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2年3月06日07:54


知識界的“3F現象”值得注意
    

    [題解] 這篇拙文是3年前的舊作,曾經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本來早就應該“速朽”了。但是,遺憾的是,它當時批評的現象卻至今依然存在,甚至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為此,我希望能夠在人民網上重新發表,供更多的讀者參考。──作者2002年2月16日。

    所謂“3F”是“浮躁”、“浮淺”和“浮夸”的拼音縮寫,而所謂“3F現象”是我對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學風問題的概括,主要是指一些年輕學者在做學問時,心情“浮躁”,成果“浮淺”,理論“浮夸”。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是好的,廣大的專家學者是有功的。但是,同時也無須諱言,“3F現象”也是確實存在的(筆者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不給予批評和糾正的話,那么不僅會使知識界名譽掃地,而且會給社會帶來長遠危害。

    下面我想舉三個實際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 孟子變成“門修斯”

    據《中華讀書報》1999年2月10日發表的倪樂雄的書評得知,三聯書店在1998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博士、碩士等人翻譯和校對的“當代歐洲大師級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國家與暴力》,但是,中外人名就譯錯了四、五個。比如,著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被譯成了“黑羅多特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被譯成了“阿肖卡”、公元8世紀的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譯成了“夏勒馬涅”。另外,最為可笑──可能也笑不出來──的是,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孟子的英文名字(Mencius)竟然被堂而皇之地譯成了“門修斯”!

    既然譯名如此,那么整個譯文的質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對此,該書評指出:如果孤立地看,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與譯者們的頭銜、學位、以及大學和出版社的顯赫名聲相比,“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那么,這些錯誤的原因是什么呢?該書評認為,一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得一些必要的文史哲等基礎課程被迫壓縮,結果連一些北大教授和研究生的學朮功底都變得浮淺了﹔二是因為高校青年教師“普遍浮躁”,為了早日評上高級職稱,有些人匆忙拼湊學朮專著,或者勉強充當書籍主編﹔三是出版社與編輯缺乏對有關學朮領域的深刻了解,加上沒有專家把關,因此無法判斷其專業書籍的學朮價值。 

    顯然,這種浮躁和浮淺的毛病,不僅將給知識界造成“學朮災難”,而且也將給后代遺留大量的“文字垃圾”。因此,該書評在最后沉痛地指出:“恕我直言,此次‘門修斯’一事,實為學朮界之一大問題。高等教育、學朮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惡果,目前只是剛剛開始。如不予以警示,筆者深信,更大的懲罰正等待著我們。到那時,我們將目瞪口呆地看著‘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搖大擺地走進象牙之塔。誠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泉’。”

    如果讀者認為,這個例子不過是個別學者、個別大學和個別出版社的一個“偶然”過失的話,那么下面的例子則說明并非如此。 

    二、 粗制濫造編“教程” 

    最近我在新華書店購買了1998年10月由中國最權威的出版社之一的紅旗出版社編譯的“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行政教程系列”之一的《金融管理》,發現了更加嚴重的問題。

    當然,在外表上是看不出問題的,因為這套書設計新穎、包裝精美,紙張高級。而且,“前言”首先引用了兩行黑體字:“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堅合眾國﹔這說明了哈佛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并注明“摘自江澤民主席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接著介紹了哈佛的光榮歷史:培育了6個總統、30多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以及眾多的成功的管理者。然后,鄭重說明:編譯這套教程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滿足“許多學子向往哈佛”的愿望,而且是為了滿足要被分流的“廣大行政干部開拓新天地”的愿望、以及“一切渴望汲取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讀者們的愿望。

    但是,讀后才發現,該書內容與上述承諾截然相反:它不僅大量抄襲“台灣教材”,而且,由于時間過于匆忙,以至于連必要的“改頭換面”都沒來得及。

    比如,在第3頁就漏出了“馬腳”:“本島銀行及外商銀行……互相拆借以1個營業日為原則,100萬元新台幣為單位……此外,美國尚有地方債券,但台灣為集中支付,政府舉債亦采取集中制。……本節所介紹的台灣貨幣市場則以狹義的貨幣為主。”請看,這就是“哈佛教程”嗎?

    又如,“紐約之為美國國內金融中心,原設在華府的《聯邦准備制度理事會》……無形中形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王座,復以美元價值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故其信譽聲騰國際”。(17頁)諸如此類的“台式”國語,几乎比比皆是。

    退一步說,即使有些“抄襲”,如果能給讀者抄來一點“新鮮”東西,倒也罷了。但是,遺憾的是,該書的資料几乎全是“舊貨“。比如,“依照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發展年報》……1988年香港地區與新加坡的國民生產毛額在9000美元”(252頁)。實際上,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1995年香港與新加坡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分別達到了22990美元和26730美元。

    另外,還有30年前的“老古董”:“截止1967年度,開發協會共對38個國家和地區貸放開放資金16億余美元,其中已動用部分為10億余美元。”(265頁)

    那么,為什么如此明顯的錯誤,編譯者都沒有看出來呢?答案很簡單,過于浮躁,沒有時間。據“前言”介紹,編譯者們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的短短一年里,先后推出了8冊《哈佛商學院MBA教程系列》(紅旗出版社)、4卷《哈佛MBA經理手冊》(企業管理出版社)、以及這套12冊的《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教程系列》。即使按照每冊(卷)300頁20萬字的保守數字計算的話,總數也有7200頁480萬字。真不知這是想做學問,還是想創造“吉尼斯”世界記錄?

    當然,如果這又是少數人和出版社的“偶然”過失的話,那么,確實也不值得小題大做。因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問題恰恰在于,它不是“少數人的過失”,而是一種“集體的失職”。從該書“后記”得知:編譯人員一共21人,而且全書得到了中山大學校委會副主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的“指導”、并得到了國務院綜合研究開發院(深圳)CDI出版策划中心等專家的“支持”(有關人名從略),等等。

    因此,坦率地說,這套教程的出版,不僅砸了哈佛大學的牌子、砸了中山大學的牌子、砸了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的牌子、砸了國務院綜合研究開發院的牌子、砸了紅旗出版社的牌子,而且也砸了中國知識界的牌子。更加令人憂慮的是,謬種流傳、誤人子弟。 

    三、 一哄而起炒“知識” 

    對于上述事例,如果有些讀者繼續認為,從事“翻譯”或“編譯”的學者們容易出問題,而那些從事“純”理論研究的學者就不會這樣的話,那么,我想再舉一個典型例子。

    眾所周知,從去年開始,在理論、出版和新聞等部門的帶動下,几乎整個知識界都掀起了炒做“知識經濟”的熱潮。參與者除了眾多的專家學者以外,還有不少著名“權威”,迄今為止僅專著就不下十几本,至于文章就更是不計其數了。他們的理論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几點:

    目前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其顯著特點是電腦、網絡、信息技朮、生物工程等高技朮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這些國家正處于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與此相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依然停留在以農業和工業為主的“傳統經濟”社會,主要依靠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發展,結果,不僅遠遠落在了時代的后面,而且還造成了環境污染、城市擁擠等嚴重問題。因此,他們的結論和建議是,為了跟上發達國家的經濟變化、克服傳統經濟的弊病,中國也要大力發展“知識經濟”。

    當然,應當肯定的是,從借鑒美國經驗、介紹理論動態和推動改革開放的角度來看,一些專家學者對“知識經濟”進行研究和適度宣傳,不僅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整個知識界都像“炒”股票那樣炒“知識經濟”,顯然是不正常的。

    另外,如果各級政府也聞風而動的話,那么勢必出現以下結果:比如,在政府預算中,大量削減對農業和工業的財政支出,同時急劇增加對高新技朮的資金投入﹔或者在工業布局上,放棄發展傳統產業的原定計划,同時紛紛興建“電子城”或“高新技朮開發區”﹔或者在科技項目的安排上,減少對那些與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課題或經費,同時增加那些與之不太相關的課題或經費﹔或者在學校教育中,減少一些專業課程及其招生人數,同時增加另一些專業課程及其招生人數﹔等等。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確實想把“知識經濟”從一個動人口號變為一個實際行動的話,它意味著經濟發展計划需要重新制訂、國民經濟格局需要重新調整、物質和人力資源需要重新配置。而且,它也意味著經濟運行將會出現混亂、經濟資源將會出現浪費。顯然,諸如此類的問題,正是需要那些熱心“炒做”的專家給予更加冷靜的思考和更加嚴密的論証的、然而恰恰也是他們談論的最少和最浮淺的。

    幸好,從去年底、特別是今年初以來,知識界已經有所反思,一些專家學者也開始表示了不同意見。比如,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指出:目前中國應當腳踏實地地發展現代農業和基礎產業,不能盲目片面地追求信息產業。他警告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不被這些清談的作家所蒙蔽和誤導。”(1998年12月25日《現代經濟報》)

    經濟學家樊綱則明確指出:經濟發展的階段可以縮短,但是不能跳躍,中國必須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課,而不能“坐在草棚里玩電腦”。(1月28日《亞太經濟時報》)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也指出:根據對科技投入、科技產出以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來計算,美國屬于“科技強國”,日英德法屬于“科技大國”,加拿大、意大利、俄羅斯、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屬于“中等科技大國”,而中國、印度、巴西等屬于“科技發展中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屬于“科技欠發達國家”。(《中國鄉鎮企業報》2月5日)

    雖然許多讀者未必能夠馬上轉過彎來,但是如果把這些見解與去年看到的那些文章書籍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哪種觀點符合中國實際,而哪種觀點脫離中國實際﹔哪種學風老實、認真和嚴肅,而哪種學風浮躁、浮淺和浮夸﹔哪種建議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而哪種建議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

    其實,從歷史根源上看,中國知識界的“3F現象”并非始于今日:不論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還是70年代后期的“洋躍進”,總是有許多專家學者一哄而起,或者引經據典、或者出謀划策﹔等到國民經濟出現危機之后,他們又都一哄而散,几乎從來無人公開站出來對自己的理論或建議表示羞愧,更不用說勇于承擔責任了。因此,去年對“知識經濟”的熱烈“炒作”,不過是中國知識界學風長期不正的一個最新例子罷了。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過去我們總是習慣于把中國經濟的落后或政策的失敗,歸結為領袖人物的錯誤或者政治運動的影響。這固然不錯,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恐怕也應當承認,它們同時也是中國知識界學風不正的必然產物。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政策,也不會有正確的行動和正確的結果﹔然而,要有正確的理論,首先要有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正確的學風。另外,正如“大躍進”和“文革”等許多事實已經証明的那樣,當一個民族頭腦“發熱”的時候,如果知識界能夠保持頭腦“冷靜”,那么,這個民族也會很快清醒、改正錯誤,反之,如果知識界也頭腦“發熱”、甚至火上加油的話,那么這個民族很可能會更加狂熱、甚至會被引向危機的深淵。 

    綜上所述,近年來的一些典型事例表明,中國知識界確實存在學風不正的問題,而且有所蔓延,因此需要進行批評和改正。因為只有這樣,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專家學者才會越來越多,浮躁、浮淺和浮夸的“3F現象”才會越來越少,中國知識界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才會越來越大。(1999/2/19)

    (網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賈保華博士 )

    【人民網所刊網友言論僅表達網友個人觀點,不代表人民網的立場和觀點。】


來源:人民網 2002年3月06日
(責任編輯: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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