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1日03:18


紀念辛亥革命專論: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李文海  顏軍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最初成果為辛亥革命准備了必要條件。資產階級革命派清醒地認識到革命是為現代化創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成為現代化進程歷史鏈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幾乎從歷史進入近代的第一天起,對我們國家極端貧弱、民族備受凌辱有著切膚之痛的志士仁人,就熱切期盼著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他們向往著有一天我們苦難的祖國能夠同歐美國家“並駕而齊驅”。這種期盼和向往,一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當時,還沒有“現代化”的概念,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現代化的追求。如果把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中葉這二百年歷史進程聯系起來,我們可以看到,對現代化的執著追求,是貫穿這一歷史階段的一個基本線索。

    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頭一個歷史性巨大變化,是鴉片戰爭以來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果對這次革命同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關系加以剖析,既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切地了解它的偉大歷史功績,也能為進一步認識近現代歷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為辛亥革命准備了必要條件

    辛亥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之初,不是偶然的。它是鴉片戰爭以來全部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中國現代化的起步,是在殖民主義的侵略中斷了中國社會正常發展進程的情況下開始的,也是在國內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的情況下開始的。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現代化一開始就同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緊緊結合在一起,而最早試圖推動現代化的恰恰是資產階級以外的政治力量。

    真正邁出現代化實際步伐的,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某些有識之士。他們為了“求強”、“求富”,發動了所謂的“洋務運動”,以極大的熱情致力於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工礦企業、修筑鐵路、開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活動。他們的努力,為中國社會催生了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和注入了資產階級的社會觀念。但是,他們決不允許“洋務運動”越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秩序的雷池一步。這就使得他們的現代化努力受到極大的制約,步履維艱,蹣跚行進。

    資產階級維新派較之洋務派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們懂得,發展經濟和文化,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政治條件。於是,他們首先致力於政治的革新,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發動了“百日維新”,力圖對封建專制政治進行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良。但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支持者的力量是如此軟弱,以致在封建頑固勢力的反擊下,冰消瓦解,一敗涂地。當然,他們的斗爭並非毫無意義。如果說,洋務派的歷史功績是為現代化留下了雖然菲薄卻極其寶貴的物質遺產,維新派的歷史功績則是為現代化留下了雖是曇花一現卻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

    這樣,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的艱難和挫折,成了呼喚辛亥革命到來的強大推動力和社會要求﹔而早期現代化的最初成果,則為辛亥革命准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精神條件。

    從革命隊伍來看,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發展,為辛亥革命鍛造了一支強大的革命力量。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其中堅力量和骨干成員,主要是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又接受了西方政治觀念的留學生和新式知識分子。這部分社會力量,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不存在的,他們正是早期現代化的產物。革命派的主要依靠力量華僑和新軍,或者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相聯系,或者是在早期現代化過程中進行了改造,在當時也被看作是軍隊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成果。沒有早期現代化,就沒有這些社會力量的匯合﹔而沒有這些社會力量的匯合,辛亥革命的發動和展開都是不可能的。

    從革命綱領來看,隻有經過了幾十年早期現代化的歷史發展,才有可能使得日漸壯大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能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系統的、契合現代化發展需要的、以實現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綱領。孫中山的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三大主義,能夠在二十世紀之初提出並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認同,除了他本人的杰出貢獻之外,還需要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個是思想源流,即對自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力量提出過的各種救國綱領的繼承、揚棄和發展。另一個是社會環境,即當時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具備了能夠接受這些觀念和主張的客觀基礎。正是早期現代化的歷史,創造並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發展,也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質保証。鴉片戰爭后,中國邁開了現代化的最初步伐。隨著閉關鎖國的狀態被打破,大批反映資本主義特征的生產方式、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涌入中國,使得人們耳目一新,激發了對現代化的進一步渴求。與此相比,腐朽的清政府雖然作出過某種姿態,骨子裡卻仍然麻木不仁,固步自封,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面前,充分暴露了這個政權衰敗沒落的本質。

    革命派清醒地認識到革命是為現代化創造必要的前提

    鴉片戰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沒有通過對前一任務的完成為后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則后一任務的實現也就無從談起。

    這就是一貫執著追求現代化的中國人民,為什麼不得不集中那麼多社會精英、經歷那麼多艱難險阻、付出那麼多慘痛代價去從事革命斗爭的根本原因。早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毛澤東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講清了這個道理。他說:“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深切地體會到,要想實現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首先必須集中全力推翻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權,埋葬封建帝制,求得民族的獨立,爭取政治的民主。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正是為走向現代化創造必要的政治前提。

    但是,革命派強烈地感覺到,民富國強這一美好願望的實現,在現實生活中受到兩個方面的嚴重阻礙。一個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凌欺壓,再一個是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的鉗制束縛。

    關於前者,孫中山早在1895年所寫的《香港興中會章程》中就大聲呼喊:“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些人曾一針見血地揭露當時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強盜主義”,不僅在政治上使一些弱小國家的人民“自由敗滅”,而且通過經濟的擴張,對別國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

    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明確地將反對帝國主義寫進他們的政治綱領,這自然反映了他們的某種弱點。但我們絲毫也不應該懷疑,為了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他們有著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的強烈要求。

    關於后一方面,孫中山也是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對清朝政府的黑暗統治進行了有力的控訴:“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飢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在革命派后來的聲勢強勁的政治宣傳中,揭露清朝封建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內容,佔據了最重要的部分。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他們突出地強調這個獨裁的、腐敗的、野蠻的專制政權,扼殺了國家民族的生機,堵塞了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和文化上走向現代化的任何通道,因此,不推翻這個政府,僅僅靠舍本逐末的“新政”或補苴罅漏的“變法”,是無濟於事的。

    事情就是這樣。既然民族獨立地位的喪失,國家主權的備受侵凌,把中華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既然封建專制政治的統治,剝奪了人民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成為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大障壁,志士仁人們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中去。遺憾的是,將近一個世紀前革命派的壯懷激烈的行動,似乎並沒有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認同,以致至今還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是對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破壞,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斷,它“耗盡了”“民族的生命能量”,“帶給中國很深的災難”。這種看法,顯然缺乏起碼的公平和公正。

    辛亥革命為現代化的繼續前進開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的風暴摧毀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殿堂。當資產階級革命派夢寐以求的“中華民國”誕生在神州大地的時候,他們顯然過於樂觀地估計了這場革命的政治成果。他們以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政治障礙已經掃除,現在可以一心一意地從事“產業革命”,進行“實業建設”了。孫中山興高採烈地說:“今專制業已推翻,破壞之局已終,建設之局伊始。”又說:“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而實現民生主義最切實的舉措,就是發展實業。孫中山對此滿懷信心,指出:“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這樣的認識自然有不切實際的一面,但卻十分有力地証明上述所說革命派的革命初衷是為了現代化、“破壞”是為了“建設”是完全真誠的。

    殘酷的現實很快使革命派從陶醉中清醒過來。當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拋棄信誓旦旦“忠於共和”的承諾,公開復辟帝制的時候,革命派立即意識到,舊勢力雖然受到了打擊,卻遠遠沒有被徹底清除。和平建設的道路還無法走得通。為了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他們依然不能放下革命的武器。

    確實,由於辛亥革命未能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因而它並沒有為現代化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治條件和社會環境。為了爭取到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中國人民不得不繼續前赴后繼地高舉革命的旗幟,進行長期的難以想象的艱苦斗爭。但是,絕不能因此而低估辛亥革命對於中國現代化的促進作用。辛亥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成為現代化進程歷史鏈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結果,同時也是它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最大的貢獻,是它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一舉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余年之久並已日趨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意義十分重大。它不僅鏟除了中國封建勢力最頑固的堡壘,宣告了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時代的結束,同時也邁出了中國的政治從專制向民主轉化的重要一步,為中國政治現代化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

    辛亥革命對現代化發展的作用,還表現在對經濟現代化的政策推動上。人們在討論現代化問題的時候,往往把眼光局限於單純經濟的范圍之內﹔在觀察經濟現代化的時候,又往往隻重視具體的經濟活動,而相對忽視經濟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巨大的影響。實際上,經濟政策對具體經濟活動或者促進或者阻礙的作用,對一個社會的發展,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近代著名的實業家張謇,對此就有深刻的切身體會。他認為,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相關的政策法律支持。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革命派對發展社會生產力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他們利用執掌政權的短暫時間,制定了若干維護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方針,努力為經濟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當然,對這方面不能估計過高。但其影響卻是深遠的。無論從規模、范圍還是影響上,民國初年的經濟發展,都大大超過了晚清幾十年的總和,這無疑是辛亥革命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

    辛亥革命在摧毀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使得當時的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產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由此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發展。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特別重視兩個問題:一是“國魂”的熔鑄﹔再一是國民性的塑造。所謂“國魂”,實際上指的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所謂“國民”,就是享有民權、自由、平等的地位和具有完全的權利和義務的公民。除此之外,革命派在思想意識方面,還涉及廣闊的領域,如: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婦女解放,主張移風易俗﹔等等。這些主張,都對當時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幾乎在辛亥革命時期都已經被提出來了。

    思想的啟蒙和觀念的現代化,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從傳統向現代轉換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和必需的基礎,特別對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來說,把長期束縛於封建主義精神枷鎖中的人們解放出來,並使其實現思想意識的現代化,更是走向現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我們切不可低估辛亥革命在這方面的歷史功績。 

    《人民日報》 (2001年10月11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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