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1年8月20日14:22


一個經濟學者對高考作文題的道德評價
    

    我仔細地閱讀了琢石教授和王克安教授的文章,我認為几位教授的批評文章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首先,我對他們的積極參與和坦率批評表示感謝。盡管參加討論的人數不多,但是,我相信:關心討論的讀者不少,因為這是一個涉及到了所有人的問題。而且,可以斷言:不論最后會得出什么結果,這場爭論都將對加強人們的道德觀念、提高領導的決策水平以及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也正因為如此,筆者愿意借此機會,再次說明分歧的根源,特別是我作為經濟學者對道德問題的觀點,以便對這場意義深刻的爭論做一個小結。

    1.爭論由何而來?

    簡要回顧一下7月初開始的討論,可以清楚地看出,對今年高考作文題的爭論主要是圍繞三個問題展開的:第一個涉及考試,焦點是《赤兔之死》是否應該得“滿分”,以及該考生是否可以被南大錄取。第二個涉及到“誠信”,焦點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誠信”,以及它是否可以被“丟掉”。第三個則更加廣泛,涉及到了經濟與道德的關系,特別是金錢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

    第一個爭論很快得出了一致的意見:大多數評論家認為滿分作文文筆優美,該考生也完全有資格被重點大學錄取。如果到此為止的話,那么,就不會有后來的爭論了。但是,在記者的采訪中,我們聽到了不同的聲音:一些考生和家長私下表示,雖然作文里寫了“誠信”不可丟,但是,社會現實顯然與此不同。另外,一些網友也對“誠信”的內容提出了異議(參見人民網“圍繞《赤兔之死》的爭議”)。于是,對高考作文的“標准”答案的懷疑引發了第二個爭論。

    最初,筆者并沒有打算加入爭論,因為我對“滿分作文”及其考生非常欣賞。至于作文所贊揚的抽象道德,筆者也認為,從對學生進行“正面”教育和對社會弊病給予批評的角度考慮,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討論進入第二個問題、特別是某些全國著名的大報也就此“炒作”,甚至邀請名人大腕兒就同一題目寫作文、談感想,而且這些特殊“考生”几乎全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即使丟錢丟命也不能丟“誠信”的時候,以及某些評論莫名其妙地稱贊“滿分作文”體現了“素質”教育的碩果的時候──筆者才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些評論的虛偽和導向的謬誤。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筆者被迫放棄了“中立”與“旁觀”的態度,從“一個經濟學者”的角度對高考作文題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因此,筆者的初衷,并不是“存心”與高考作文題“過不去”,更不是想“打擊一大片”和“抬高”我一人,只不過是想揭開這些評論的偽善外衣,并且說明這種抽象道德與社會經濟現實的嚴重脫節罷了。

    2.經濟學者如何看待道德?

    出乎預料的是,筆者的“答案”居然引起了一些網友的強烈反對。不過,這里的主要原因,我認為(也正如他們坦率地承認的那樣),是對經濟學的有關理論不甚了解的緣故──而這個責任也并不在于他們。因為社會分工的存在,經濟與道德被當作了兩個領域,如果一個經濟學者寫道德評論,可能會被認為“多管閑事”﹔反之,如果一個研究道德的學者談論經濟問題,也可能會被說成“文不對題”。

    因此,如果能夠增加相互交流的話,那么,不難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在此,我鄭重建議:教育部、宣傳部、文化部、廣播電視部和各級政府部門大力招聘經濟學者擔當專職或兼職的顧問,并在全體干部和群眾中間普及經濟學的知識。筆者不是一個兩門皆通的專家,難免不夠全面,但是,我想在下面簡要地介紹一下主流經濟學家對道德問題的基本觀點,還是有益的。

    (1) 古典經濟學的觀點。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里的一段名言一直被經濟學家們廣泛引用: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中文版14頁)

    亞當﹒斯密的意思,也可以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解釋:我們之所以能夠衣食無憂,不是來自企業家的恩惠,因為他們只考慮自己的私利。所以,我們與其對他們說:給吃不飽飯的人多生產一些食品吧,給穿不上衣的人多做一些服裝吧,給沒有房住的人多蓋一些樓房吧──倒不如對他們說:你不是想多賺錢嗎?好啊,那你就擴大生產吧!于是,他們為了自己賺錢而不斷擴大生產,從而為我們提供了日益丰盛的各種商品和服務。

    按照常理,公然鼓勵人們的私欲、私心或私利顯然是“不道德”的,但是,在斯密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相反相成”的經典例証:當我們鼓勵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私利而工作的時候,就會產生為他人福利和社會利益而工作的結果,或者說──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他人。

    因此,古典經濟學家的道德理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每個人(或企業)都是自私的﹔這種自私性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這種“不道德”的動機與行為轉變到了它的反面──“道德”。

    遺憾的是,在那些義憤填膺地譴責資本主義“道德”的批評家里面,有多少人具有亞當﹒斯密那樣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呢?(2) 現代經濟學的觀點。

    “二戰”以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對道德的看法更多地來自“效益”學說:個人和企業的任何活動與決定,都是為了用較少的投入換來較多的產出,因此,效益的最大化是判斷某個行為或決定是否合理的基本根據。

    因此,假如一個企業為此目的而采取加強競爭、技朮革新、破產或合并等等手段,并且導致或增加了工人的失業──甚至引起了社會的動亂的話,它無須感到良心的不安,也不必受到道義的譴責。也就是說,經濟的合理性優先于道德的合理性﹔為了效益(或效率)的最大化,一部分人或企業(通常屬于“弱者”)作出犧牲也是在所難免。

    因此,現代經濟學的道德觀點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效益的最大化﹔每個個人與企業的行動與決策都要追求和實現這一目的﹔只要能夠實現這一目的,那么,不論他們采取什么行動與決策都是合理的。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所謂“效益的最大化”,實際上是產出(產值、利潤)的最大化的另一種說法,它的道德基礎與承認人的自私性的古典經濟學是一致的。不過,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提高,特別是技朮進步的加速和競爭的加劇,現代經濟學的道德觀念似乎不再公開鼓勵個人的私欲或私利,而把經濟效益放在了首要地位。

    3.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與道德的關系有哪些誤解?

    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里面,由于各種原因,我們許多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一直存在誤解。

    首先,最為典型和普遍的是用簡單的和僵化的觀點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以為它沒有別的,只有赤裸裸的“金錢第一”、“金錢萬能”。這種觀點不能說不對,因為我們可以找出大量的例子作為証明,而且,只要商品經濟依然存在,那么“金錢”就會依然處于重要的地位﹔但是,也不能說它全對,至少在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那里,沒有這樣的論述﹔即便他為個人私利進行了辯護,其目的也是為了說明它可以成為促進經濟發展和增加社會福利的手段。當代經濟學的效益最大化理論,表面上似乎不講道德,但是其中也包含著合理因素,因為即便是社會主義經濟,也不可能為了公平而長期地犧牲效率。

    其次,是用孤立的和片面的觀點來看待資本主義道德,以為決定個人、企業或社會的道德水平高低的因素只有道德,而沒有注意到:除此以外,還有政治、法律、宗教、家庭、教育、輿論、文化等等因素,它們同樣也對規范人們的行為、緩解矛盾沖突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最后,是用抽象的和靜止的觀點看待資本主義道德,以為自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天起,其道德體系的內容就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其實,隨著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資本主義的道德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發達國家,道德研究和爭論的對象几乎包羅萬象:從個人選擇的合理性到國家和政府的決策,從企業的公害問題到環境保護,從性“解放”到愛滋病,從失業保險到社會保障體系,從“二戰”時期的“慰安婦”到現在的“克隆”人類,等等。顯然,這些道德爭論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所謂“金錢第一”的范圍,而具有了更加現實和深遠的意義。4, 我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與道德的關系有哪些誤解?

    由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存在誤解,因此,我們許多人也就不可能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具有正確的認識。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簡單的和僵化的觀點,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內容沒有別的,只有大公無私、先人后己、舍己為人等等,而沒有清醒地意識到:一個社會所推崇的普遍道德必須受其經濟基礎的制約,而不可能長期地高高在上﹔同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級階段或高級階段,人們的道德觀念也必然會具有不同的內容。

    其次,孤立的和片面的觀點。在他們的眼中,善就是絕對的善、惡就是絕對的惡,兩者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在這一點上,他們甚至還不如200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我們在斯密的分析中看到,“惡”(企業主的私欲或私利)可以變成“善”(擴大生產、滿足公眾的利益)。當然,我們也可以舉出“善”變成“惡”的例子,比如50年代后期實行的全民就業制度變成了養懶漢的“大鍋飯”﹔我們還可以舉出“善惡”共存的例子,比如技朮革新,既可以提高生產率,同時也會造成失業,等等。

    最后,是抽象的和靜止的觀點。最突出的例子是對“金錢”的看法,他們堅信金錢是“萬惡”之源。而事實是:“金錢”這一特殊商品及其概念本身已經隨著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化和所有者的不同,而具有了不同內容:我們現在使用的“金錢”叫“人民幣”,既不是國民黨時期的“金圓券”,也不是封建社會的銅錢或元寶,它是人民勞動的果實和社會財富的象征。在企業家手里,它可以用來擴大生產和就業﹔在消費者手里,它可以用來擴大“內需”、購買商品和服務。在工人農民手里,它是勞動的報酬﹔在專家學者藝朮家手里,它代表了知識的價值﹔在下崗失業工人或者離退休人員手里,它是維持生活的最低保障,等等。因此,如果我們個人、企業、國家手中的“金錢”的數量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的話,那么,請問我們的道德學家:你們應當為此而高興,還是憂傷?

    5.中國經濟學者的道德觀

    坦率地說,筆者絲毫不打算“代表”整個中國經濟學界說話,也不否認經濟學界內部存在分歧和爭論。因此,筆者的文章從一開始就表明:這僅僅是“一個經濟學者”的個人觀點,下面的分析也依然如此。

    簡單地說,在改革開放以前,不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與道德,還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道德,中國經濟學界大多數人都曾經產生過上述的誤解與偏見。這個責任也不應當完全由中國經濟學界承擔,因為當時的國際和國內環境,都不像現在這樣自由和寬松。

    不過,盡管如此,中國經濟學界的少數先覺者依然敏感地意識到了市場經濟規律(當時曾經被稱為“價值法則”)的作用和影響,并且有意識地提醒政府決策部門對商品、貨幣、利潤等給予重視。比如,孫冶方、顧准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遺憾的是,由于極左思潮的普遍存在,因此,許多經濟學界的改革人物作為“右派”或“反黨分子”被投入了監獄,他們提出的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的建議也作為“異端邪說”被打入了“冷宮”。

    自從80年代以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引起了中國經濟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引起了中國經濟學界的理論革命。如果說,在20年前,還有一些上年紀的經濟學者對于西方經濟學抱有成見的話,那么,現在他們的影響几乎微不足道:在大學,几乎所有的經濟學教材都是引進的,還有許多甚至是英文原版的﹔此外,許多教師和專家也有在國外留學或考察的經驗。所以,根據我在前面的說明,讀者可以十拿九穩地推測:如果讓中國經濟學界對今年的高考作文題、或者經濟與道德的關系發表意見的話,他們會說什么。

    因此,請恕我直言,中國經濟學界之所以對高考作文題沒有發表意見(本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為當時我在國外的研究已經結束,因此有充裕的時間“上網”來關注國內的某些“熱點”問題),并不是因為他們自視“清高”或者公務“繁忙”,而是因為類似的爭論早在几十年前就進行過,而答案也早在几十年的社會實踐中得到了証明。

    如果不使用專業朮語,而用老百姓的“俗話”表示的話,那么,不妨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學者的唯一使命和緊迫目標,就是要讓沒錢的變成有錢的,讓錢少的變成錢多的,即讓窮人變成富人。因此,盡管某些個人、企業或地區可能已經因為金錢增加而變得相當富裕,或者因為金錢的增加而出現了各種問題,但是,就總體而言,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必須把“金錢第一”作為大批判靶子的那種水平。

    因為所有的中國經濟學家心里都非常清楚──盡管“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是,在衡量個人、企業和國家的富裕和發達程度的時候,沒有它卻是“萬萬不能”的: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現在我國國民總產值大約為1萬億美元,占世界第7位。與占前三名的國家相比,中國大體上只相當于美國的1/8,日本的1/5,德國的1/2。如果換成人均GNP,我們只有800多美元,排在世界上80位左右,大約只相當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1/30到1/40(或相當于韓國的1/10)。而且,眾所周知的是,盡管我們的經濟水平比20年前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由于國際競爭的激化,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并沒有出現明顯的縮小。因此,在今后50年到100年的時間里,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依然是、也只能是繼續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因此,假如──讓我們大膽地想象一下──哪一年在世界人均GNP的“排行榜”上,我們真的成為“金錢第一”的話,這難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嗎?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和整個人類的驕傲嗎?當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民、或者占世界人口1/2的亞洲人民能夠成為世界“首富”的時候,那么,整個人類的道德狀況還會這么低下和丑陋嗎?那時的人類距離“大同世界”的理想還會遙遠嗎?因此,每當想到無數前輩和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注定看不到那個光明前景的時候,我們的心中又怎能不充滿了無比的遺憾和強烈的惆悵?

    不過,我想補充一句:從道德角度看,金錢,以及圍繞金錢而產生的競爭、欺詐、貪污、破產、失業、犯罪等等,的確都是“惡”,因此你們的種種擔心、憂慮、憤怒和批判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惡”卻正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我相信,總有一天,金錢──這個曾經被當作頂禮膜拜的偶像、曾經被視為萬惡之源的特殊商品,會退出人類歷史的舞台,或者像有人曾經建議的那樣,黃金會被用來做一些公共廁所的馬桶。當每個人都遵守道德的時候,道德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不過,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化過程﹔在那遙遠的一天到來之前,我們每個個人、企業和國家沒有別的辦法,而只能為了增加“金錢”的數量(或者說為了提高經濟的“效益”)而繼續努力。這是一個辯証法:我們追求金錢的目的,恰恰是為了最終消滅金錢﹔只有在實際上“擁有”了金錢,才有可能在理論上爭論是否應當“放棄”金錢。反之,當我們的國家還依然比較落后的時候,當我們的人民還依然比較貧困的時候,當我們大多數人的“錢包”(或者按高考作文題的說法,叫“背囊”)還依然比較空虛的時候──一句話,當我們的人均“金錢”占有量只相當于發達國家人民的几十分之一、其位次甚至連前50名都沒有進入的時候,我們有什么理由嘲笑和批判“金錢第一”?我們的“年輕人”把那種有害無益的、陳腐虛偽的、以鄙視物質和仇視金錢為特征的封建主義道德觀念的“背囊”丟掉的話,又何罪之有?    ──這些就是一個現實的經濟學者與空洞的道德學家的分歧所在。

    (網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賈保華)

    相關文章:几位教授圍繞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爭鳴

              “誠信”不是商品──賈保華錯在哪里?


人民網 2001年8月20日


 
相關專題
 網友賈保華專輯
 網友觀點集錦
 
相關話題
 圍繞《赤兔之死》的爭議
推荐給朋友:
 
鏡像:美國 日本 教育網 科技網
關于我們 幫助信息 本站導航 廣告服務 聯系我們 招聘信息 京ICP証000006號
人 民 日 報 社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復 制 或 建 立 鏡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