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充滿激情的筆墨，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研究“文人論政”的傳統及中國百年言論史。言論自由，乃文明社會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類進步的象征。早在上個世紀之初，自由、民主、憲政就已成為中國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標。為了這一理想，宋教仁、邵飄萍等奉獻了寶貴的生命，梁啟超、張季鸞等奉獻了智慧、心血和畢生的精力。本書不是一般的敘述歷史人物的遭遇，而是從歷史人物的經歷中看一個時代的言論空間。

　　作者：傅國涌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傅國涌：1967年出生於浙江樂清，現居杭州。自由撰稿人。著有《金庸傳》、《百年尋夢》等，其寫作以歷史隨筆為主，曾在《書屋》、《隨筆》、《東方》、《讀書》、《南方周末》等報刊發表文章。是為理想寫作的人。

　　前言： 序/謝泳

　　國涌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他的文章近年在國內外很有影響。這次他出版文集，非要讓我來寫一篇序言，我沒有考慮就答應下來了。別人可以推遲，對國涌我是不敢的。

　　國涌並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他近年的努力卻讓人們產生敬意，因為他不是為學位和職稱寫作，他是一個為理想寫作的人，這樣的寫作者，現在已經不多見了。國涌寫作非常勤奮，年內他還有一本《金庸傳》在北京出版，他筆下的金庸想來會別有一番風採，因為我聽他說過，他筆下的金庸，不光是一個武俠小說家，還是一個名報人，這一點可能更為他所看重。

　　我與國涌其實並無深交，幾年前我曾聽說他的坎坷經歷，他通過朋友轉給我幾篇文章，我本來可以在自己供職的雜志發一下，但因為我的粗心，終於沒有發出來。但從此以后，我對他的文章是每見必讀，也常和相識的朋友說起，他的文章真是越寫越好了。

　　大約前年冬天，我到杭州開會，才第一次見到國涌，不過隻是匆匆一面。第二次見面是在去年，我和丁東、趙誠等從黃山開會回來，經千島湖路過杭州。見面之后，我感覺他是一個很理性、也很平和的人。隻是在談話深入以后，可以感覺到他當年的激情。因為他多年在山西生活的經歷，他對從此地來的人，好像有特殊的信任。那次，我們隻在杭州停了一天，有許多的話沒有說完，以后我就是看他的文章了。

　　我常常想，一個人的特殊經歷，有時候會很讓人感慨。在經歷了曲折的生活以后，國涌開始發奮讀書，更深入地思考問題。他開始相信進步是一點一滴造成的，他把自己的努力放在追尋前輩文人的足跡上，他選擇中國近現代以來為新聞獻身的那些前驅，為他們的精神所感動。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大體都是報人的經歷。對許多人來說，這些歷史人物並不陌生，但國涌寫出的卻是這些人新的一面，這一面就是他們為中國言論所做出的貢獻。

　　這樣的文章，不是一般的敘述歷史人物的遭遇，而是從歷史人物的經歷中看一個時代的言論空間，看在那樣的空間裡，一個文人所能做的是什麼，已經做出的是什麼。國涌的筆下常帶感情，這可能也是他文章為許多人所喜歡的原因。文人言政的傳統，在他筆下是一個大主題，從這個主題生發出來的，是他對現實人生的另一種感悟，這感悟不僅僅由讀書而來，更融入了他的人生體驗。可以說，他的文章是他人生的寫照，是用痛苦和屈辱換來的。

　　國涌對文史有特殊的愛好，他能從人們常見的材料中發現新的視角並能結合現實，生發出更多感想。他的文章好，觀點也富有啟發意義。這本書對於那些還在大學讀書並有理想的青年來說，是一本啟蒙讀物。我可以負責地說，這本書是另一種新聞史，是一本有個人風格的新聞史。它比大學課堂裡那些高頭講章更能讓一個有理想的青年走上新路。

　　片斷：張季鸞：“文人論政的典型”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先生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后，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文人論政”四個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國報業的特點。張季鸞一貫認為報紙如果隻是客觀地報道新聞，隻能算“無負社會”﹔必須充分發揮報紙評論的重要作用，勇於對國家大事表達獨立的見解，隻有這樣，報紙才能盡到“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他主持《大公報》筆政，將王韜、梁啟超等開創的“文人論政”的報業傳統推向了頂峰，樹立了一個負責任的、議論國事的生氣勃勃的榜樣，將中國報業帶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文人論政”包含了他言論報國的全部夢想。從他年輕時擔任《夏聲》編輯，踏上這條不歸路，他一輩子都沒有參加過政治黨派，走的純粹是一條“文人論政”的路。毛澤東說：“張（季鸞）本人年輕時在日本留學，雖然許多留學生都參加黨派，但他始終以超黨派自居。此后，特別是在國共合作時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標榜。”（吳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從1911年參加《民立報》，到1941年去世，他三十年的報業生涯，可以一分為二，前十五年備歷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報》筆政后，縱橫報壇十五年，聲名遠播海內外，影響之大，在世界各國報人中也不多見。

　　1944年，他的老搭檔胡政之在親手編的《季鸞文存》序言中說：“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的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時代的歷史。”

　　他為推動中國報紙特別是報紙評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社評包含著民族的呼聲和人民的願望，譜寫了百年言論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頁。

　　來源：國際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