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2年7月16日07:53


再論中國工業化的問題──兼答讀者批評
    

    “阜新市工人變農民”的消息引起了我的評論,而我的評論又引起了5位讀者的評論。這不禁使我產生了一種又驚又喜的感覺。喜的是,這個事實反映出,有很多讀者都在關心社會經濟發展、積極主動地參與討論﹔驚的是,某些讀者的偏激言辭証明,他們依然沒有擺脫錯誤的經濟理論的束縛,并且在棘手的實際問題面前,表現了一種畏懼和倒退的傾向。

    由于發生在阜新的這一事情不僅涉及到煤礦工人的再就業問題,而且也涉及到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認識,因此,這個事情就具有了普遍意義。下面,我愿意通過對5位讀者的回答的方式,進一步說明我的觀點,供大家參考。

    1, 工業化的規律不是“爛透的西方理論”──對shellyye先生的回答:

    首先,我想再次重申:所謂“農民變工人”和“農村變城市”的觀點,是對工業化或現代化的普遍規律的概括,它不是“爛透了的西方的理論”。

    眾所周知,近代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500多年前的西歐,工業革命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國﹔現在OECD的成員國有20多個,它們几乎都經歷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所反映的規律性的東西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規律可以概括為:農民變工人、農村變城市。

    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我們要想實現工業化或現代化,是否可以違背這一普遍規律,而單獨創造一套特殊規律呢?是否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特殊規律來否定或替代世界各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呢?歷史上,我們曾經進行過大躍進、人民公社、五七道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獨創”的嘗試,但是,都沒有成功。相反,當我們“模仿”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或模式,搞市場經濟改革、積極引進外資、發展工業和貿易以后,卻得到了成功。深圳就是一個典型:它原先是一個几萬人口的農業縣(保安縣),就農業搞農業,几十年沒有起色,人民生活困苦,向外偷渡成風﹔但是自從1978年搞起工業和外貿以后,很快成為了一個現代化大城市,現有人口700多萬(其中常住人口450萬人)﹔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它的農業也相應地現代化了。

    顯然,即便shellyye先生反對西方的歷史和理論、但能稍微了解一下東方(特別是深圳)的成功經驗的話,恐怕就不會得出那種淺薄無知的──這是“西方的”、“爛透了”的理論──的結論了。

    2,理論研究需要猜測和假設──對山林先生的回答:

    與shellyye先生相比,山林先生則要公正一些,他首先指出:賈保華公開承認,他對阜新煤礦工人變農民的評論含有猜測的因素,因此,還算是“有些良心”。對此,我首先對山林先生表示感謝。

    但是,山林先生的對我(以及對其他學者)的嚴厲指責──“閉門造車、根據猜測闡述觀點是某些專家的老毛病”──卻是我(以及其他學者)不能同意的。這不是因為我自視清高,對批評意見聽不進去,而是因為山林先生混淆了理論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的區別。

    由于社會分工不同,因此,一些勞動者主要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另一些勞動者主要從事具體的實際工作。作為前者,“閉門造車”是他的一個特長,即他可以、有時甚至只能根據猜測、假設、理論、公式、甚至幻想等抽象的思維手段進行研究。比如,一個軍事評論家研究以巴沖突的時候,并不需要親自到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實地”考察﹔一個研究美國外交問題的專家,也不一定與美國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等人見面交談。因為他們可以、甚至几乎只能根據二手材料、或者山林先生所說的猜測、假設、估計、假說等等,來進行分析。現代科技信息工具的發達,為他們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已經做到了“秀才不出門,遍知天下事”。當然,如果有可能的話,那么,理論工作者最好也要經常深入實際,避免主觀主義。

    另一方面,實際工作者可以、也需要“開門乘車”,即不是根據理論的、猜測的、假設的條件等,而是根據現場的、實際的、具體的情況,進行工作﹔他們不需要、有時甚至不可能在緊急關頭,跑進書房去查“本本”或搞研究。當然,這種說法也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工作就可以完全脫離猜測和假設。實際上,早年胡適提出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証”,不僅是文化人的研究工作的特點,也是很多實際工作者(如警察、醫生、律師、計划人員、銷售人員、股票彩票交易者等)的常用工作方法。

    即便不舉這些例子或名人的言論,就拿我們現在爭論的“阜新市煤礦工人變農民”這個事情來說吧。請問:山林先生是否去過阜新,是否去過煤礦、是否和阜新煤礦工人交談過,是否和阜新郊區農民討論過?恐怕也沒有吧?那么,請問:你的觀點──這是一個“多贏”的方式,既使農民增收、又避免工人失業──難道不也是根據猜測、假設、估計得出來的嗎?

    3, 中國農業不要走回頭路──對“無名氏”的回答:

    與上述兩位讀者相比,第三位讀者似乎缺乏署假名的勇氣。因此,我只好稱他為“無名氏”了。

    無名氏的三個觀點,可以用四個字概括:自相矛盾。不過,既然他歡迎“大家共同商榷”,那么,我就指出几個問題,供他參考:

    他在第一點中,提出了:“農村變城市的一個前提是農村的工業化。”這并不是新鮮的東西,它不過是原先曾經長期存在過的所謂“離土不離鄉”式的工業化觀點。它確實曾經給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帶來過希望,但是歷史卻証明,它既沒有使農民變成工人,也沒有使農村變成城市──它沒有成功,所以已經被放棄了。

    他在第二點中,指出了:我國農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經濟效益不好。這完全不符合事實。事實是:我國農業土地的利用效率是世界最高的,比如,南方的農地一年兩熟、甚至三熟,北方的農地也往往實行間作、套種,即我們一畝地等于別的國家兩畝、甚至三畝﹔因此,我們的單位面積產量是世界最高的,就此而言,也可以說是經濟效益最好的。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土地也是世界上最辛苦的、最疲勞的,因而也是不斷貧瘠的﹔而其他國家(如美國、俄國等)的土地可以休耕、輪作,因而也是一直保持肥沃的。

    他在第三點中,指出了:工人與農民的職業變換可以是“兩廂情愿”。如果事實真是這樣的話,那倒好了。遺憾的是:問題恰恰在于這種職業和住所的變換,從來都不是兩廂情愿的,而是單方面的、甚至“強迫”的。中國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城鄉職業變化,就是典型的例子: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2000萬農民進城做工﹔大躍進失敗時,他們又返回了農村。文革時期,几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后,他們又返回城里。哪一次是“兩廂情愿”的?即便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有多少城里人“心甘情愿”地歡迎農民進城,又有多少城市下崗工人“愿意”回鄉務農呢?

    4, 歡迎“百家爭鳴”──對王效仿和LXD先生的回答:

    與上述3位先生不同的是,王先生和LXD先生首先肯定了我的一個基本看法,即阜新市煤礦工人變農民是工業化的倒退﹔在這個基礎之上,他們提出了各自的分析和意見。這樣一來,討論就容易深入進行了。由于學朮問題應當遵循“百家爭鳴”的方針,因此,我對他們的批評采取吸收和學習的態度,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

    不過,我有一個建議,即這種分析方法,值得shellyye、山林和無名氏學習。也就是說,首先,我們不論研究什么問題,都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出發點:即確認客觀事實,構筑理論框架。否則,爭論就失去了共同的基礎,甚至可能走向歧路。仍以當前正在進行的巴以沖突為例,首先,我們需要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他們正在進行武裝沖突﹔同時,我們采用的理論框架是: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分歧,應當采取和平手段,而不應當采取暴力。只有在這個共同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展開有意的討論、找出改善的方法。反之,如果拋開這個共同基礎,我們的討論能得出什么結論呢?它只能把讀者帶到錯誤的方向。

    國內問題也是如此。在討論阜新例子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確認一個事實是:市政府打算租用12萬畝農民土地,讓4.2萬煤礦工人變成農民。同時,我們應當采用的理論框架是: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我國發達地區的工業化的普遍規律。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找出問題的原因和解決辦法,從而推動事情向好的方向轉化。反之,如果我們拋開這一事實和普遍規律,那么,討論就必然走向歧路:我們會稱贊阜新市的“經驗”,甚至可能把它推廣到其他城市,從而導致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總倒退,并且最終也會毀了農民和農業。這就是shellyye、山林和無名氏所沒有意識到的、他們的批評中所隱含的危險傾向。

    5, 我們都是過去的某個理論家的學生──代小結

    當shellyye等先生推崇“實踐”、輕視“理論”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本人也不過是某個早已故去的理論家的“學生”。

    比如,他們這種重視農業、忽視工業和服務業的觀點,就與2000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農本主義”、以及200多年前法國流行的“重農學派”有相似之處。所謂農本主義,把農業當作經濟之“本”,把商業手工業看作是“末”,因此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結果導致了中國經濟的長期落后。新中國成立以后,工業化取得了迅速發展,這種農本主義理論也逐漸成了歷史的遺跡。至于法國的重農學派,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在《國富論》中,進行過如下的簡要說明和評論:

    首先,他用平靜的語氣指出:這種“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從來未被任何國家所采用﹔現在它只在法國少數博學多能的學者的理論中存在著。對于一種未曾、也許永遠不會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學說的謬誤,當然不值得長篇大論去討論。”

    接下來,他指出:“諺語說,矯枉必須過正。主張把農業視為各國收入與財富的唯一來源的這些法國學者們,似乎采用了這個格言。由于在法國,和農村產業比較,城市產業確實過于受到重視,所以在這些重農主義學者的學說中,城市產業就必定受到輕視。”

    不過,斯密公正地指出:“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于真理。……(它的很多)內容都是公正而又毫無偏見的。(因此)它的信徒很多。”接下來,斯密談到了當時的亞洲:“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域優于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租借條件據說很適度,對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証。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乎也比較有利于農業,比較不利于其他一切職業。”

    與法國重農學派相對立的是英國的重商主義理論。斯密指出:“重商主義為了鼓勵制造業及國外貿易,而不鼓勵農業,雖使社會資本一部分離開較有利的產業,而支持較少利益的產業,但是在實際上總算鼓勵了它所要促進的產業。反之,重農學派的學說,卻歸根結底實際上妨害了它們所愛護的產業。”252

    事實的發展証明,在重農學派的影響下,法國的工業化進程步履蹣跚,農業發展也停滯不前﹔而英國,則在重商主義的引導下,迅速實現了“工業革命”,成為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廠”,并且把整個世界帶入了一個新紀元。

    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算起,人類的歷史又過去了兩個多世紀。其間,英國衰落了,美國興起了。不過,在21世紀到來的時候,我們卻清楚地看到:歷史老人已經把實現“工業革命”和充當“世界工廠”的接力棒交給了中國。盡管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面臨著許多的困難、挑戰、懷疑、譏笑,而且在某個地區、某個時期也可能因此會出現暫時的停頓甚至“倒退”,但是,中國的前進是國內外的任何反對力量都無法阻擋的──因為在中國的身上,寄托著人類的希望。

    (網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賈保華)

    相關文章:阜新工人變農民是工業化的倒退

來源:人民網 2002年7月16日
(責任編輯:夏愛平)


 
相關專題
 網友觀點集錦
 網友賈保華專輯
 
推荐給朋友:
 
鏡像:美國 日本 教育網 科技網
關于我們 人民網地圖 幫助信息 廣告服務 合作加盟 網站聲明 招聘英才 聯系我們 京ICP証000006號
人 民 日 報 社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復 制 或 建 立 鏡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