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社駐港記者朱斯雄談香港回歸這十年 

　
人民日報社駐港記者朱思雄做客強國論壇現場照片

　　編者按1997年7月1日，歷史將永遠銘記。那一天，中華民族的百年國恥得以洗刷，“東方明珠”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懷抱。時光飛轉，歲月如流，而今我們迎來了香港回歸后的第一個十年。
　　十年間，兩地同舟共濟，交流融合，香港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可以說，1997年至2007年是香港經受種種考驗的十年，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成功推進的十年，也是香港書寫新的輝煌篇章的十年。
　　為此，人民網特別推出系列訪談，邀請人民日報社三位駐港記者吳長生、朱思雄、王堯做客強國論壇，以“香港回歸：那一夜 這十年”為主題與網友在線交流，講述他們駐港期間的見聞和故事，暢談“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變”與“不變”。6月28日14:00，訪談嘉賓：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黨建組組長，主任編輯朱思雄。

嘉賓簡介

　　朱思雄，筆名斯雄，湖北洪湖人，198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以編報紙、辦雜志為主業。新聞之外，寫點散文隨筆，兼及時評。2000年12月至2004年6月從人民日報借調到香港紫荊雜志任編輯部主任。2005年、2006年連續兩年被人民網評為“最受網友關注的十大網評人”。著有《香港回歸十年志（200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盛開的紫荊花——一個內地記者眼中的香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11月）、《平等的目光》（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1月）。

　　訪談全文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人民網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系列訪談，今天作客直播間是人民日報國際政治部黨建組組長朱思雄老師，朱老師您好。

　　【朱思雄】：您好。

　　[主持人]：朱老師和香港和我們人民網都很有緣分，去年你來過我們這裡一次，當時是因為你的這本書《盛開的紫荊花——一個內地記者眼中的香港》，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了一個豐富多彩的香港，其實今年也是因為做回歸報道，我包括外面的導播同志我們一起去了香港，所以看你的書更有感觸，今天很高興能和您一起聊一聊。

　　[主持人]：我們提到香港很自然容易想到自由，不管是它的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香港的自由程度令整個世界肅然起敬。你在這本書裡提到了很多關於自由、關於民意的一些說法，不知道你怎麼看“自由”這個詞對於香港的意義。

　　【朱思雄】：“自由”這個詞，在我們內地人看來是比較政治化的一個詞，我們一說到這個首先想到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往往從這個角度考慮。從辭典上看，自由第一條概念是法律允許范圍內隨自己意志行動的權利，還是過於概念化和政治化。
　　實際上我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半以后，我對香港的自由的感覺，首先不是從政治的角度，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而完全是從作為一個人在一個環境裡面的生存，這種精神上的自由，這種放鬆，我更多是從這個角度認識這個問題，包括去年我寫的《盛開的紫荊花——一個內地記者眼中的香港》，裡面所有章節涉及到的與香港有關的問題，以及香港和內地進行比較，我想告訴大家的主要是在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實踐的情況下，大家精神上的放鬆，我作為一個內地記者在香港生活三年半以后是感觸最深的一點。

　　[主持人]：我們知道你這三年半是從人民日報借調到香港的紫荊雜志社。我看你文章裡提到香港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上的高度自由。可是很多人印象中覺得香港人的生活節奏非常快，他們的壓力非常大，不知道你怎麼看他們這種生活上高度自由，同時又追求這種快節奏的生活呢？

　　【朱思雄】：最初到香港去的人，尤其是我們內地人為主，去香港，如果在香港呆的時間不是很長，一般會得出一個結論，香港這個城市太浮躁，節奏快。它的生活節奏、工作節奏快是肯定的，但是說到浮躁，這是對香港比較淺的認識。當你比較深入地了解了香港社會，了解到港人的工作和生活之后，你就覺得它實際上並不浮躁。
　　港人生活上高度自由，它的表現方式，一方面是有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從住房等有關民生的方方面面，香港給提供了一種比較完備的保障。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前提，隻有在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有了最根本的保障之后，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就不一樣，生活上有了保障以后，其次是工作，即使在香港不工作，也可以活的比較有尊嚴，工作相對來說就會比較放鬆。因為有了這種保障，香港人在工作的時候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是你有這種選擇的權利。
　　在香港，如果你有了一種，無論是從工作上來說，還是從想追求一種更好的生活品質，或者更高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給你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通道，就是說你通過自身的努力就可以達到你想達到的目的，不會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羈絆。因為有了這樣兩方面的結合，所以說，我個人感覺港人在香港的生活上的自由體現得比較充分。
　 　　到了香港以后，我感觸比較深的，就是看香港人的臉，從臉上就能看出來一種安逸、閑適，也可以說是富有或者是富足，我個人覺得看香港人的臉上的這種形態，比很多地方的人要生動。
　　我媽媽2003年到香港看我的時候，我帶她從羅湖坐火車，坐巴士，大概一兩個小時，到了我在香港的家以后，她說的第一句話是“這個地方人長的不行”，確實從香港人的外在形象來說，可能跟我們內地的形象相比，可能確實不行，確實長的不好，但是你看他們的神態，他們的氣質跟我們比還是有區別的，所以讓我概括的話，香港人臉上的神態來說，我說第一個就是生動，你看不出他的那種沉重或者是灰頭土臉，這種神態很少，也許他長的不好看，但是因為他在這種自由的環境裡，他很放鬆，精神上很愉快很愉悅，看起來很燦爛，這也是一種因自由而獲得的一種很重要的支撐。

　　[主持人]：您剛才是說，他們生活狀態很自由，其實我看您也提到香港人是非常敬業的，他們的這種敬業好象跟他們所謂自由的生活狀態也並不沖突？

　　【朱思雄】：對，我們叫做敬業精神，實際上叫專業精神可能更准確。敬業精神在我們看來可能是偏重於愛崗敬業，干一行愛一行，專業精神不一樣，就是我們就喜歡它，我酷愛它，不干這個不行，所以我才會拿出我全部的精力去做，其實不是的。
　 　 　　專業精神是說，說庸俗一點兒，你干的這個工作隻是謀生的一種方式，你到了這個位置上，不管你愛不愛干，但是你需要它，你需要通過它來改善你的生活，需要通過它來提高你的生活品質甚至你的社會地位，包括改善你家庭的生活環境，就是說你到了這個位置上以后，你就要按照專業上的要求，按照專業所賦予的某種規范，你完全按照這個規則去做，這樣的話，專業對你的要求，以你對規范的適應兩相結合以后，你的工作隻能做好，不可能做壞，而且也不允許你做壞，這種不允許是你自己約束自己的，不一定是老板的要求，你做不好老板會開你，但是你會很自覺的，你這個工作應該說更主要是為了你自己，盡管是老板規定，實際上你也可以炒老板。 　
　 　　這種專業精神我個人理解還有一層意思，比方說，你是一個建筑師，你要想設計一個建筑，你肯定會挖空心思從藝術上、技術上，從整個方方面面，從建筑學，包括從美學的角度，你會花很大的功夫，每一個人，不管在哪個地方，隻要把這個建筑的設計任務交給你，你肯定會全力以赴，但是僅有這個還不完全夠，作為一種專業精神來說，你在建這個東西的時候還要考慮周邊的環境怎麼樣，建筑物建起來以后對周圍的環境有沒有影響，會不會對大環境有影響，這個建筑物確實很漂亮，但是也有可能一枝獨秀破壞了整個環境，作為真正有專業精神的人這些問題都要考慮進去。 　
　 　　大夫也是一樣，不是你找我看病，把病因摸清楚，對症下藥就完了，不是這樣。可能是要考慮你能不能承受，我怎麼說病人更容易接受，不要因為你來看病增加了過多的負擔。就是很多軟性的東西，提倡專業精神可能這個方面強調的更多一些。而不是說你一定要愛這一行，愛這個東西有時候說起來比較虛，所以我說香港人的專業精神非常強，我印象比較深，我認為這個事情對我很有啟發。在內地除了提敬業精神，今后隨著專業化的分工越來越細，隨著我們和諧社會的建設，提倡專業精神可能對我們這些工作的促進會更大。 　

　　[主持人]：剛才說了生活上的自由和專業，其實它的自由體現在政治上、經濟上也很多，我們內地人還很關注，香港在新聞出版上的自由。不知道作為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記者的你是怎麼看待香港的出版自由呢? 　

　　【朱思雄】：香港的新聞出版自由這個題目就是談香港的新聞自由題目。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在資本主義的生態環境下生存，香港畢竟是實行“一國兩制”，和我們內地有很大區別。從某種角度上說，它們的立足點就是新聞，也不能說完全不附加其他的因素，但是相對來說要少。立足新聞是指什麼，首先考慮的是讀者，是受眾，是觀眾，是聽眾，這是第一需要。 　

　　[主持人]：他們更考慮的是讀者的需要而去關注新聞本身可以這麼說嗎？ 　

　　【朱思雄】：對，應該這麼說，所以他們在新聞的取舍上，跟我們的感覺，包括操作方式上，都不完全一樣。甚至於尤其是涉及政治新聞的時候，跟我們的這種管理上的一些做法完全不一樣。 　

　　[主持人]：那您說，比如涉及政治經濟的包括新聞出版高度自由的城市，我們能夠體會到的是很強烈的一種來自這個城市的人的法制意識，他們的法制意識都非常強，您是怎麼看待這兩個鮮明的對比呢？ 　

　　【朱思雄】：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隨著自己個人的意志行動的權利，它是有一個權利，所謂自由，自由從來都是相對的，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才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你違法，那法律不可能給你自由。 　
　　作為香港來說，它在世界上法制的完備這個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有這麼一個大的法律的監管，可能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因為法制太完備，會不會受很多限制，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要受到很多規避。但是實際上一個法制完備的社會，是對老百姓來說，對市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比較穩妥，讓你心裡比較踏實的社會。 　
　 　　就是說對人的安全感，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律完備，所以人本身的很多需要滿足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被尊重就不說，主要是一個安全感，在這種法制完備的情況下，你就盡可能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希望做的事情。在這種環境下，你就可以把你的聰明才智發揮到極致，當然前提是你有這種願望。 　
　　剛才我講了，我什麼事情都不想干了，也可以，這個社會也會讓你有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吃住行等等都有社會保障。實際上我們過去講到北歐社會主義的福利，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會不會造成老百姓都不干活了，都不工作了，其實不是的，越是在這種環境下，實際上人工作的欲望可能更強。
　 　 　　差別在哪兒？你到底具備多少技能，你到底可以為這個社會貢獻多大的力量？很少有一個人說，在這個社會有吃有喝，吃穿不愁就頹廢了，有沒有？有，但是很少，每個人因為人的本性還是要向上的，還是希望自己有所作為的。
　 　 　　在這個法制完備的環境裡面，你向上，你想有所作為，法制對你來說是一種保障，給你提供一個強大的法律的支撐，有了這個支撐，應該說，人的自由度，一個社會的自由度可能更大，甚至可以把你的潛在的能量可以盡情發揮出來。 　

　　[主持人]：有網友問您“那一夜”,指的是97年香港回歸的那一夜，您在干什麼？這十年，您覺得香港給予了你什麼？ 　

　　【朱思雄】：97年的7月1日我在北京，那一夜好象是我們在一個場館裡喝酒，一邊看電視一邊喝酒，而且當時有幾個人提出來說，要喝完酒搞點兒娛樂活動，我說算了，這個是百年一遇，以后很難有，我們還是看一看，那一夜就是一邊喝酒一邊看了政權交接儀式，當時還是比較激動、比較興奮，盡管我個人覺得，當時把這個叫“洗刷恥辱”的成份宣揚得稍微多了一點，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把這個宣揚得太多，但是畢竟作為中國的一塊土地，回到了中國，對全體中國人來說還是比較值得慶賀的事情。
　 　 　　第二個問題，這十年香港給予了我最大的收獲是什麼。應該說我在香港感覺到精神上的放鬆，使我改變了我對工作，包括對社會，包括對與人交往的很多觀念和態度。比如說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第一很少開會，應該說也很少有人說工作上你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自由發揮的余地就比較大，雖然不能說我在那兒干的很好，但是在這種環境下，我的潛能發揮的還可以，除了我的本職工作以外，包括寫的這本書，就是在三年半期間，我利用業余時間可以很安心、很靜心的寫書，是有這樣一個環境能夠讓我做一點兒想做的事情，這給我的感觸很深。
　　 　　包括現在我回到內地工作，我在想本職工作要做好，本職工作之外的別的事情應該以什麼樣積極的態度來做呢？在香港生活的這幾年對我有很大的沖擊。在香港這三年多時間我感觸比較深的，包括現在回來以后也會不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行為，香港除了自由另外一點就是文明程度，這一點對我刺激比較大，在很多場合比如說坐公共汽車或者在商場購物，大家都自覺排隊，尤其是坐公共汽車，在北京坐公車經常可以看見手裡拿一個包，包佔一個位置，自己坐一個位置，在香港不會有這樣的現象，香港是這個位置空著，然后我把包放在自己腿上。
　　 　　如果來了客人看到你包在這兒可能心理會有負擔，你無形中給人家增加了負擔，這是一種文明程度和文明的素質。包括在香港坐自動扶梯從來都是所有人靠右側，我剛開始不知道這個情況，但是每天早上趕著上班，時間特別緊的時候我才感覺到左邊的扶梯空出來是多麼重要，我可以很快的上去，這也是一種文明素質的體現。不過現在北京地鐵裡面的自動扶梯大部分時候都可以做到這一點了，大家很自覺地靠右側站立，左側的通道是空出來的。 　
　 　　我從香港回來以后，每當想到我在香港接觸到的香港社會、香港市民他們的這種文明的行為和言行時，我也會時常的提醒自己應該怎麼樣、不應該怎麼樣。我喜歡抽煙，但是我什麼場合該抽、什麼場合不該抽，什麼時候禁煙什麼時候不禁煙，我就要首先對自己提出一個基本要求，這也是我本人自身的一個提升。 　

　　[主持人]：最后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如果讓你找一個詞形容香港，你會選擇什麼詞呢？ 　

　　【朱思雄】：自由。這種自由是精神上的一種自由，是一種徹底的放鬆。因為有了這種放鬆就可以調動人的很多潛能，甚至於調動整個社會的很多潛能，香港被英國人佔領以后就宣布為自由港，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包括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有了這種自由，它就能夠爆發出無窮的活力。現在內地提倡建設和諧社會，香港正是因為有生活上的高度自由，當然也不僅是生活上的高度自由，因為有了這種自由，我認為香港社會是和諧的。前不久香港特首曾蔭權在一個發言中也提到了香港也要建設和諧香港，我相信他們已經達到了目的。 　

　　[主持人]：我們今天的視頻訪談就到這裡，如果你有問題想問朱老師的話，我們一會兒會轉到強國論壇，歡迎繼續和我們一起交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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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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