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觀點 >> 網友說話 2003年4月25日04:21


學者新論:從非典看危機≠危險+機遇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東京經濟大學訪問學者 賈保華

    

    【題解】當前中國出現的“非典”,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危機──即影響公眾健康的危機,并由此引發了社會正常秩序的中斷和混亂。對于危機,我們需要雙管齊下──即從理論研究和實際對策這兩個方面進行從容不迫的應對。首先在理論上,我們需要拋棄多年來形成的,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定型的膚淺的普遍流行的觀點:即所謂“危機=危險+機遇”。因為實際上,危機及其結果有多種情形,而“危機=危險+機遇”的簡化公式并不能完全概括它們。我們只有站在復雜的和綜合的角度上,才能對危機的性質和前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估計。其次,我們需要在實踐上進行制度調整,即(1)在中央建立跨部門的危機管理委員會﹔(2)摸索建立地區性和全國性的危機報警體系﹔(3)組建危機研究所。下面分別給予說明。

    1,關于危機的一個僵化觀點

    許多讀者可能清楚地記得,當1997年夏季亞洲金融危機突然爆發、人心惶恐不安的時候,許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卻不慌不忙地告訴我們:危機并不是一個壞事,因為它包含著兩個意思,一個是“危”險,另一個是“機”遇。類似的說法還有:它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既是危機,也是轉機或契機,等等。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危機接二連三,機遇遲遲不見。說得再具體一些,兩年來金融危機究竟給亞洲帶來了什么可喜的“機遇”?科索沃危機給南斯拉夫聯盟帶來了什么難得的“機會”?中國與美國的軍機相撞事件給我們帶來了什么高興的“轉機”?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美國的股市暴跌、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巴以軍事沖突、伊拉克戰爭等等,又給他們和我們帶來了什么良好的“契機”?“非典”不過是這一長串危機名單中的一個罷了,而且它還不是最后一個。

    這些事實不能不使我們懷疑,現在是否已經出現了關于“危機”的危機?也就是說,過去我們經常聽說的、現在還有許多人繼續相信的關于“危機”的理論,是否已經出現了危機?倘若如此,那么,如果我們不首先解決這一理論上的危機的話,又怎么可能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危機呢?首先,應當指出的是,那種流行甚廣的所謂“危機=危險+機遇”的觀點明顯地偏離了“危機”一詞的本意。比如,據中文《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危機的含義一是指“危險的禍根,如危機四伏”﹔二是指“嚴重困難的關頭,如經濟危機”。另據英文《袖珍牛津詞典》的解釋,危機(crisis)的含義一是“危險和非常困難的時期”﹔二是“決定性的瞬間或轉折點”。盡管在古代漢語中沒有危機一詞,但是,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與英文相差不大。它們的共同點是說明:危機就是危機,它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機遇”。至于英文中所謂的“轉折點”,可以理解為向好的方面轉折,也可以理解為向壞的方面轉折。

    那么,為什么在遇到了現實危機的時候,許多人卻一廂情愿地對它做出了樂觀的解釋呢?除了心理因素以外,人們對朴素辯証法的一知半解和生搬硬套,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2,有關危機的5種情形

    (1)危機帶來機遇。

    坦率地說,“危機=危險+機遇”的流行觀點,雖然有一些玩弄“文字游戲”的色彩,但是,它確實包含著朴素的辯証法,即矛盾著的雙方都會向自己的反面轉化。不論在人們的日常生活里,還是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類似的例子都有很多。

    比如,“臥薪嘗膽”就是中國古代的一個著名例子:在戰國時期越國曾經被吳國打敗,這一亡國的危機反而激發了越王勾踐在逆境中奮起的決心和勇氣,結果經過長期的韜光養晦和不屈努力,最后終于打敗了吳國。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戰后日本的崛起:1945年日本投降的時候,其國土變成了一片廢墟,經濟几乎陷入了癱瘓狀態。但是,在日本政府和國民的努力下,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終于在70年代初期,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國”。

    諸如此類的例子告訴我們,危機雖然帶來了危險,但是同時也帶來了機遇或轉機。正可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是危機的第一種情形。

    依此類推,當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不少專家學者也胸有成竹地指出:這場危機雖然沉重打擊了亞洲的經濟,但是由于它暴露了亞洲經濟模式的內部缺陷,因此,只要把這些問題改正,亞洲很快就會出現“機遇”,就可以重振雄風或重現奇跡。這就是所謂“機遇論”的由來。

    那么,為什么現實的發展結果卻沒有符合他們的預期呢?這是因為,運用這一理論的人們忽視了一個危險:即“危機=危險+機遇”只是危機的一種情形,它不能用來說明危機的所有情形﹔另外,雖然這一觀點來自實踐,但是,當它一旦成為一種理論觀點的時候,也就變成了與實踐性質不同的另一種東西。因此,用它來觀察實踐,即分析新的實際問題的時候,很容易出現簡單化和概念化的偏差。

    (2)危機帶來危機。

    除了第一種情形,危機還有第二種情形,即一個危機引起了另一個或几個危機,而機遇或轉機卻遲遲沒有出現。

    實際上,這樣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能夠通過“臥薪嘗膽”而把一個亡國危機轉化為“東山再起”的機遇的國君,除了越王勾踐,似乎并不多見。即使有些國君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但是并沒有取得成功,因此,它們相繼滅亡,最終的結果是由秦始皇統一了中國。

    目前日本的例子也是如此:自從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就進入了戰后最嚴重、時間最漫長的經濟衰退。前几年,當它的經濟剛開始出現一些好轉跡象的時候,又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今年以來,日本經濟雖然再次出現了復蘇的跡象,但是,人們依然不能肯定它已經徹底擺脫了危機。因此,如果把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看作是一場經濟危機的話,那么,迄今為止,它還沒有給日本帶來什么可喜的或難得的機遇。諸如此類的例子也告訴人們關于危機的另外一些真理:即一個危機的爆發不僅沒有帶來機遇,反而帶來了另一個或几個危機,即所謂:“福不雙降、禍不單行。”

    那么,在現實當中,究竟是“危機帶來機遇”的情形居多,還是“危機帶來危機”的情形居多呢?很難說。在某些場合,似乎后者出現的可能性比前者大得多。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雖然已經過去兩年了,但是,現在有哪個國家可以自豪地宣布,它沒有受到危機的影響﹔或者可以高興地宣布,危機給它帶來了喜人的“機遇”呢?

    (3)一個或若干小危機引起了一個大危機。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危機還有第三種情形,即一個或几個小危機引起了一個極其嚴重的大危機,或者一個短期危機引起了一個長期危機。

    比如,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出現了暴跌,其結果不僅沒有為世界經濟帶來了什么機遇,而且,它還導致了長達10年之久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上台,并且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也有與此相似之處:它首先起于泰國,隨后橫掃東亞、東南亞、南亞、俄羅斯、東歐、南非和拉美。當然,由于時代的不同,因此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導致類似于世界大戰那樣的不幸結果──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諸如此類的情況說明,某一局部地區的危機或某一經濟領域的危機的爆發,不僅沒有帶來什么機遇,相反,它還預示著全球性的危機或普遍性的危機的到來。顯然,除了危機的第一種情形,在危機的第二種和第三種情形中,機遇的出場次序都被擠到了最后,有時甚至根本就沒有機會出場。

    (4)若干危機與機遇交錯出現,形成一個長期的危機周期。

    此外,危機還有第四種情形,即危機與機遇的界線和轉折點非常模糊,或者說,在一個長期的危機里面,可能也會出現几個機遇或轉機,但是它們并沒有導致長期危機本身的結束。

    比如,近代中國面臨的各種內外危機,如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的話,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止,經歷了100多年的時間,然后才進入了一個迥然不同的新階段。但是在那100多年的危機期間,也曾經出現了几個機遇或轉機: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雖然這些機遇或轉機的不斷累積最終導致了一個長期危機的結束,但是直到1949年以前,這些機遇或轉機的出現只是使局部的和階段性的危機有所緩和,而這一長期的危機時期并沒有結束。那時中國的情形正如毛澤東恰如其分地概括的那樣:“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

    (5)機遇也可以帶來危機。

    最后,危機還有第五種情形,即如果說危機可以帶來機遇的話,那么也應當承認,機遇也會帶來危機。

    比如,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一句“老話”,即“危機的唯一原因是繁榮。”事實也是如此。從近代西方經濟歷史來看,凡是在一個長期繁榮之后,總是接著要出現一個經濟危機。因此形成了“繁榮-危機-復蘇-高漲”這樣一個景氣循環過程。盡管在二戰以后,新技朮的發明和技朮革新的加速使得這一循環變得不太明顯,但是,當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一些專家學者還是認為:亞洲危機爆發的原因,是“亞洲奇跡”造成的。同樣,類似的推測現在正在被一些專家學者應用到美國的股市上面。他們認為,美國股市的連續暴漲正在為突然的暴跌──即危機的到來,准備著條件。

    諸如此類“物極必反”的情形說明:一旦出現危機,它也不會在短期內帶來什么可喜的新的機遇。

    3,從復雜的綜合的角度看待危機

    盡管一般說來,危機主要有上述5種情形,但是,如果我們繼續進行細致的和深入的研究的話,還可以發現更加多樣化的危機的情形,以及更加復雜的危機與機遇的相互關系。比如,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有所不同,軍事危機與社會危機也不一樣。同時,我們還聽說過財政危機、貿易危機、教育危機、心理危機、道德危機、信仰危機、感情危機、婚姻危機、家庭危機、以及最近的“非典”即公共健康危機,等等。顯然,這些形形色色的危機形態以及復雜多樣的因果關系,絕不是可以用“危機=危險+機遇”這一簡單的理論觀點或思維模式,來進行概括和預測的。下面讓我們試著用復雜的和綜合的觀點來說明一下兩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最近的一系列危機的性質和特點。

    首先,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出,機遇之所以遲遲沒有出現,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場大危機的開端,或者是一個長期危機中的一個局部危機,因此,只要這個大危機或長期危機沒有過去,那么根本性的轉機或機遇是不會出現的。

    在國內外各種關于危機的分析和評論中,一個美國投資家索羅斯的言論似乎比許多專家學者的評論,還要更加切中要害。他在1998年出版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指出:亞洲金融危機向其它地區波及的事實說明,它實際上不是一場普通的危機,而是一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

    如果用這個觀點來看待近年來出現的各種危機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得出一些新的思路:這些在世界各地出現的、表面上似乎彼此毫無關聯的、形形色色的危機,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世界體系與人類環境總危機的若干組成部分或發展階段,可以看作是總危機在局部地區或具體事物上的多種表現。因此,它們同樣不可能給中國或有關國家帶來什么喜人的新的“機遇”。

    如果一定要問這些危機會導致什么結果的話,那么很可能會導致新的危機出現。以“非典”為例。現在它很可能正處于猛烈擴散的初期階段,而它對我國經濟、文化、社會、及對其它國家的影響很可能才現端倪。因此,我們與其把這次危機的程度估計得輕一點、期間短一點、影響小一點、解決容易一點,不如把程度估計得重一點、期間長一點、范圍大一點、解決難一點。這樣,我們可以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准備,并且做出必要的心理的或制度的調整。

    4,几點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結合“非典”的問題,我想向政府提出以下几點建議:

    (1) 在理論上加強對危機的研究。為此,需要成立一個跨學科跨部門的“危機研究所”。這樣我們可以系統地全面地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危機發生的原因和結果,以便找出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同時,也及時地准確地搜集國內發生的或與我國有關的各種危機事件的資料,以便作為今后政策與計划的一個參考依據。

    (2) 在中央一級成立“國家危機管理委員會”,它將由國防、外交、公安、衛生、金融、交通運輸、以及宣傳等各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組成,以便統一和協調運用各地區、各部門的各種資源,專門負責和平時期的、與危機有關的政策的制訂、檢查和執行等事宜。

    (3) 建立“中國危機報警系統”,可以考慮分几個等級。比如,D級:一般警報或通報,即在媒體上公布某個地區或部門發生的危險或危機事件的可能性,如台風警報、地震預報、水災預報、與我國經濟或人民有關的外國的危機事件等﹔C級:某個地區或事件警報,即程度或范圍比上述危機事件要大的危機事件,如某個地區實際上已經遭遇了台風或地震或恐怖襲擊等﹔B級:多個地區或多個事件警報,其危機程度和范圍比前者更大的場合﹔A級:涉及全國大部分地區或極端嚴重的事件出現的警報,如“非典”。當然,當危機過去或減輕的時候,則要相應降低報警等級。

    總之,通過上述理論的和實踐的探討,我們可以對人類社會與我國面臨的各種危機,保持清醒的認識,并可以重新審視和及時調整現有的各種政策措施。同時,可以減少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利用資源、增加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從而把各種危機的危害減少到最小限度。最后,我們也應當堅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盡管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抓住在危機期間可能出現的每一個機遇,通過不斷努力的積累,促使各種積極因素不斷成長壯大,從而最終壓倒消極因素,促使危機盡快結束,并使整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來源:人民網 200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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