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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日本關系再研究

——兼談近代中國革命黨國家觀念的形成與轉變

楊奎鬆

2010年08月25日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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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拿我們今人的觀點來看當年的孫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說孫中山最初革命時“民族意識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隱瞞孫中山當年不那麼“愛國”的事實,實在大可不必。對歷史上的問題,關鍵在於理解。此即所謂不為古人諱,但為古人解,這是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一條原則。

        (一)

        我們從來都被告知,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者”。“愛國”這一概念,今天在中國已被用來泛指對祖國的關切與眷戀之情。此關切之深,達到不惜以個人生命來捍衛,並能舉全國民眾共同來爭取,即可謂之為“偉大”。孫中山敢為中國近代革命之先驅,成功地推進了中國民族解放的事業,稱其為“偉大的愛國者”,當不為過。

        但是,我們對歷史的講授或說明,往往太過簡單化。簡單化到動輒隻提供給讀者一方面的歷史,讓其隻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對孫中山,一般的傳記和評說都隻談其如何愛國,如何偉大,卻不談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時,為借助於外力幫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軍閥和財閥許願出讓中國權益的情況。沒有人會去想一下,這樣誤導歷史,會不會使后來人把政治與外交概念化、簡單化,使人以為要愛國,就要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做到最激烈,對外若有絲毫妥協退讓,就是大逆不道,必誅之討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殊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黨,恐怕沒有哪一個不曾接受過外國的幫助,沒有哪一個能夠在對外問題上真正做到徹底的。

        關於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州地區權益或提供其他特權的辦法,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對於這一說法,習慣於為尊者諱的一些台灣學者當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並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很多人對此也始終抱以懷疑甚至否認的態度。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來,不信不談到底是不成了。於是,經過十多年深入發掘史料和細心研究,我們在90年代末終於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孫中山和日本》與俞辛淳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兩本專著,內中對孫中山出讓中國滿洲權益的問題頗多討論。

        李吉奎教授的討論,基本肯定孫中山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前歷次承諾出讓滿洲權益的言行是事實,並對此類言行一一持以批評的態度,甚至提出了孫早期“民族意識是淡薄的”的看法。俞辛淳教授則堅持傳統的觀點,強調已經發現的所有這類史料,基本上都還只是從日本一方發現的,“正如法官對人命關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決一樣,對事關中國國家主權的這一重大問題做出結論時,必須具備有關直証和旁証的材料,但現在缺少孫中山的直証材料。”當然,俞辛淳教授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他很清楚,既然這是事關國家主權的重大秘密交涉,作為直接責任者的孫中山,未必會堂而皇之地自己把這種直接的史料証據保留下來。因此,他其實並不認為李吉奎教授的考証和敘說真的存在史實基礎或事實判斷上的錯誤。他的解釋是,即使存在這種情況,也不能簡單地對孫中山的這種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孫中山對日本的野心始終還是有所認識的,其“審時度勢,果斷地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是因為他必須優先考慮推翻國內政敵的革命任務﹔第二,孫中山即使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確實爭取到了日本在資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這對“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幫助的。

        應該承認,俞辛淳教授的解釋頗有些道理。說有些道理,是因為不僅中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革命者其實也都是一樣,在他們勢單力孤地開始其革命運動之際,多半都會向外國尋求幫助,也都或多或少地會得到外國的一些援助。列寧及其大批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順利回國,就直接得到了敵國德國的幫助和資助﹔中共早期更是因為在長達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一直從莫斯科獲取主要活動經費,而曾被國民黨指為所謂“盧布黨”。對於這種事情,純粹要看你打算從什麼角度去理解。比如,基於“革命的短期利益”,這就未必有什麼錯。為此“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先安內而后攘外,自然也就無可厚非了。因為無論是德國資助列寧,還是蘇聯援助中共,都不是無條件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黨在關鍵問題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國的一邊。比如,德國就是希望通過幫助布爾什維克奪權,最終促使俄國與德國停戰,以便德國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協約國,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后也確實通過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忍痛割地滿足了德國的願望。蘇聯也同樣要求中共在中蘇外交關系問題上要站在蘇聯的一邊。如1924年春中蘇兩國政府談判中,為推動解決懸案的外交談判,共產黨就對北京政府的對蘇外交頗多批評,並且與國民黨內的民族主義分子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們堅持,中國方面沒有必要堅持蘇聯必須從外蒙古撤兵,並且相信外蒙古人民應當享有民族自決的神聖權利。1929年張學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發動中東路事變,試圖強行收回控制在蘇聯人手中的中東鐵路。一方面是舉國輿論沸沸揚揚地支持這一“愛國”行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蘇聯”的口號,並准備調動紅軍採取牽制南京政府的軍事行動。比較上面的情況,我們不難了解,如果我們因為孫中山有過這樣或那樣“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言行,就相信孫中山當時“民族意識是淡薄的”,並不愛國,那就如同說列寧或中共不愛國一樣,大概是很難讓人相信的。

        (二)

        如今爭論孫中山在對日關系問題上,有沒有不愛國的言行,多以爭論《中日盟約》的真假為關鍵。懷疑及否認論者似乎認為,隻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綻之處,就可以澄清孫中山所受到的類似種種指責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簡單嗎?不要說中方直証材料無處尋覓,即使是圍繞著日方史料的簽字、印章真假問題的討論,看起來也將曠日持久而不得結果。

        《中日盟約》問題的經過在於,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贊成袁世凱稱帝為誘餌,要求中國接受其“二十一條”要求。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延長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所需軍械半數以上向日本購買,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採買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洲之鐵路﹔日本對於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包括船廠)有貸款優先權,等。注意到這種情況,有資料顯示,孫中山馬上於2月5日與陳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純三郎等先行訂立了《中日盟約》,內共11條,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內容相近。如盟約規定:“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日本須助中華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國家之事業”等。在發現袁政府刻意將消息泄露,引起國內外輿論強烈反應,日方大舉增兵中國進行威脅,孫甚至更進一步於3月14日具名寫信給小池張造,將此盟約送交日本外務省,懇切表示:貴政府與袁政府的交涉手段,隻能暫時給日本帶來收獲,卻必定會使日華之疏隔日益擴大。而《中日盟約》,則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兩國友好問題。

        對於日方史料的上述記錄,台灣和大陸學者歧見頗多。但很少有學者考慮過,孫中山此種記錄的有疑無疑,未必一定要把這一兩件史料考據清楚才可能獲致答案。事實上,不僅日本方面有諸多記錄孫中山類似言論的史料,而且事實上孫中山也是有過類似的行動的。比起討論個別可能有爭議的史料來說,那些具體的行動本身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比如1895年中國甲午戰敗,被迫與日本談判《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之際,康有為等在北京上書建言變法強國,孫中山卻看准清王朝自顧不暇,乘機在廣州策動起義。策動起義也罷,畢竟也可以算是“愛國”的一種。然而,他為了起義,卻數度前往交戰之敵國日本駐廣州領事館,再三懇求日本政府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幫助他推翻當時風雨飄搖的滿清政府。

        比如1911年孫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繞道歐洲回國,首先即電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與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滬。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就任臨時大總統,不僅在財政、銀行等方面求助於日本財閥,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極力主張策劃滿蒙獨立的日本浪人頭目內田良平,來做自己的經濟、法律、海軍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顧問。

        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對德宣戰為名,出兵強奪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膠東半島及其膠濟鐵路,孫中山當即委派黨務部長居正前往剛被日軍佔據的青島去成立在日軍庇護下的“中華革命黨東北軍”。為此,孫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佔領軍的支持,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並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學生,甚至日本軍人。這支以日軍佔領區為后方的革命軍,一度攻佔了山東昌樂、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壽光等縣。只是由於袁世凱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變態度,孫中山才沒有能夠在日本浪人和軍人的直接幫助下,取得更大的發展和戰果。

        了解到孫中山在馬關條約簽訂前后向敵國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經濟、法律和軍事顧問,以后更公開依靠日本侵略軍的支持來反對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袁世凱政府,人們固然可以繼續研究《中日盟約》的簽字、印章之類的真假問題,並各執己見,但如果試圖用否認其真實性來使人改變對孫中山這一時期對日態度的看法,至少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三)

        如何理解孫中山當年的這些做法呢?俞辛淳教授強調要注意到孫中山之對日有策略上的考慮和態度上的變化,反對從“思想認識論”的方法出發,把歷史人物的言論行動與其思想認識的水平簡單地等同起來,但是他卻並沒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評的這個“思想認識論”的框框。說“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進而推斷說孫出讓滿洲權益之類的言行是基於“革命的短期利益”而採取的一種“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來推斷人物思想的方法倒過來,用人物思想來倒推人物言行的動機罷了。何況,俞教授關於“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這一判斷,說起來其實也只是根據孫中山的一些隻言片語所推斷的孫中山的思想認識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從孫出讓滿洲權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孫民族意識淡薄和對日侵略本質認識不清之類的推斷更加有力。

        當然,說“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對不對呢?至少也不能說錯,因為俞教授確實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孫中山對日求援期間批評或警惕日本的片斷言論。但俞教授和其他許多為孫中山辯護的學者忘記了一點,即“孫中山對日本侵華有一貫明確的認識”,卻並不等於孫中山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有一貫明確的概念。

        研究歷史,最要緊的方法,是要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放到它們當時所在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當中去。孫中山所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正是中國剛剛開始接受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准備重塑中華國家的那個對主權和領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過程中的十分混亂的過渡時期。同其他中國的志士仁人一樣,孫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明確的主權和領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況,孫中山最初成長的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專制帝國,國家及其權利,從來都是少數人之私,或予或奪,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丑年對列強之作為,愛國也好,賣國也好,在其眼中,都與國人無關。

        如果要拿我們今人的觀點來看當年的孫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說孫中山最初革命時“民族意識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隱瞞孫中山當年不那麼“愛國”的事實,實在大可不必。對歷史上的問題,關鍵在於理解。此即所謂不為古人諱,但為古人解,這是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一條原則。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有過一段很精辟的話可以記在這裡。他說:今人研究歷史,首先要能“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種同情。”在這裡,“同情”兩個字或許容易給人以太強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願意用“理解”一詞來對其稍加限制。即對歷史上的人或事,應在理解的基礎上表一種同情。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孫中山當年對日本的態度,我們應當能夠發現,這種理解的同情態度也許比什麼都重要。因為眾多學者之所以極力為孫中山辯誣,不承認孫中山曾經不那麼“愛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是在用今人的觀念來要求古人。他們以為,既然孫中山最早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到了列強瓜分的危險,他自然也就是最愛國的。問題是,在當時的孫中山看來,無論是暫時出讓滿洲權益,還是引入日本顧問,借助於日本援助,與愛國並不矛盾。因為,孫中山當時內心裡想要去愛的那個國,既不是滿清統治的大清國,也不是袁世凱后來鬧帝制丑聞的那個假民國。
       

        習慣於把國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黨一派的私物,相信這個國是你的,那個國是我的,犧牲你的國,不等於犧牲我的國,在近代民族主義生長過程中絕難避免。專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近代任何民族國家的形成,都需要經歷相當的過程。不僅要經歷一個大多數人經過民族主義思想啟蒙,逐漸認同自己的特定國民身份,進而自願履行其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義務的情感歸屬過程﹔而且還要經歷一個對現代意義上自己國家主權和領土范圍的認識和界定的過程。想當然地把我們今天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理解與當年孫中山的理解混為一談,隻能是對歷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民族意識”,並非與我們這個民族與生俱來,而是要經過許多年的生長和發展才可能成型的。

        以當年清王朝簽訂不平等條約為例,難道所有那些主權喪失和領土租借都是列強威逼索取的結果嗎?深究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相當一些問題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權領土意識,害怕麻煩,主動放棄的結果。像治外法權的讓予,協定關稅辦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圖省事的自以為得計之作。包括最初在廣東沿海租讓一兩個小島給洋人屯貨暫居,不也是不願意開放口岸,害怕洋人進城的結果嗎?堂堂國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認識,一個單槍匹馬,一意以整個國家為敵的造反者,又如何會為自己的革命設定不切實際的斗爭目標呢?

        革命的最高目標就是奪權。要奪清廷之權,根本上先要找到國內大批志同道合、不滿清廷者做革命的動力。但直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簽訂割讓遼東及台灣的《馬關條約》,除了康有為等近千舉人利用京城會試舉行“公車上書”,建議拒和、遷都、變法之外,國內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過任何對清廷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不滿的抗議行動呢?拿我們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戰爭及其隨后的“瓜分狂潮”一定帶來了強烈的民族危機感,既無助於了解康梁維新派何以仍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各國頗多期望,也無助於了解孫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賣國”做文章。十分明顯,這個時候孫中山最關心的還不是日本與其他列強侵略的危險,而是如何利用國內滿漢矛盾,運動帶有“排滿興漢”色彩的南方秘密會黨來幫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統治。其從1894年創立興中會,到1905年創立同盟會之后,十余年裡始終高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幟,也清楚地反映出他這時的中華國家觀,並沒有與大清帝國完全重合。其中滿蒙地區是否已確定無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來中華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中,就頗成問題。

        既然孫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標首重“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麼,凡有利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者,孫中山都會舉雙手贊成。即使它可能會對現存的大清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有所損害,也沒有妨礙。同樣的情況,當孫中山發現袁世凱當政的民國徒有虛名,非徹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國時,他自然也就不會在意借助於日本人之手來打擊北京政府了。這也是為什麼孫中山會在中國甲午戰敗之際向敵國日本求援,而1915年又會在日本佔領軍支持和武裝下對北京政權發動軍事進攻的重要原因。對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釋隻能是,孫中山確實不愛國,因為這個國在他眼裡並不是自己的國,而是滿族統治下的大清國,和袁世凱統治下的假民國。他想愛的,則是其計劃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張並由他的黨所領導的那個“中華民國”。

        (四)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國,來代替現實中的這個中國或那個中國,以至於有意無意地把黨派利益與國家利益相重合,這使得近代中國為本黨犧牲彼“國”的現象層出不窮,也使得誰能真正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問題長期爭論不休。三四十年代國共之爭時尚且如此,更遑論處於中國民族國家尚在萌芽,民族主義初起之際的孫中山?

        為有助於理解孫中山當年對日行為邏輯的內在合理性,我們不妨再比較一下至今仍會受到一些台灣學者批評的抗戰時期共產黨“不愛國”的問題。他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共產黨為保存實力“游而不擊”和在敵后掃除異己勢力的問題上,同時也有批評共產黨不惜“出讓”民族國家利益的問題。比如,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這件事自然引起當時的中國政府,即重慶政府的嚴重不滿,然而共產黨人卻對這一條約明確表示歡迎。同樣的情況,1945年8月14日蘇聯利用出兵中國東北之機,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同意外蒙古獨立和租讓旅順港等有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黨方面對此耿耿於懷,共產黨方面的態度也明顯與之不同。如果我們把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泛泛地當成我們今天所說的不帶任何黨派色彩的父祖之國,那麼,共產黨的態度當然不能被看成是“愛國”之舉。然而,如果我們站在共產黨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來共產黨的中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話,那麼,共產黨的態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事實很清楚,共產黨人並非不愛國,當它准備建國伊始,中共中央馬上就向蘇聯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歸中國的強烈願望。此舉盡管未能成功,他們還是通過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國民黨租讓出去的旅順軍港及交由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此后,意識形態相同的共產黨中國與共產黨蘇聯之間更是磨擦矛盾頻頻,終至關系根本破裂。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十分復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卻也還是因為共產黨堅持“愛國”,因為他們相信,非如此則不足以維護中國的國家權益。

        其實,在歷史著作中以“愛國”或“不愛國”作為一種道德尺度,來評判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政治斗爭各方的是非優劣,是一種極不科學的作法。文革后一部名為《苦戀》的電影遭致禁演,就因為其中表現了一些知識分子對“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的痛苦與困惑。其實,這段話不僅混淆了“祖國”與“國”的區別,而且頭一個“祖國”與后一個“祖國”也遠非同一個意思。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華僑,大都熱愛自己的祖國,但他們中有些人卻未必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如果我們簡單地把“祖國”和現實中的“國”混淆起來,就會因為他們的這種態度就把他們視同為“不愛國”。這當然是非常不妥的。

        必須指出的是,歷史上幾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資格的黨派政府,通常都會以煽動“愛國”心的辦法,來作為動員民眾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礎的一種重要政治手段。當年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也是如此。我們絕難依據是否響應政府的愛國主義號召來判斷歷史人物的愛國與否。因為,從對父祖之國的角度而言,這種愛國其實未必就是真愛國。與此相反,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力主歐洲各國共產黨引導工人群眾抵制戰爭,鼓吹失敗主義,停戰后更寧願割地求和﹔一些德國科學家二戰期間幫助敵對國美國制造足以摧毀自己出生國的原子彈等等,這些看起來近乎賣國的做法,其實又未必是不愛國。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復雜。

        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當如何理解這個“愛國”甚或是“愛國主義”的問題呢?霍布斯鮑姆的如下看法或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參考。他說:“愛國主義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國家為基礎而不是以民族主義為基礎,因為這種概念來自主權人民,也就是說,國家是以人民之名來行使治權。”愛國主義者們“所效忠的‘父祖之國’(patrie)並不是現存或先前存在的國家,而是經由人民的政治選擇所創建的‘民族’,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創建,打破或至少是疏離了他們與舊權威的關系。”“在這個定義下,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即在民眾的眼中,這個國家理應與過去私利與特權的國家相區別,即應當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換言之,理想意義上的“愛國”或“愛國主義”,首先就要確定:這個國家是否是經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並事實上是經由人民自己來行使治權的,代表全體國民自己利益的國家。

        (五)

        “以人民之名來行使治權”,這是近代幾乎所有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革命黨人勢必要高唱的口號,也是自孫中山以后凡中國革命黨人都必定要高揭的一面旗幟。正是因為必須打出人民的名義,因此,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日益覺醒,那種把一家一姓或一黨一派的利益簡單地混同於民族國家利益的作法,也就不可避免地會逐漸受到某種制約了。

        民族主義的覺醒未必會為民主政治開辟道路,但立志於創建民族國家的各個政黨,不得不以人民的名義進行鼓動和號召的現實,卻自然而然地會激起國民要求參預和監督國家政治外交的強烈願望。民族主義的動員幅度越廣,國民對國家大政方針,特別是對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的重大外交事務,關心參預的渠道和程度也就會越多。所謂國民外交運動的興起,也就難以避免。由於廣大國民開始具有監督和參政的渠道,過去那種個人的,乃至於黨派的民族主義意識,自然要受到整個國家的,也就是國民整體民族主義意識的影響和制約。換言之,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日漸發展,由一家一姓或一黨一派根據自身利益需要來處置國家主權和領土問題的歷史,勢必會開始發生改變。任何對公認的父祖之國的利益的嚴重背離,都難免會直接危害到其政權(甚或政黨)的合法性。孫中山1919年以前十年對日秘密交涉的作法,到“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驟然停止的這種變化,就清楚地顯示了來自民族主義覺醒的強大社會輿論壓力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孫中山在對日問題上發生怎樣了的態度變化呢?在此之后,孫中山固然也還曾向日本要求過援助,但卻再也不曾有拿涉及主權和領土一類的國家權益做交換的記錄了。不僅再沒有這種記錄,而且孫中山還開始公開聲討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以及1895年的《馬關條約》,斥責日本佔據膠東半島,甚至要求日本應於旅順、大連25年租期滿后,即1923年以后即應“退出滿洲各地”。和1918年以前孫中山所留下的那些以滿洲等權益為誘餌要求日本援助的種種記錄相比,這一變化實有天壤之別。

        孫中山為何會突然改變了過去的作法?當然是因為“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在全國范圍轟轟烈烈的爆發﹔參預“二十一條”對日交涉的外交官被毆、官邸被焚﹔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迫於國內民眾壓力拒簽和約﹔學生、商人乃至工人空前動員,對野心日本同仇敵愾,罷課、罷市、罷工,並實行抵制日貨運動。所有這一切,不僅標志著中國國民中民族主義的極大覺醒,而且標志著過去一向由一家一姓或一黨一派操縱的秘密外交時代,已經開始要步入“國民外交”的時代了。從此之后,任何一個合法的政黨組織,都再難背著國人犧牲父祖之國的重大權益而不受譴責了。孫中山當機立斷,改弦更張,既是情勢所迫,也是順應潮流,轉而引領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種有遠見的政治謀略。當然,它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孫中山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意識開始明確起來了。

        這之后,孫中山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有過的最大的妥協,大概隻有1923年《孫文越飛宣言》一件了。為了取得蘇俄的援助,孫中山當時聲明同意在中國政府無力阻止白俄利用外蒙反對蘇俄的情況下,“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但十分明顯地,孫中山堅持了外蒙主權應當屬於中國的前提條件,並迫使越飛明白承諾:蘇俄無意“使其與中國分立”。也正因為如此,當1924年春中蘇外交談判時,孫中山對共產黨人力主應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決的充分權利的宣傳,曾明確表現出強烈不滿的態度。

        當然,孫中山很快就去世了,我們無法預料在此之后的孫中山是否就絕對再不會為“革命的短期利益”,乃至於政權的暫時鞏固,而“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了。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即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拿我們今天對國家及其主權領土之類的觀念,來評判歷史。同樣的情況,我們也不應當把愛國與暫時的妥協、退讓和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外交行為簡單地對立起來,斥之為不愛國。歷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責任編輯:肖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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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讀一個人的傳奇,讀個性,讀才情,讀文人交往的悲歡離合,讀當代中國美術的"文革"命運。任何個人的傳奇,其實都不屬於自己,早就融進了一個民族的滄桑。讀一個人的傳奇,讀個性,讀才情,讀文人交往的悲歡離合,讀當代中國美術的"文革"命運。任何個人的傳奇,其實都不屬於自己,早就融進了一個民族的滄桑。
  2. 本書深度揭秘毛澤東與蔣介石的700天生死對決,著重刻畫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這一對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生死對手和領袖人物形象……本書深度揭秘毛澤東與蔣介石的700天生死對決,著重刻畫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這一對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生死對手和領袖人物形象……
  3. 作為釣魚台寫作班子的助理人員、“前七篇”、“二十五條”、“九評”等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入之一和惟一在世的親歷者和見証人……作為釣魚台寫作班子的助理人員、“前七篇”、“二十五條”、“九評”等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入之一和惟一在世的親歷者和見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