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一百余年來首次同諾貝爾文學獎結緣，并未給國人帶來喜悅。除了瑞典皇家文學院的十八名院士外，包括獲獎者高行健在內的世人無不出乎意料，中國文藝界感到甚為失望。
高行健六十年代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八十年代初熱衷于戲劇探索。1982年由北京人民藝朮劇院演出了他創作的話劇《絕對信號》，此劇讓人物處于現實、夢幻和追憶的情景中，對小劇場演出進行了一些探索，引起了不小爭議，當然也引發了一場小劇場戲劇探索的思潮。此后，他創作的話劇《野人》、《車站》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車站》更多的是模仿法國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作之一《等待戈多》，雖然在戲劇界產生了一定反響，但由于中國觀眾的審美趣味與該劇傳達出的哲學和美學意味相差甚遠，觀眾寥寥無几，在國內的演出場次并不多。1987年，高行健隨留學德國的妻子去了德國，后又去了法國，并加入法國國籍。如果我們一廂情愿地以為高行健的法語背景和源自法國的現代戲劇探索，為他在歐洲贏得了一定的知名度，間接地影響了瑞典皇家文學院的評委們的話，那似乎也太天真了一些。他在1989年后用法語創作并在法國演出的話劇《逃亡》，是他“六四”后明確的反華言辭的延續。這次瑞典文學院在授予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公報中提到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也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
中國人一向對諾貝爾獎懷有真誠的期待，但這次帶有游戲和嘲諷味道的授獎，使我們開始懷疑那些瑞典文學院士們的眼睛，是否能真正摒棄自身的喜惡和愛憎，客觀、公正地面對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的文學經典。瀏覽百年的諾獎名單，很明顯文學獎的重點放在了歐洲和美國。瑞典文學院八十年代中期起深深感覺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即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非通常”文字寫作的作家作品，提出在物色文學獎得獎人選時，也應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領域。這一初衷本無可厚非，但這次頒獎的結果卻與其初衷背道而馳。中國有許多文學巨匠和大師，高行健的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離經典作家的評價還有難以彌合的距離。瑞典文學院的十八位評委除馬悅然能直接閱讀中文作品外，其他人都得借助翻譯作品來了解華人作家。如此帶有個人好惡的取舍再次將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疏離和差異顯露無遺。聯系到馬悅然本人的一些思想觀點，又怎能不使人把這次頒獎同他們向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的目的划上等號？諾貝爾文學獎的權威性在中國人尤其是文藝評論家和作家的心目中大打折扣，自行消解。
筆者電話訪問的十余位文藝評論家、作家、戲劇導演中，許多人表示并未看過公報上提到的《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等作品，不好置評，但高行健在中文寫作領域并未取得公認的成就卻是共識，有人指出，瑞典文學院的此舉，倒多少顯得有些弱智和低能。大多數被訪者則表示關注事態的發展。文藝報總編、作家金堅范說：任何評獎都是相對的，不是燦爛的東西都是黃金（莎士比亞）。他舊話重提，1986年五六十位漢學家在上海開會時曾討論到為什么不授給中國人諾貝爾文學獎的緣由，英國漢學家杰諾洋腔洋調地反問道，中國作家考慮為自己的人民寫作，為什么要相信北歐的一小撮老頭呢？此話風趣而深刻，確令一些有盲目諾貝爾情結的國人警醒。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從政治上考慮并不是第一次，1907年英國作家吉卜林的長詩《白人的擔子》，宣揚白人肩負有拯救東方的責任，他因此獲獎。這樣的例子還可舉出一些。金堅范1987年8月15日發表在《文藝報》上的《諾貝爾文學獎與政治》一文今天讀來頗令人深思──
“《文藝報》第29期發表了《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埃斯帕馬克談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埃斯帕馬克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是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因而無所謂‘政治意圖’，但有時卻確實會產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但我們總是試圖避免不應有的政治效果的產生。
事情果真如埃斯帕馬克教授所說，評獎委員會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無所謂政治意圖嗎？
埃斯帕馬克就在該文中承認，托爾斯泰在整個文學史上確實卓有建樹，獲獎是當之無愧的，但是當時的評獎委員會的鑒賞趣味‘十分保守’，甚至是‘恪守舊習’，終使托爾斯泰落選。這里，埃斯帕馬克把托爾斯泰落選歸咎于鑒賞趣味，未免說得輕松了些。李文俊同志在《談談諾貝爾文學獎》（1986年6月3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一文中說，據文獻記載，當年的諾貝爾獎負責人說，托爾斯泰之所以沒有入選，是因為‘他對道德表示出懷疑的態度：作為一名文學家，對宗教缺乏深刻的認識，他居然還批評《聖經》。’從1923年起，高爾基几乎每年都被提名，可是主管者卻以‘和他祖國文化生活有密切關系的政治活動等’為由，不予推荐。
關于諾貝爾文學獎同政治的關系問題，某些評選委員倒是沒有完全否定。
1980年12月28日的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彼得﹒倫農的題為《諾貝爾文學獎金評獎內幕》的文章。彼得﹒倫農走訪了評選委員中左右審議工作的亞瑟﹒倫威斯特博士，問他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蘇聯持不同政見的代表人物索爾仁尼琴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倫威斯特否認政治曾經影響過他們。但是在他后來關于索爾仁尼琴的談話中，似乎有點矛盾的東西。‘我不認為索爾仁尼琴是個很大的藝朮家，但是我們幫助了一個處在危險中的人，那時他有些重要的話要說，這些話他后來在世界上能說了。’在談到波蘭的罷工事件對把諾貝爾文學獎發給波蘭詩人米沃什一事的影響時，倫威斯特暗示說，波蘭罷工几乎不能不使瑞典皇家文學院的院士們把目光集中在他們的波蘭候選人身上。1985年10月，暢銷世界各地的美國雜志《新聞周刊》發表題為《關于政治和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該文的副題是《文學成就本身并不能使一個作家摘取桂冠》，可見《新聞周刊》的觀點是十分明確的。該文說，于倫斯頓破綻百出地否認政治或者國籍影響文學院的選擇。‘政治不影響評獎工作，但外部世界的氣候確實影響評獎工作。外部世界的氣候，比之于沒有這種氣候，會使一個作家顯得更重要。在決定人選時，我們的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偏見，會下意識地在某個地方起作用’。于倫斯頓是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一年一度的獲獎入選便由他向全世界宣布。顯然，他是猶抱琵琵半遮面地承認了政治的影響。
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倫威斯特博士也暗示了存在著種族觀念的弊端。他說：‘印度有些好作家，例如用印地語寫作的。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達不到我們必須保持的國際水平。他們的文化是不發達的，我也不認為他們有能力發展到世界水平。’他們需要什么樣的國際水平呢？什么樣的文化呢？答案并不難找。他接著就談到了日本，說：‘我們在1968年把獎金發給一個日本人，川端康成。日本這個國家已經發展了質量上可以同我們相媲美的文學，因為它是一個工業化的先進社會。’原來工業化了的先進社會才能產生國際水平的先進文化！彼得﹒倫農便抓住這一點緊追不放：‘你是說，日本人西方化。你實際上在把西方的、白種人的、地地道道的基督教的美學觀點強加于人，是嗎’？倫威斯特博士對此拿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復來。
埃斯帕馬克教授數年前我就有幸結識。本想乘他5月初來京的機會就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些問題求教于他，但是我正巧出國開會，緣慳一面，不勝遺憾。讀了他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談話，如見其人，勾起我不少溫馨的回憶，但諾貝爾文學獎同政治沒有關系的觀點實難苟同，感到有點失之偏頗。”（人民網北京10月17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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