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1年6月26日09:38


如果一個人僅僅追求他自己的"私利"的話,他的私利最終將無法滿足。也就是說,一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必須服從"公利"或"公德"﹔只有在"公利"或"公德"得到滿足的條件下,個人的"私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實現。
警惕經濟與道德的“兩極分化”
    

    一.被“遺忘”的角落  

    經濟與道德的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當代經濟學無法回避的課題。例如,當年亞當﹒斯密曾經在格拉斯科大學擔任過倫理哲學教授,主要講解神學、倫理學和法律,并且基于這些講義,出版了兩部著作──《道德情感論》(1759年)和《國富論》(1776年)。   

    然而,大概由于過去長期貧困的原因,我國的經濟學界對“國富”的增長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而對“道德”的發展卻缺乏足夠的關心。比如,几乎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都不涉及道德問題,几乎所有的經濟系學生都不學習道德課程,几乎所有經濟專家和教授也都回避對社會道德問題發表公開的評論。對此,有几種可能的原因:一是因為分工的發展,使得經濟與道德成為了兩個不同的專業,因此需要不同的專家進行研究和講授﹔二是因為在經濟學中,道德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無須進行多余的解釋﹔三是因為經濟學界對道德問題一向缺乏足夠的關心,提不出什么中肯的分析和建議。

    但是,盡管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把經濟與道德看作兩個不同的領域,在實際生活中,它們卻是互為表里、密不可分的。比如,中國古代流傳的所謂“為仁不富”與“為富不仁”,或者現在流傳的所謂“男人有錢就變壞”與“女人變壞就有錢”,或者不論古今而一直流傳的所謂“笑貧不笑娼”等等順口溜,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與這些順口溜相比,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要更加深刻和復雜得多。比如,在一個社會內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制定最低工資標准、制定環境保護條例、縮小地區差別和貧富差別、男女同工同酬等等,這些重大問題都涉及到了道德標准或道德價值的問題。

    很多具體的實際問題也是如此。比如,某貧困地區得到的一筆貸款,是用來建一所小學或醫院,還是建一家夜總會或大飯店?某城市郊區的一塊綠地,是用來建設一個供多數市民娛樂的森林公園或廉價旅店,還是建成一個供少數富人享受的高爾夫俱樂部或豪華別墅區?在交通、住房、水電氣、教育、醫療等等涉及群眾福利的價格問題上,是應當降價、提價、還是維持不變?再具體一些,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戶口,是應當給外地人,還是不應當給外地人?如果給,應當給哪些人,怎么給?或者,把電子游戲室建到小學校旁邊,對不對?給某些人群(如失業者)或產品(如農產品)發放的補貼,多少才合適?等等。顯然,諸如此類的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道德問題。而且,如果我們僅僅根據經濟原則或所謂市場規律辦事的話,就很難作出公正的選擇──因為“公正”本身就是一個道德價值問題。

    對于我們來說,任何只提倡道德而忽視經濟(如建國以后的一個時期)或者只強調經濟而放松道德(如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的觀點與主張都是片面的。這篇短文主要想對這后一個方面的問題,給予簡要分析,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 

    二.經濟與道德的“兩極分化” 

    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不論是經濟統計的數字,還是我們個人的感受,都是同樣的。但是,與此同時,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道德水平卻沒有出現相應的顯著的提高──說得再坦率些,甚至出現了下降──這一點,不論是社會問題的統計,還是我們個人的感受,也是同樣的。

    許多事例証明,我國社會的經濟與道德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即經濟上去了,道德卻下降了。這一現象在某些地區和單位,表現得更加明顯。

    許多國家的經驗都証明:在某個發展時期或階段,確實存在著經濟與道德向不同方向發展的傾向。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原先比較封閉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道德水平較高的社會里,一旦實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勢必會出現一個道德低下、倫理混亂、犯罪增加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請注意,這里所說的經濟與道德水平的“高”或“低”是相對概念)。

    為了維持社會道德體系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安定,迄今為止,政府有關部門制訂了許多法律、提出了許多口號、開展了許多運動:比如,當“文革”結束、許多人出現“信仰危機”的時候,開展“撥亂反正”的工作﹔當一部分人開始富裕,社會上出現了“向錢看”的思潮的時候,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活動﹔當一些地區只注意經濟建設而忽視了精神文明的時候,重新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的口號﹔當一些人不再重視集體利益的時候,重新開展“學習雷鋒”的活動﹔當黨政干部貪污腐敗盛行的時候,開展“三講”活動﹔當一些地區犯罪活動猖獗的時候,就實行“嚴打”運動﹔等等。

    盡管這些法律、口號、政策和運動是在不同的時期,由不同的機構提出和進行的,但是,它們都是針對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道德低下及其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而作出的必要的和正確的反應。因此,值得肯定的是:如果沒有它們的話,那么,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可能會更低,社會問題可能會更多。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所有這些力爭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的努力似乎都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現在的社會道德日益低下,各種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如果不從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的話,那么,不僅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出現偏差,而且,國際“形象”也會受到影響。

    三.中國經濟學界的責任 

    對于當前社會道德普遍低下的問題,中國經濟學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它們不僅沒有及時提出一套新的道德規范,反而向人民群眾“灌輸”了一種被曲解了的市場道德標准。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有一段名言一直被我們的學者廣泛引用: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商務印書館1981年中文版14頁)

    就字面而言,亞當﹒斯密似乎明確無誤地肯定了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即個人的私利、自私性或利己主義。而且,似乎正是這種“不道德”的道德,才是一切社會分工、經濟增長乃至財富增加的唯一動力。

    對此,恐怕我們經濟系的教授──更不要說學生了──很少會提出問題。然而,正是這種“沒有問題”的態度引出了很多的問題:如果亞當﹒斯密的理論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就不能不無奈地承認──迄今為止,所有旨在提高社會道德的口號、政策和運動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都在徒勞地與市場機制進行斗爭,而這一市場機制的道德基礎恰恰是自私自利──因為如果人不自私的話,那么,勞動分工就不存在了,由此而來的經濟發展和財富增長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與其相反的道德教育、倫理規范、榜樣宣傳,還有多大的意義和效果呢?

    現實生活似乎也証實了這一點:許多人的成功與否與他們個人道德的高低,并沒有必然的“比例”關系。一個道德高尚的公民可能到處碰壁、一貧如洗﹔相反,一個道德低下的官僚卻可能左右逢源、升級加薪。同樣,一個奉公守法的企業家可能因為沒有行賄而失去利潤可觀的定單,而一個違法亂紀的個體戶卻可能因為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而得到令人眼紅的收益。

    這些現實的例子,不僅使那些道德低下的人們為自己的行動找到了合理的借口,而且也為更多的人的道德的低下指明了“出路”。坦率地說,正如“見義勇為”基金的出現所表明的那樣,現在不僅大公無私的“雷鋒叔叔”少見了,就連“路見不平一聲吼”的義士也不那么多了。尤其值得憂慮的是,除了普通民眾或者下層社會的道德水平趨向低下以外,在精英分子或者社會上層也出現了道德敗壞的情況,比如,近年來高級官員、黨政機關、軍隊警察、司法部門,都出現了一些貪污腐敗分子。

    于是,不論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也不論企業領導還是黨政干部,都面臨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對個人的自私性、私利或利己主義,一方面需要我們利用、容許、宣傳甚至鼓勵﹔另一方面,又要求我們限制、反對、批評甚至處罰。究竟應當如何是好?或許,正是這種兩難選擇才導致在過去的20年里出現了這樣的結果:我們在前一個方面表現得要更為寬容寬松,而在后一方面卻顯得軟弱無力。

    顯然,如果我們的經濟學界繼續回避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或者繼續對個人利益、自私性給予盲目推崇的話,那么,他們就不能不為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低下而承擔道義上的責任。 

    四.全面理解亞當﹒斯密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對亞當﹒斯密的誤解,并不是中國經濟學界特有的現象,其他國家的學者也經歷過一個由盲從到懷疑、由片面到全面的認識轉變過程。下面舉几個例子。

    首先是60多年前一位美國學者創作的一首善意的“打油詩”:

     

Adam, Adam, Adam Smith

Listen what I charge you with!

Didn’t you say

In the class one day

That selfishness was bound to pay?

Of all doctrines that was the pith,

Wasn’t it, wasn’t it, wasn’t it, Smith?

(Stephen Leacock: Hellements of Hickonomics. 1936, p.75)



    根據中文的習慣,筆者試譯如下: 

    斯密、斯密,聽仔細,

    有件事我想責怪你。

    那天你在課堂上說,

    自私乃是天經地義。

    這是不是理論之精華?

    斯密、斯密,請回答。 

    這種懷疑迫使一些經濟學家重新審視亞當﹒斯密的理論,并且發現了另一個答案。正如經濟學家George Stigler(1975,p.237)指出的那樣,由于斯密本人深受古希臘斯多葛學派(主張高度自制,吃苦耐勞而泰然自若)的理論影響,因此,他在肯定個人利益的同時,也強調了個人自律(self-command)的重要。事實也是如此。斯密在《道德情感論》一書中明確地指出:“根據斯多葛派的觀點,人不應當認為自己是與世隔絕或超脫的某種東西,而應當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一個世界共同體的成員。”因此,“為了這個大的共同體的利益,他應當在所有場合都愿意犧牲其個人利益。”(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140)

    請看,這難道不是在過去數十年里曾經在我國廣泛流傳的“大公無私”、“克己奉公”或者“公而忘私”的精神嗎?難道這種對市場經濟中的“人”的本質與道德規范的另一個重要的規定,不是在我們許多經濟學的教科書中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嗎?

    因此,亞當﹒斯密的“正確”的形象,應當既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嚴肅的道德哲學家﹔而絕不是我們的教授們勾畫出來的一個主張惟利是圖、損人利己的或者損公肥私的個人主義的導師。

    那么,對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那段被廣為引用的名言,應當如何理解呢?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森(Amartya Sen)曾經指出:

    許多經濟學家似乎依然停留在屠戶和面包師的例子上,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斯密舉例的目的在于說明商品交換和勞動分工是如何進行的。實際上,斯密關于貿易可以促進相互利益的觀點,絕不表示他認為僅僅依靠人的自私性就足以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On Ethics and Economics. 1987,p.23)

    因此,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和學生們現在依然盲目相信──經濟活動的原則與經濟學的原理就在于人的“自私性”的話,那么,他們實際上就站到了亞當﹒斯密的反面。不僅如此,他們甚至站到了社會的反面。對此,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Robert Rowthorn是這樣解釋的:

    “道德可以被看作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一種形式,它需要懲罰與自制的結合”,因為“如果沒有懲罰,那些無視道德規范的反常人物(deniants)將會逍遙自在,并影響到其他人,從而動搖這一規范的有效性和可信性。隨著反常人物的數量增加,那些原先相信和自愿遵守這一規范的人們將會減少。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到年輕一代,把服從道德規范看作是過時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Peter Groenenegen (ed). Economics and Ethics. 1996, p.22)

    因此,符合邏輯的觀點應當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破壞社會的“公利”或“公德”的話,那么,當這種破壞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個人的利益也就受到了威脅。所以,合理的結論是:如果一個人僅僅追求他自己的“私利”的話,他的私利最終將無法滿足。也就是說,一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必須服從“公利”或“公德”﹔只有在“公利”或“公德”得到滿足的條件下,個人的“私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實現。在這里,我們是不是可以反問一句:究竟有多少經濟學的教授和學生明白了這個道理呢? 

    五.市場與道德的關系 

    因此,在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可以得出几個重要結論:

    首先,經濟條件和地位是決定道德水平的物質基礎。通常,在一個經濟比較發達和富裕的環境中,個人、家庭、團體和社會的道德水平也相對較高﹔在一個經濟比較落后和貧窮的環境中,個人、家庭、團體和社會的道德水平也相對較低。當然,與此相反的情況也是經常存在的,不過,它們畢竟是一時的,而不是長久的。因此,我們只有繼續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個人生活水平、縮小三大差別,才能不斷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

    其次,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的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是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包括家庭的經濟利益應當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任何忽視甚至損害個人與家庭利益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不過,同時也必須補充的是,這種個人利益的前提是不損害“公利”或“公德”。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中的個人利益是一種具有利他主義因素和目的在內的個人主義。因此,一個小商小販在推銷產品的時候,固然有其自私的一面,但是,當他們提供了質量合格的產品、滿足了我們的需求的時候,也就做到了利他主義。反之,如果一個廠商提供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或者雖然是合格產品,但是,它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得到的定單,那么,這個廠商的私利就損害了他人的利益,因此,它就是不道德的。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在市場經濟中,道德并不是無用之物,它是一種需要保護和積累的寶貴的“社會資本”。因此,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發達、是否強大的標准,固然離不開 GNP、家電產品普及率或者人均住房面積等表示物質財富的指標,但是,它同樣也離不開犯罪率、離婚率或者拾金不昧的件數與見義勇為的人數等表示社會狀況的指標。如果一個社會僅僅在物質上發達,同時在道德上“不發達”,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的話,那么,這個問題就很值得人們深思和警惕了。 

    綜上所述,以1979年為界,中國的經濟和道德狀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經濟發展速度之快,高居各國榜首。但是,遺憾的是,社會道德的水平并沒有出現相應的提高,在某些方面或某種程度上(如政府官員的廉潔程度或勞動者的職業道德等等),甚至可能還不如從前。如果我們對這種狀況繼續視若無睹的話,那么,它不僅可能葬送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且,也勢必會進一步加劇整個社會秩序的動蕩和不安。

    中國,在過去的很長一個時期里,曾經被世界普遍認為是一個經濟雖然貧窮,但是道德比較高尚的典型。現在,一個新的問題已經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中國,是否可以成為一個經濟比較發達,同時道德依然比較高尚的榜樣呢?

    (網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賈保華)


人民網 200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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