堂從嵩陽書院遷到縣衙大門裡西院,易名登封縣立第一完全小學。1942年,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時任中華書局經理、國民參政員的翟倉陸等人在嵩陽書院創辦“中岳中學”,翟倉陸為校董事會董事長兼校長。1945年春,登封淪陷,“中岳中學”從嵩陽書院遷到大冶鄉劉子溝。

  建國初期,登封縣委把嵩陽書院作為干部培訓基地、大型會議中心,並開辦登封師范學校中級班。“文革”期間,校址處於無人管理狀態,一部分房子住上居民,一部分被用作生產大隊的飼養室,其間書院還時常被用來召開各級干部會、生產隊大會等。

  1975年,開封師范學校在“文革”“學朝農”形勢下,把文科班遷到嵩陽書院,成立工農兵學院,這期間學員平時很少做功課,而是下田拔草做農活或者組成宣傳隊下各鄉鎮進行演出。1977年,“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報考開封師范學校的生源一下子膨脹起來,於是擴招兩班。

  書院的生活學習條件格外簡陋,學生幾十人住一間屋子,在石板上鋪上磚作為床鋪,令學員們最為不滿的是薄弱的師資和簡陋的學習設施。1979年夏天,被分在嵩陽書院就讀的開封師范學校登封籍和鞏義籍的學員,聯名向開封師范學校抗議,認為自己是被遺忘的角落,要求回到開封校區。

  這件事后,開封師范厲令嵩陽書院支部,對學員進行批評、教育和安撫工作。事件被平息后,1980 年,開封師范學校在嵩陽書院的分校搬回開封。嵩陽書院在此時連培養人才的功效也喪失殆盡。

  1982年到1987年,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外事辦公室先后撥款,對書院進行了整理和美化,改造院前環境,對外開放,嵩陽書院受到了近百年來少有的優待。

  如今的嵩陽書院,已是一處地地道道的旅游景點,面對每日如織的游人,身處這座曾經書香四溢的古代學術聖殿,二程講學時的盛況歷歷在目,朗朗書聲變成鼎沸的喧鬧,莘莘學子也早已不見蹤影。

  (參考資料:《儒家大學堂—長江流域的古代書院》,金敏、周祖文著﹔《中國書院史》,鄧洪波著﹔《書院與科舉的關系研究》,李兵著) 

 

        來源:《文史參考》

(責任編輯:肖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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