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學創作在世紀之交有許多可以稱道的變化。其中，女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視角，傾心於文學內部的探究，變換著寫法，以求得更持久的文學魅力即是一種，從而使女性文學真正走上了“關注自我,關注社會”的發展道路。

　　在探討文學現象的時候，評論家多半青睞創作上的新嘗試以及新生代，如奇詭莫測獨辟蹊徑的私人 化寫作，以及新新人類、七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后等等。在內容與形式上的越軌，很大程度上傳遞出文學發展的某些階段性信息，關乎審美的變遷。譬如，我們看到了女性文學不同於以往宏大主題敘事的探索。

　　一個作家要形成獨特風格，必然要選擇自己熟悉的創作元素，從身邊事寫起。這是一種“關注女性自身感受”的寫作。再看七十年代后，從本質上講，作家都是個體的，以出生時間來命名一個文學群體是極不科學的。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背景式的東西還是在她們的創作中流露出來。與前輩作家比，她們的創作口氣小了許多。如戴來的《對面有人》、《我們都是有病的人》、《練習生活練習愛》，金仁順的《仿佛一場白日夢》、《綠茶》，朱文穎的《水姻緣》、《高跟鞋》、《我們的愛到哪裡去了》，魏微的《夏日一九八六》。

　　從她們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現實生活的種種瑣碎，都市情懷，並非聲嘶力竭的情愛故事或被窺視的私人生活，等等。作品中不時地閃現出細密的紋理，精致的構思。沒有猛烈的暴風雨般的激情，多的是陰柔之氣、情致、不確定的情緒。她們以自己的方式傳遞出多元文化對“小資”、漠然、緊張、不安、溫暖、詭秘、韻致等一系列“都市化”生存狀態的宣泄。可以說，她們中已經有人堪稱寫作的高手了。

　　但是，在閱過近年諸多形式內容的女性作品后，有一種需要依然強烈。那些從女性自身出發，卻縱橫交錯、跨越時代的史詩般的敘事依然是讀者難以剪掉的心結。毋庸置疑，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張潔80萬言的長篇小說《無字》當佔據重要地位。盛贊者稱其“一部全景式的女性生存史”（李國文），批評者認為是“一個憑藉著小說的虛構權來泄私憤的文本。”（徐岱）

　　我認同前者，這既是一部全景式的女性生存史，也是一部清算傳統文化、撥開男女兩性關系迷誤的力作。這並非“泄私憤”，而是一種直面人性底裡，具有重大社會價值的思考。作者濃墨重彩了動蕩的社會變革，把女性放在處處險象環生的時代歷史場景中，讓人們認識到女性從來沒有以獨立的姿態完成遷徙，她們總是隨著他人生存戰場的轉移而規定自己的生存空間。張潔以血代墨的激情式創作，對社會歷史問題的深刻剖析以及“上下而求索”的理想主義氣質，注定了作品宏大深邃的史詩效果。

　　獲得全國第四屆女性文學獎一等獎的長篇小說《性別：女》（作者王周生），也選擇了女性家族史，作者以超乎尋常的洞察力，攝取了日常生活種種瑣事來揭示看似尋常而非正常的女性生存狀態。那些足以引發新聞線索的故事，也被她挖掘出深刻的悲劇內涵，使人在細瑣的故事敘述中慢慢地被套牢。盡管故事發生的時間離我們並不太遙遠，但那些愚昧、落后的習慣勢力給予女性的種種束縛，仍然讓人心驚肉跳、扼腕長嘆。

　　與《無字》史詩般的敘述不同，《性別：女》如同一部形象的社會學心理學案例剖析，體現出作者將社會性別平等的執拗追求轉化為藝術形象的良苦用心，其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一般題材的女性寫作。還有類似於民間傳奇的長篇小說《女貞湯》，作者劉索拉在小說中把上下幾千年歷史重新演義了一遍，讓聖賢依舊做著聖賢，讓女性還被侮辱被損害著。紅顏禍水，都是因為女性的美色引發了男性之間的戰爭，這個故事至今都可以找到現實佐証。

　　人類發展史上，早期戰爭就源於對女性和財產的掠奪，女性等同於物件而非人。女性不得善終實屬平常，美色罪在當誅。但不同的是，作者以一種烏托邦的手法，賦予了許多女性以鮮活跳動的生命，即使死后還以虛構和幻想的方式生存壯大著，使悲劇平添了一種悲壯色彩。問責中國傳統的聖賢文化，發掘女性生存狀態的社會歷史涵義，對現實和未來終歸是一種警醒。

　　上述作品明顯地表露出作家對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文學對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注曾被作為主流文化傾向，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化影響下，文學走向邊緣已是不爭的事實。女性文學的多元化創作來自於市場需求與文學內部發展規律的雙重作用。然而，在女性多元化創作中，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的題材依然有著很大的市場需求，這說明創作與審美有一種社會意義回歸指向。

　　一些作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女性生存史的探究，並輔以對文字符號象征意義的解讀。這種象征與歷來文學作品的象征本無太大差別，但女性以剖析歷史和文化符號的立場重構故事，即便關注的是女性自我，從貼近女性的故事出發，其最終也指向社會。這種敘述所提供的廣闊空間，讓人體味到史詩的波瀾壯闊，作品中跌宕起伏的人類命運重又把讀者推向悲劇所賦予的淨化心靈的境地。

　　稿件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