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2月20日16:28


大熊貓專家呂植:“我的保護目標不僅僅是大熊貓”
文/本刊記者 周曉紅

  呂植,我國著名大熊貓專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森林與環境學院兼職教授。

  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學系生化專業,1992年在北京大學獲生物學博士學位, 1996年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作完博士后。她從1985年開始從事大熊貓的生態學研究,進行了長期的野外觀察,揭開了野生大熊貓社會結構、行為方式、婚配制度等群體生活的神秘面紗。1995年∼2000年在世界自然基金會任物種與保護中國項目主任,主持大熊貓保護項目並啟動西藏保護項目。現任保護國際中國項目主任,負責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CEPF)的項目協調和保護國際中國項目的建立等多項重要工作。 她從19歲開始在野外考察大熊貓的自然生存狀態,甚至可以隨意出入熊貓嬌嬌的產房﹔她曾和偷獵分子斗智斗勇,也差點被大熊貓推翻的石頭砸到﹔她更直面了隊友在科考中犧牲﹔她向世界揭開了野生大熊貓生活的神秘面紗,野外考察行動被美國《國家地理》拍成紀錄片﹔今天,這個賦有傳奇色彩的年輕女科學家說:“我的保護目標不僅僅是大熊貓”。在野外“我跟偷獵分子遭遇過”

  《綠色家園》:您從19歲開始從事大熊貓的科研和保護工作,當時您那麼年輕,怎麼會選擇把研究大熊貓作為自己的事業呢?

  呂植:我在北大讀大三的時候,聽說學校裡有一個潘文石老師在做大熊貓的研究,於是主動找到潘老師,以后就成為潘老師的研究生,自然而然就開始了大熊貓的研究保護工作。其實這是一種偶然。

  《綠色家園》:野生大熊貓的生存現狀和保護現狀是什麼樣的?請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

  呂植:解放后由於歷史和人為原因,大熊貓的數量急劇減少,真正開始保護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但是發展經濟的客觀需求加速了對資源的開發利用,這就導致一方面加強了對大熊貓的保護,一方面卻在減少它們的棲息地。1999年和2000年國家出台了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兩大生態恢復工程以后,大熊貓賴以棲息的森林比較安全了。然而老百姓的生活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的打獵、採集藥材等活動都會對大熊貓產生影響。老百姓進山打麝、熊和羚牛,他們下的套子有時會套住大熊貓,所以保護工作還是需要跟當地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

  《綠色家園》:在實際考察工作中,您認為對大熊貓最大的威脅是什麼?碰見過偷獵大熊貓的事情嗎?跟偷獵分子面對面的遭遇過嗎? 對於熊貓的生存來說,人的偷獵是不是一個最大的威脅?

  呂植:1998年以前森林砍伐、棲息地的喪失是最主要的原因。這個威脅現在相對得到緩解,使得偷獵的危害性上升了。我跟偷獵分子遭遇過,當時他們在保護區裡打羚牛,逃跑后留下兩背簍羚牛肉。當時的氣氛比較緊張,我趕緊派人去找保護區的人帶槍來查,自己留在原地看著背簍。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心裡還是比較緊張的。在有些地區,偷獵行為確實影響大熊貓種群,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偷獵的話,熊貓種群是可以恢復的。好在現在偷獵和棲息地減少的狀況都在向好的方面轉變。

  《綠色家園》:在野外考察時,您碰見過來自大熊貓的威脅嗎?

  呂植:碰見過。它們要是不高興,會表現出攻擊的樣子。有幾次我帶著相機去找熊貓的小仔,結果大熊貓生氣了,把一塊大石頭推下來。那塊大石頭從高處砸下來,落在距我隻有兩三米遠的地方,險些砸到我。

  接觸可愛的熊貓並不是把它們當寵物

  《綠色家園》:全國范圍內從事大熊貓保護工作的有多少人?像您和潘文石一樣從事大熊貓研究和保護工作的人有多少?

  呂植:中國建了四五十個大熊貓保護區,工作人員和林業部門的人加在一起數字很龐大,還沒有准確的統計數字。真正在野外長期做研究的不多,不光大熊貓如此,很多野生動物都面臨這種情況。

  《綠色家園》:很多人認為現在對大熊貓的保護已經很到位了,甚至有人說:“大熊貓得到了所有幫助,其他動物卻遭到冷落。”這句話還可以延伸一下,就是其他沒有受到如大熊貓一樣濃蔭庇護的野生動物受到冷落。有的動物不像熊貓那麼可愛,但數量遠遠比熊貓少,人們對它們的關注遠遠不夠,這被認為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對此您怎麼看?

  呂植:不能用公平不公平來衡量,大熊貓的外表招人喜歡,這是不能抵御的。人們喜歡大熊貓不能裝成不喜歡,關心喜歡的動物及其命運是很自然的事。對於我們做保護項目的人來說,要做的工作是如何把其他動物的價值、魅力等展現給公眾,獲得人們對保護工作的支持。人們願意支持什麼不是錯事。科學家有責任為需要保護的野生動物進行呼吁,幫助政府部門制定保護政策和保護計劃。

  《綠色家園》:珍妮.古道爾最初和黑猩猩的幼仔玩耍,后來她發現這種做法不對,黑猩猩是她觀察研究的對象,而非她的寵物﹔亞當森夫人也說她要很艱難地克制自己才能不去撫摸她養大的母獅的野生幼仔。在野外工作中,您跟大熊貓密切接觸,可以隨意進出熊貓嬌嬌的產房,一個學生甚至喊嬌嬌兒子的名字,說“三兒,你下來”,這個叫做三兒的小熊貓就乖乖地過來。你們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怎麼對待這種情況的?

  呂植:在野外觀察大熊貓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特意克制自己不去撫摸它們。熊貓特別可愛,我們忍不住就要摸它們一下,在給小仔稱重的時候會抱著它們,不可能不接觸,它們也會主動接觸我們。這種接觸並不是把熊貓當成寵物對待的,我不認為這是原則上的問題。

  科學家要有勇氣和骨氣面對自己的良心

  《綠色家園》:嬌嬌還好嗎?她現在幾歲了?給我們介紹一下它的現狀?

  呂植(有些激動):不好呀!嬌嬌現在很不好,2001年的時候她被陝西省的人抓起來了,關在一個飼養場裡。嬌嬌現在十六七歲了,被抓走的時候還帶著她的第6個小仔。后來我們跟林業部反應,林業部和陝西省都強烈要求把嬌嬌放回去,得到的答復卻是他們組織了“專家”進行評審,說嬌嬌太老了,不應該放歸,有生命危險,而小仔是因為太小了也不能放歸。這是一個挺可悲的事,這個問題觸及到了科學家的良心的問題。

  《綠色家園》:您覺得作為一個科學家最難做到的是什麼?在野外考察、做研究那麼艱苦,付出的努力有時會白白浪費了,覺不覺得委屈?

  呂植:我覺得在中國做一個科學家非常不容易,待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表現出一個國家重視什麼的問題。我覺得一個科學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內)往往有很多想法,要讓這些想法真正有用比較困難。這個“有用”往往不取決於科學家自己,特別是對於做自然保護的科學家來說,我們希望研究的結果都能夠轉化成保護的行動。比如我做熊貓的研究,希望它能夠對熊貓的保護有用,但是用不用這個知識,不完全取決於我。再一個就是有時候往往會發生一些爭執,比如克隆大熊貓問題就非常有爭議。作為一個科學家,想要堅持一些東西往往會受到壓力,在壓力之下還能不能堅持你認為對的東西,就會跟科學家的良心這個問題聯系起來。科學家有沒有勇氣和骨氣來面對自己的良心,說起來是輕鬆的一句話,但做起來心理上要承受的壓力很大。當然我也有建議得不到採納的時候,不過也不覺得委屈,因為選擇做的是自己喜歡的,做的時候就清楚涉及到的有哪些方面。

  《綠色家園》:曾周犧牲的地方——佛坪自然保護區三官廟保護站前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想起你我們更熱愛這片綠土”。這個研究生21歲就把生命獻給了保護大熊貓事業,出事時你們一起在野外考察,這件事情在您的生命裡一定打下很深的烙印,您的感觸是怎樣的?潘文石老師在談到您面對生與死、金錢與榮譽時給了您很高的評價,您對這些怎麼看?

  呂植:曾周和我同時入學,我們第一次野外考察的時候是大學的最后一年,我還沒過20歲生日,他剛過完21歲生日。他也是一個剛剛准備開始生活的年輕人,他的死對我的震動非常大。在那之前,一個19歲的年輕人從來沒有面對過死亡這個問題,通過這件事才發覺生命實際上是那麼脆弱和無常,輕易就可以消失。出事前一天曾周還在跟我們開玩笑,第二天他的東西就全變成了遺物。曾周的死還給了我另外一個啟示:人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件很湊巧的事,生命本身又很脆弱,所以活著的時候就應該把每一天都過好,盡量多做一點事情,最起碼自己不會有遺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以后,名利和榮譽就成了沒有份量的東西。但是名利和榮譽不一定是壞事,要看怎麼對待。比如名譽,在社會上有一定的發言權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對更多的事情有影響,這是好事。

  “嘗試把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熊貓保護結合起來”

  《綠色家園》:您以后還將從事大熊貓研究、保護工作嗎?給我們介紹一些您現在的工作情況。

  呂植:大熊貓保護工作肯定要做,這不會停止,雖然我現在不具體做,但對熊貓的關心會始終如一。我現在做的工作是一些比較具體的保護項目,從更廣泛的角度關心大熊貓,做對大熊貓和別的生物都有益處的保護工作。解決自然保護區附近老百姓的利益和大熊貓保護的矛盾,幫助政府制定更好的保護政策,收集更科學、更廣泛的信息,對自然保護區域進行保護,都是我現在的職責。這些都會間接或直接對熊貓產生好處,而且在我工作的范圍裡,熊貓始終都是指示物種,熊貓保護的好壞代表這個保護區保護工作的好壞,成為這個地區保護的指標。

  《綠色家園》: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協會的喬治.夏勒在80年代被美國自然基金會請到中國研究大熊貓,他回去以后寫了一本《最后的熊貓》,裡面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中國人主要效忠個人和家庭,對工作和服務單位並不那麼熱忱,所有事物更是靠關系而不是靠責任感推動,結果各個單位若非由領導人督導,都自私自利,相爭而不互相合作。中國人稱之為婆婆太多”。您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感覺?您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做該基金會的大熊貓保護項目的負責人,是不是為了擺脫來自這些婆婆的困擾?您負責這個項目以后對於大熊貓保護工作最直接的益處是什麼?

  呂植:確實也有這種感覺。我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我希望自己的研究結果能夠有用,但是作為一個科學家能夠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建議是不是被採納不取決於自己﹔其次,作為科學家因為某個建議沒有被採納或者沒能變成保護行動,從而指責別人是很容易的,但對於怎樣去做才能把建議變成行動沒有很深的體會,所以我想親自來做這些事情,希望自己的知識和經驗能夠用上,直接參與保護工作,而不是旁觀者。但是做了這個工作以后,我發現一個人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回顧我在世界自然基金會做的一些工作,我覺得比較有效的成績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培養了一批人,這些人能夠在地方上扎扎實實地做保護工作,一代代做下去。這是讓我非常驕傲的一點﹔另一個就是嘗試把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熊貓保護結合起來,這在熊貓保護上是第一次。親自做起來以后盡管困難很多,直到現在也不敢說事情做成功了,但起碼給大家一些啟示。我們的做法多少都有一點示范的作用,成功的原因在很多地方都是具備的,這可以給其他地方一點啟示和鼓勵。

  “生態旅游的目標是保護而不是經濟”

  《綠色家園》:您現在加入了保護國際,成為這個國際組織的中國項目代表,請給我們介紹一下保護國際的情況和您現在的工作目標好嗎?

  呂植:保護國際是進行全球性生物多樣性保護及保護科學研究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保護國際的工作人員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需要最迫切的地區工作,與當地社區一起在不破壞自然資源的前提下發展經濟,從長遠上起到保護自然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中國是世界生物多樣性的大國之一,保護國際中國項目的工作優先區是中國西南山地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目前這個熱點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由於自然資源被過度開採受到了嚴重威脅,森林覆蓋率在過去的幾十年內從30%下降到15%,長江流域已經喪失了85%的原生森林,棲息地的片斷化與退化已經造成野生動物種群的嚴重下降。我們要做的就是籌集《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把雲南、四川、西藏等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下來,同時照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當地的農民調動起來,讓他們也參與到保護工作中來。

  《綠色家園》:生態旅游是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非洲人把野生動物保護區開辟成生態旅游區,賽靈格提的獅子和盧旺達的山地大猩猩就是買門票才能看到。據說這兩個國家每年接待世界各地游客參觀獅子、猩猩的收入佔到了國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一。我國有沒有供世界各國游人參觀的野生大熊貓旅游區?

  呂植:在理論上是這樣,生態旅游做好了對於自然資源的保護非常有利,還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對於老百姓來說有直接的好處,他們會更加熱心來關注保護工作,是一個良性循環。但是管理上的難度特別大,必須管理和教育跟得上才行,否則會起到負面作用。旅游本身是一個雙面刃,如果來旅游的人多了,就會修路、蓋房,這些帶來的負面影響非常大,所以,要把握一個“度”。生態旅游的目標是保護,而不是經濟,生態旅游帶來的經濟利益是給當地的,而不是給某個外來的投資方。我們的目標是鼓勵當地人支持保護,從保護中受益,經濟效益除了用在當地,還要直接用在保護上。生態旅游最好是在少數民族聚居地開展,這裡面有一個民族文化的問題。比如王郎保護區就是我們的一個實驗點,平武縣現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保護。王郎保護區把用保護掙來的錢拿去作更好的保護工作,使得這個地方的保護更有效。這個保護區現在聯合周邊的4、5個保護區一起做,是很成功的一個例子。

  《綠色家園》:您想不想寫一本像《黑猩猩在呼喚》、《亞當森與愛獅同行》這種自述體的小說,對十幾年的大熊貓科研和保護工作做一個全面的回顧,用更生動的文字把野生大熊貓的社會結構、行為方式、婚配制度以及某些避免近親交配的機制等描述出來?

  呂植:有這種想法,現在也有出版社在跟我商談相關事宜,不過暫時還是沒有時間動筆。

  《綠色家園》:您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給我們描述一下您理想中的綠色家園的樣子?您感受到的真實的家園又是什麼樣子的,它距綠色還有多少?要多久才能夠實現?有信心嗎?

  呂植:我比較喜歡青藏高原,四川西部的一些地方也是很美的。人的生活狀態比較安詳、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和諧,這就是我理想中的綠色家園。在中國的西部能夠找到一些還沒有遭到破壞的地方,那裡還有原始一些的景觀和植被。對藏族百姓來說,保護動物是天經地義的,這是人與自然真正和諧的典范。在中國西部、四川西部、西藏東部生活的人們已經生活在綠色家園裡了,不過外來的發展經濟的要求正在沖擊他們平衡的心態。我不知道北京要用多久才能變“綠”,也許要一、二百年。讓北京變成適合居住的綠色家園更多的是一種態度。

  《綠色家園》:您最大的心願是什麼?

  呂植:把雲南、四川、西藏等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下來,在幾年內有明確進展,然后再做類似的對保護自然資源有益的事情。

  《綠色家園》:祝您早日實現這個目標。

  在採訪要結束的時候,記者遇到北大保護生物學專業兩位呂植的研究生,他們給我講述了自己眼中的呂植老師。

  劉芳:成為呂植老師的研究生后,第一次知道她的樣子是在一部影片中。

  那部片子名叫《最后生存的機會》,由美國”國家地理“拍攝,是一部關於潘文石老師和呂植老師在野外研究、保護大熊貓的記錄片。他們在冰天雪地裡謹慎地跟蹤著大熊貓,眼神中充滿了對大熊貓的關切之情。當我看到兩位老師跟蹤一隻母熊貓到了她的洞穴,並趁著母熊貓外出覓食的機會“偷偷”地把熊貓幼仔抱出洞外時,我的心跳驟然加速。潘老師用一條紅色的包袱皮把小熊貓包起來,呂老師用一把看上去很古老的杆秤給小熊貓稱體重,兩位老師對大熊貓付出的心血和情感令人眼睛濕潤。

  呂老師從19歲開始在深山老林考察大熊貓,一呆就是許多年,每天都要翻山越嶺,背著沉重的儀器跟蹤大熊貓的足跡,這絕不是光憑對野生動物保護事業的熱忱就能夠做到的!

  和呂老師的第一次見面頗具戲劇性。那天我們在清華聽講座,快要開始的時候我忽然聽到我的同學劉炎林驚喜地叫了一聲 “呂老師”。我急忙望過去,看見有幾位女士正在入場。我馬上就認出了呂老師。她從容、自信的神態與眾不同。那天呂老師穿著寬鬆而隨意的衣服,紅潤的臉上充滿了笑容。這和我想象中的呂老師差距較大。我一直以為常年的野外生活應該使她又黑又瘦才對,但是眼前的呂老師看上去那麼年輕,渾身洋溢著熱情和活力。這讓我放心不少,因為網上的報道說呂老師身體不好,但是眼前的她看上去神採奕奕。

  作為青年學生,有的時候我會為某些地區環境惡化的現實而痛心,面對那麼多以前沒有想到過的現實的不完美而寢食難安,深深為我國環境的現狀憂慮不已。有一次我不無焦慮地問呂老師,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究竟能做什麼呢?呂老師告訴我,這些現實的問題總是存在的,隻不過你一直處於一種理想化的幻想當中,沒有注意到真實的情況。實際上正是因為有這麼多的環境問題存在著,才需要我們這麼一批人為之而斗爭。既然選擇了環境保護專業,那麼你就要明白這對於你今后的生活意味著什麼,就應該有面對困難的思想准備。呂老師說:我們要有信心,我們能夠贏得這一場戰爭,環境和野生動物的前途是光明的。

  劉炎林:在秦嶺進行的熊貓研究和保護工作,沒有堅忍不拔的科研精神和對科學的神聖使命感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呂老師在秦嶺經歷了八年風霜,體驗全身心投身於熱愛的工作的同時,也經受了寒冷、飢餓、勞累乃至生命危險。

  1998年之后,她主持西藏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研究,足跡遍及青藏高原的各個地方。她徒步穿越5000米的無人區、考察羌塘、走墨脫,這些對於那些探險者來說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項目,對於呂老師來說隻不過是她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有一次呂老師的助手孫姍講了一個故事:在今年的世界保護地大會上,有一位科學家自己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這位科學家問與會者:“what is a wonderful world?”,然后准備記錄他們的回答。孫姍就問呂老師:“what is a wonderful world?”呂老師回答道:一個精彩的世界就是早上不用那麼早起床,吃飯又有胃口。還有一次,保護國際的王雁驚嘆道:呂老師太厲害了,項目評審的時候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我想,也許這就是所有做出突出成績的人的共性:能夠拼命。歲月將呂老師從少年帶入中年,也將她工作的范圍從秦嶺的熊貓研究轉移到主持保護國際的中國項目上。不管做什麼工作,呂老師的態度都是同樣的執著和堅毅。

  作為保護生物學家,呂老師對現實的關注非常敏銳。早在秦嶺做研究的時候,她就曾給國務院上書,闡述停止砍伐對於國寶熊貓的意義以及對子孫后代的意義。她的建議得到高層的關注,森林停止砍伐了,自然保護區也成立了。呂植老師說:這是個成功,也是個悲哀,因為如果環境與生物的保護隻能靠高層領導的決策的話,這一次雖成功了,有的就有可能被漠視。

  自此之后,對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對於嚴重的環境問題,呂老師從沒有停止過發出自己的聲音。如面對在“跑馬圈水”中將受嚴重破壞的木格錯湖的問題,呂老師就會同了其他專家向有關部門反映。雖然還沒有結果,但正如北大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口號所言:隻有投入戰斗,才能見到分曉。

  呂老師不僅在這些重大的問題上據理力爭,在一些“細小”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今年3月底的時候,我們在成都跟呂老師以及將要赴西藏考察的研究小組成員一起吃火鍋。大家進了一家火鍋店,待鍋底端上來的時候,呂老師撈了一下,發現裡邊有海馬,於是提出要換一個店。她這樣做是因為海馬剛剛被列為國家級保護動物。臨走的時候,呂老師告誡火鍋店的工作人員:跟你們經理說,海馬不能吃,否則是可以告你們的。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因為在呂老師跟火鍋店的工作人員說明海馬的保護等級時,我還沒有保護動物的非常具體的概念。我想具備關於各種動物的知識和保護動物的責任感,是成為一名保護生物學家的基本要求。

  我們跟呂植老師談過幾次話,大部分都是呂老師對著巨幅的中國地圖,講述現在保護工作的進展以及存在的問題。由於對學科知識以及現實狀況了解甚少,我們很少能夠發表見解。呂老師這樣鼓勵我們:希望以后是你們講,我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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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周:汕頭人,1981年考入北大生物系,並以優異成績學完本科,成為潘文石的研究生。1985年3月,曾周、呂植和另外一個同學跟著潘文石到秦嶺考察野生大熊貓,進山后第39天,曾周因天黑迷路誤入一個當地人叫做“黑彎”的陰森狹長的山谷裡,走上黑彎的山梁,從160米高的懸崖上摔了下去。潘文石說:如果曾周還活著,他一定會成為一個出色的生物科學家。

  大熊貓嬌嬌:雌性,現年16或17歲。1989年以來,嬌嬌一直是潘文石、呂植他們在野外進行觀察、研究的對象。1989年嬌嬌在自然棲息地產下第一個幼仔后,基本上每隔一年產一胎,11年裡共生育了6個“孩子”。嬌嬌和她的孩子們多次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亮相,成為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多國科學雜志的“封面人物”。通過嬌嬌和她“男朋友”們以及他們的“子女”,潘文石他們發現了野生大熊貓社會實行著多夫多妻的交配制度,為研究大熊貓種群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嬌嬌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學價值。由於嬌嬌患上了感冒,2002年7月被陝西省有關人員從秦嶺山中捉走,關在陝西省野生動物搶救飼養中心。與她一同被捉的還有她1歲左右的第六個“孩子”。目前嬌嬌仍被籠養。

  保護國際:保護國際是進行全球性生物多樣性保護及保護科學研究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並在南美洲、非洲、亞洲、太平洋地區等四大洲的30多個國家設立了項目點。保護國際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需要最迫切的地區工作,包括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關鍵海洋生態系統區以及主要的熱帶荒野地區。保護國際的工作隊伍由來自30多個國家的科學家、經濟學家、從事宣傳與交流的專家、教育家以及其他的保護工作者組成。這1,000余名工作人員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生物多樣性受威脅最嚴重的國家做實地工作,其中90%的工作人員是這些國家的公民。

  保護國際中國項目簡介:中國是世界生物多樣性大國之一,迅猛增加的人口與高速發展的經濟為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保護國際中國項目的工作優先區是中國西南山地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這個地區既是保護國際在全球劃定的25個熱點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生態恢復項目的主要實施地區。該地區地形極其復雜,西起西藏東南部,穿過川西地區延伸至雲南中部和北部,擁有超過12,000種的高等植物,很可能是世界上溫帶區中植物最豐富的地方。該熱點地區約佔中國陸地面積的10%,但卻擁有約佔全國50%的鳥類和哺乳動物以及30%以上的高等植物。該熱點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由於自然資源被過度開採受到了嚴重威脅,森林覆蓋率在過去的幾十年內從30%下降到15%,長江流域已經喪失了85%的原生森林,野生動物棲息地的片斷化和退化已經造成野生動物種群的嚴重下降。我國政府在該熱點地區為恢復生態環境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採取的措施並非最有效的。保護國際希望與政府部門及其他保護組織共同努力,促進恢復多樣化的天然植被,建立示范區,提高生物多樣性,使工程項目投資得到最大的生態效益回報。■

  《綠色家園》 2003年 第十二期

(責任編輯: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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