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1年9月29日10:24


知識分子的“職業病”──兼談王克安教授的評論
    

    自從圍繞《赤兔之死》的爭論展開以來,王克安教授就成了對我的評論進行評論的熱情而嚴格的評論家了。

    盡管我曾經在有些文章中回答了王教授的某些批評,但是,卻一直沒有給予詳細的分析。這不是因為我對王教授的批評“視若無睹”,而是因為他的評論具有普遍性,代表了許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因此,很難用三言兩語回答清楚。

    不過,由于王教授近日再次對我的評論(關于中美關系的“轉折點”)發表了長篇評論,因此,如果我繼續默不做聲的話,則不僅對不起王教授的熱心,也可能辜負讀者的期望。下面我想在有限的篇幅內,對王教授的評論做一點必要的評論,以期達到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

    1.王教授的評論:優點和缺點是什么?

    首先,我應當公正地承認:王教授是一個勤奮和敏銳的評論家。這可以從他在人民網觀點頻道的專輯中看出來。特別是在對具體的事情(比如某個不良現象)進行評論的時候,也能大體上保持客觀和公正的態度。這是王教授的強點和亮點。

    不過,相比之下,在對某些抽象的觀點和理論進行評論的時候,王教授卻明顯地表現出了力不從心的弱點與形而上學的缺點,特別是在討論諸如誠信、道德或事物發展的轉折點等問題的時候更是如此。這些可以概括如下:   (1)忽視對方提出的理論觀點的整體性,而是把它分割成一個個零碎的“小塊兒”,切斷彼此之間的聯系﹔   (2)如果有可能,則再把每一個“小塊兒”里的血管或纖維盡量剝離,使其成為更加零碎的個體﹔   (3)在此基礎之上,展開分析和評論,并得出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學的結論。

    公正地說,(1)和(2)的分析方法并沒有什么錯誤,就像“吃飯”一樣,實際上我們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而絕不可能像“北京填鴨”那樣,一下子就把飯灌進胃里。這就相當于理論的“分析”。但是,我們之所以能夠獲得營養,還需要另一個過程:即這些被一口一口吃下去的食物,在胃里經過加工和消化,通過腸道血液等,進入身體的各個部位,從而轉化成我們日常所需的營養。這就相當于理論的“綜合”。

    由于王教授的分析缺乏后一個過程,因此,盡管就個別而言,他的分析是中肯的、正確的,有時也是閃現智慧火花的,但是,就總體而言,則是片面的、錯誤的、反辯証法的。

    2.一個實驗:真理如何變成謬誤?

    為了說明筆者的結論,下面請容許我按照王教授的方法,對我本人剛才的這段話進行一下分析──

    第一,賈保華說“分析”問題就像“吃飯”,這顯然不對:一個是精神,一個是物質﹔一個用腦,一個用胃﹔它們的性質完全不同,風馬牛不相及,怎么能相提并論呢?

    第二,食物經過胃的消化以后,產生的也不單是營養,還有廢物,而廢物是有毒的,應當被排出,而不應當被吸收,更不應當進入身體的各個部位。

    第三,吃飯也不一定要一口一口地吃,有時候,我們是一勺一勺地吃或者一碗一碗地吃嘛。如果是湯的話,就應當是一口一口地喝﹔而喝,雖然也屬于吃的動作,但是與吃還是不可混淆的,等等。

    如果繼續“深挖”的話,我那段話里至少還可以再挑出一、二十個“錯誤”或“不全面”的地方。比如:“飯”過于籠統,實際上它有干有稀、有粗糧細糧﹔在風味和做法上面,南北不同、東西相異。其次,“吃”的方法,各地區各民族也大不相同,有的用刀叉、有的用筷子,有的則用手,如新疆的“抓飯”。此外,食物的消化也不是全都靠胃,大腦和神經系統也都參與消化過程。還有,人體為了得到全面的營養,僅僅靠“吃”“飯”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多吃蔬菜和肉類,多喝奶和茶﹔當然,還少不了運動,以免因為營養過多而產生肥胖症或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

    請看,每一個分析都是正確無誤的,甚至每一句話都是無懈可擊的,但是,就整體而言,它是錯誤的,至少是“無效勞動”:它只給我們提供了許多零碎的、片段的事實,而沒能提供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圖畫。遺憾的是,王教授對我的几次評論都是這樣展開的。

    3.歷史的教訓:劉少奇是如何被打倒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機械的、反辯証法的分析方法,被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著,盡管它在學朮討論上得不出任何有意義的和有價值的結果。它只能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導到錯誤的方向,反而忽視了爭論的中心問題。

    特別是,正如“反右”和“文革”中的大量事實所清楚地証明的那樣──這種思維方式和理論分析,正是諸如“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等等不正常的學朮氛圍和政治環境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最為著名的、家喻戶曉的例子恐怕就是“剝削有功論”、“入黨做官論”、“階級斗爭熄滅論”等所謂劉少奇的“黑六論”了。盡管我們現在都知道那是極左路線或者“四人幫”的問題,但是,假如當時人們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能夠稍微正常一點、全面一點、客觀一點的話,又何至于出現那種一呼百應、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呢?捫心自問:凡是經歷過那些政治運動的人們,有几個人沒有犯過這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錯誤呢?在這個意義上,難道不可以說是劉少奇的死,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嗎?

    我之所以把這張“老照片”拿出來曝光,是因為在它的底片上至今還依稀地甚至清晰地保留著我們當年的模樣。當然,這里所說的“我們”,主要是指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只有“我們”才有時間讀他的書、挑他的毛病、寫批判他的評論和書籍,而廣大的工人農民是沒有精力和時間做這些事情的。

    4.事例分析:剝削“有功”還是“有罪”?

    以所謂“剝削有功論”為例。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的時候,劉少奇來到了解放不久的天津,當時的客觀形勢是:許多資本家因為對共產黨有顧慮,害怕被說成是“剝削”,所以不敢積極地恢復生產,結果導致了工人失業、經濟蕭條和社會動蕩﹔同時,逃到台灣的國民黨也在等著看共產黨的笑話。為此,在與資本家的座談會上,當有人公開表示了這種顧慮的時候,劉少奇當即回答:你這種剝削是“有功”的,是對工人有好處的﹔你剝削了,他們就有飯吃﹔如果你的工廠擴大了、工人增加了的話,你的功勞就越大。這就是所謂“剝削有功論”的由來。

    因此,劉少奇的“錯誤”實際上在于:對于“剝削”,既沒有按照“標准”答案給予回答,也沒有根據抽象的“善惡”進行評論。不過,與那種粗陋的、機械的認識論相反,劉少奇恰恰是正確的:因為他是根據特定的條件、為了解決具體的問題,而做出的現實的和合理的回答。

    大家知道:在當時的中國,除了少數民族地區,主要存在兩種形式的剝削,即資本主義的(在城市)和封建主義的(在農村)。如果抽象地、孤立地進行評論的話,那么,它們都是“惡”,都是有罪的,也都是應當被消滅的。但是,如果從人類發展史和中國社會整體的立場上來觀察的話,那么,前者無疑具有進步性和革命性。如果否認這種剝削,實際上就意味著讓中國社會陷入停滯和倒退。即便對剛接管城市的共產黨而言,讓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遭受剝削,也比讓他們淪落街頭當無業游民要“好”一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劉少奇說資本家的剝削“有功”,并沒有什么大錯﹔但如果脫離這些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而硬要從“雞蛋里挑骨頭”的話,那么,他的言論理所當然地就變成了離經叛道、甚至大逆不道──而扣到他頭上的所謂“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頂“大帽子”也就因此變得“有根有據”、甚至“鐵証如山”了。

    5.激進主義與虛無主義:極端主義的政治選擇?

    不過,正如黑格爾曾經指出的那樣:以往的歷史告訴人們的唯一事實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學到什么。的確,盡管我們過去曾經犯過多次嚴重的政治上和認識上的錯誤,但是,實際上我們并沒有變得聰明多少。

    我們今天的思想依然沒有完全走出歷史的“怪圈”,依然部分停留在原地打轉兒──這也是一種“歷史循環論”吧。就以最近關于誠信、道德、讀書為什么或者恐怖分子對美國的襲擊等為例,許多人其實依然在抽象地和形而上學地,同時也是津津有味地和滔滔不絕地爭論: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什么是友、什么是敵,或者什么是正義、什么是非正義等等,并且天真地期待能夠找出或制定一個涇渭分明的、萬世不變的“標准”答案。這不過是一個幻想罷了。

    我們只能從具體的現實的環境中得出一個觀點和認識,而且這個觀點和認識本身也需要隨著現實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由于許多評論家沒有把握其中的奧妙,于是就輕易地滑向了極端主義。所謂極端主義的特征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正如他們在關于道德的爭論中主張的那樣:善就是善,惡就是惡,不僅它們的相互位置、而且它們的實際內容,也永遠不會改變。

    理論上的極端主義往往導致實踐上的激進主義。道德討論中那種為了實現抽象的道德標准,即使把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全都拋棄也在所不惜的觀點,就是一個實証。而在最近圍繞恐怖襲擊事件的爭論中,許多人也依然堅持非此即彼的態度,認為:敵人永遠是敵人,正如惡永遠是惡一樣﹔中美兩國絕不會成為朋友(王克安教授極力想証明“朋友”與“伙伴”有何不同,這純粹是形而上學的徒勞之舉)﹔中美戰爭不可避免。這難道不也是某種形式的“歷史循環論”嗎?

    倘若按照王克安教授的武斷認識──200年前林肯的子孫和2000年前孔子的子孫,即現在的中美兩國人民及其領導都不具有承認現實、改正錯誤和擺脫歷史循環論的勇氣和智慧﹔或者按照琢石教授的新編寓言──大灰狼先吃黃鼠狼再吃小綿羊──來思考和推論的話,那么,中美矛盾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兵戎相見了。我們也不得不再次按照30年前的思路──世界大戰會大打、早打、會打核大戰──來重新考慮國家和個人的前途了。

    而虛無主義則是激進主義的“伙伴”或“朋友”:這些人在現實的變化面前目瞪口呆、束手無策、一籌莫展,根本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有助于改善環境、推動事物向好的方向轉化的具體建議。同時,他們對于別人提出的雖然未必完美,但有助于改善現狀的、值得嘗試的觀點和建議,則冷眼相看、冷嘲熱諷,寧可讓機會在眼前消失也無動于衷──這樣做的結果,是永遠也期盼不來、也不會充分利用事物發展變化的“轉折點”的。

    6.簡短的結論:如何克服知識分子的“職業病”?

    最后,我想說明一下:盡管這篇文章是對王教授的評論的評論,其實,也是對許多知識分子(包括教授、專家、評論家、節目主持人等)的一種病態的工作習慣和思維方式的評論。

    由于社會分工的結果,我們知識分子(這里主要限定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工作具有愛好爭論的特點﹔而爭論,不僅是探討真理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我們賴以謀生的手段──就像種地、打鐵是農民、鐵匠的謀生手段一樣。這本來也是正常的。

    但是,大家知道,社會分工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具有嚴重的弊病:長期從事某個特定專業的勞動者通常都患有“職業病”──比如,農民的腰肌勞損、鐵匠的靜脈曲張,等等。而我們知識分子的“職業病”──請恕我直言──則是爭論“癖”或爭論“癮”。也就是說,盡管爭論本來是一件好事,就像煙酒具有提神和興奮的作用一樣,但是,超出正常限度,到了煙不離手、酒不離口,即上癮成癖的程度的時候,就必然損害健康、導致疾病了。

    爭論也是這樣,沒有爭論是“一言堂”、一潭死水,不利于真理探討、學朮進步﹔但是,過度的爭論,同樣有害,甚至害處更大。因為這些人們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為了爭論而爭論,就像為了學朮而學朮,為了科學而科學,為了善而善一樣。這樣的爭論越熱烈、越激烈,知識分子的職業病就越嚴重,離真理也就越遠──這一點在網站(特別是論壇)上的爭論中表現地尤其明顯。

    對爭論的過分熱衷,將導致爭論的死亡。正如對知識、科學、道德(或者對金錢、美女、美食)的過分熱衷會導致人們走上歧路一樣。即便爭論者能夠保持中庸之道,他們進行的也很可能是沒有結果、或沒有良好結果的“無效爭論”──就像農民或鐵匠的勞動有些也是無效勞動一樣:糧食里農藥太多、打出的鐵器不合格,等等。

    有人可能會反駁:既不能當思想懶漢、人云亦云,又不能過度爭論、上癮成癖,還要避免無效勞動、讓爭論產生有用的果實,請問什么是合適的“標准”?

    我的回答就像對待“善惡”的回答一樣:這里沒有一個統一的、僵硬的、適合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標准。有些爭論可能需要長篇大論,有些只需三言兩語,有些則根本不需要爭論。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標准──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一樣,實踐──難道不也是檢驗爭論過度與否,以及有效與否的標准嗎?

    (網友:賈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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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 200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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