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2年8月03日02:56


高考作文題為何招致社會非議?
    

    自從“文革”結束和恢復高考以來,由于全國的高考作文題比較結合社會實際,因此歷來受到全社會的重視。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社會對高考作文題的評價卻出現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去年和今年的高考作文題,甚至招致了社會的非議。

    不過,許多人往往拘泥于具體的題目內容,而沒有談到這種非議產生的原因及其意義。比如,以今年的高考作文題為例。很多人說作文題早就有標准答案,也有人說救人方法不科學,還有人說題目的出處有問題,等等。社會對高考作文題的各種非議,雖然具有對學校教育關心愛護的含義,而且教師和學生也可以從中受到教益,但是,如果每年作文題都受到社會非議的話,那么,這顯然很難說是一種健康的合理的可喜的現象。不僅出題者需要深思,而且整個教育界需要認真研究。

    下面,我想主要分析一下為什么高考作文題會引起社會非議的原因,以及這種非議對教育界的含義。

    1, 高考作文題超出了“語文考試”的范圍,兼有“道德考試”的含義。

    作文題本來是屬于“語文”范疇的,但是,由于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利用文章表達政治態度、道德立場、憂國憂民情感的傳統,因此,現在的高考作文題也依然保留了這一特點。去年考誠信,今年考救人,都是如此。不過,由于語文畢竟不同于政治或道德,因此,當作文題超出語文范圍,涉及到了道德問題的時候,往往容易引起爭議。

    相反,地方高考作文題,如上海市今年以“大海”為題,要求考生答卷,則突出了語文的地位,弱化了政治和道德的色彩──這樣的題目,就比較容易消除社會的非議。因此,就語文而作文,可能是減少社會非議的一個途徑。但是,這并不是說,凡是涉及道德題材的作文題就一定會引起社會非議。我們的高考作文題之所以引起爭論,是因為它不僅超出了語文范圍,而且還存在如下問題。

    2, 道德原則本來是“虛”的,但是高考作文題卻是“實”的。

    道德歷來屬于哲學范疇,因此,它本身是“虛”的,即只研究“我們應當做什么”這個抽象問題。對此,它只給出一個普遍原則、或判斷標准,既不回答“什么”的具體內容,也不指出“應當”的特定范圍。它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東西。但是,高考作文題卻恰恰違背了這一原則──它脫離抽象,陷入了具體、而且是過于具體:去年是老梢公送客人渡河,半途中“風急浪高”,形勢危急,因此,他要求客人丟掉一個背囊﹔今年則是一個登山者,半路遇到一個凍僵者,進行了按摩救治后,兩人攙扶下山了。

    由于這是發生在特定的環境中的具體的人和事,因此,答卷者几乎沒有自由發揮的可能,只好千篇一律地表揚稱贊。任何不同的回答,都可能因為不符合“標准答案”,而被淘汰出局。

    這種出題方法是拙劣的。如果出題者確實想通過作文看出考生的道德水平的話,那么,這種考題應當這樣出:

    (1)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金錢與誠信的問題,你的觀點是什么?題材不限,請給予回答(去年的試題)﹔

    (2) 救死扶傷是人道主義的一個原則,當有人處于生命危險的時候,你如果在場應當如何做,請舉例說明(今年的試題)。上述試題的例子都是高度概括和非常抽象的,因此,考生可以自由發揮:可以設想各種環境、各種人物、各種事件,從而得出各種答案。這樣就丰富多彩、千姿百態,也很難引起社會的非議了。

    3, 學校是單純的,但是社會是復雜的。

    高考作文題的道德傾向,反映了教育部門、以及廣大的教師和學生的真、善、美的朴素品格。這是非常可貴的。但是,遺憾的是,社會卻存在著假、惡、丑的東西,因此,它們必然要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而且,更加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假惡丑的東西,經常會或有時會壓制、甚至壓倒真善美的東西。如果我們的教師只講授“正面”的東西,學生也不了解“反面”的東西,那么,這樣的單純善良的學生走進社會,几乎等于羊入虎口──比如,我們不是經常聽說女學生打工受辱、甚至女研究生也被拐賣的消息嗎?這些學生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才能真正知道正面與反面的區別、學校與社會的區別。

    因此,對高考作文題的普遍非議,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社會在與教師和學校“唱反調”,其實,卻體現了社會對學生──即我們民族未來──的關心和愛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里出現了一個矛盾:如果社會也像學校那樣只告訴學生正面的、積極的、光明的、美好的、理想的東西,而遮掩其反面的、消極的、黑暗的、丑惡的、現實的東西的話,那么,社會就等于在無意之間使我們的下一代的頭腦簡單化,使他們忽視了肩負的使命和責任,也使他們缺乏必要的挫折感和斗爭精神。

    反之,如果學校也像社會那樣給學生講授那些反面和消極的東西的話,那么,則有可能導致正面教育遭到懷疑甚至抵制。

    坦率地說,盡管中國的教育制度至少具有2500年的歷史,但是,直到今天,不論是學校還是社會,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或家長,其實并不真正清楚:哪些應該告訴學生,哪些不應該告訴學生﹔哪些應當早一點告訴學生,哪些應當晚一點告訴學生﹔哪些可以多告訴學生,哪些可以少告訴學生。這種迷惘的深層原因在于,我們的教師、學校和家長,其實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壞。這些問題在涉及生理、同時也是道德的性教育問題上,表現得格外明顯。

    因此,社會對高考作文題的非議,其實反映出社會和學校都試圖搞清這些已經存在了千百年卻一直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即哪些應該告訴學生,哪些不應該告訴學生﹔哪些應當早一點告訴學生,哪些應當晚一點告訴學生﹔哪些可以多告訴學生,哪些可以少告訴學生。也就是說,試圖搞清:什么是好(道德的),什么是壞(不道德的)。

    同時,社會的非議也反映出了一種划分明確的分工角色的愿望:即哪些問題應當由學校講授,哪些問題應當由社會講授﹔它們應該分別承擔什么角色。按照不成文的傳統,兩者的分工似乎一直是這樣的:學校和教師應當著重講授好的、正面的、固定的、原則性的東西,而那些壞的、反面的、靈活的、可變通的東西則屬于社會的教授范圍。因此,一個學生只要在學校是用功的、聽話的、好學生,那么,學校和教師就算盡職盡力了。如果這個學生變壞了,那么,原因往往被歸咎為社會。同時,社會對學生的評價似乎也與學校有所不同:那些“5分加綿羊”式的學生往往被看作“高分低能”,他們很難成為中堅力量。(順便說一句:奇怪的是,一些腐敗官員也把自己變壞的責任歸咎于社會,似乎如果不是社會的不良影響的話,他們就會根紅苗壯地一官到底。)

    但是,假如因為懼怕社會的力量或不良的影響把學生教“壞”,因而學校和教師有意專講那些“好”的東西的話,那么,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學校和教師恐怕就會成問題了。因為教育是社會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應當服從整體的需要,而社會對高考作文題的非議,就等于向學校的教師和教育內容提出了批評。因此,我們的學校面臨兩難選擇:如果它接受社會的要求,即也給學生講授那些“壞”的東西的話,那么,傳統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內容必然崩潰﹔如果它不接受社會的要求,即繼續給學生講授那些“好”的東西的話,那么,傳統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內容與現代的社會需求之間的差距就必然日益擴大。無論哪一個選擇,對學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不論是社會還是學校──顯然還沒有找出答案﹔但我們又不得不找出答案。這,才是圍繞高考作文題而產生的社會非議的真實含義。

    (網友: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  賈保華)

    網友反饋:作文要考的是考生的文學知識和文才(laoba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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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網 2002年8月03日
(責任編輯:夏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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