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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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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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澄清的第一個問題，即目前所謂的“全球化”准確地說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類的福音，也不具備必然性。認為這種全球化進程不可逆轉，并且值得全人類熱烈歡迎，這只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意識形態而已
●主張全球化的輿論認為，經濟一體化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事實恰恰與全球化輿論倡導的相反，不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是逆之者昌，順之者亡
●反全球化的抗議浪潮就席卷了發達國家的中心都會，示威者共同目標是反對漫無邊際的全球化，反對“一切權利歸跨國公司”，反對跨國公司主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雅圖會議的失敗有可能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被逆轉的開始
近年來，“全球化”一詞頻繁出現在大眾媒體中，成為20世紀90年代的流行話語。
論者常常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雖然全球化對中國來說是雙刃劍，但是中國只能加入全球經濟分工，成為其中的一個生產環節，再也不可能甚至也不應該謀求自成生產體系了。
事情真是這樣的嗎？
區別“多數人的全球化”與“少數人的全球化”
如果從哲學層次上說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完全同意。我們不妨說，人類從非洲的東非大裂谷出發，散布到全球各地（姑且取這種人類起源說），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從總趨勢上說，人類的互動程度越來越高，聯系越來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導全球的力量，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問題不僅在于是否從局部到全局的主導力量的形成，更在于誰來主導和什么力量來主導。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全球化的進程也是一個充滿沖突、暴力的進程，而且越是全球化進展迅速的時候，也就越是沖突激烈、生靈涂炭的時候。
雖然誰也不可能阻擋全球化的腳步，但卻需要人們深刻地思考全球化的主導力量和方向。這里有兩層含義，第一，是由多數人主導的全球化，還是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第二，如果是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的話，又是哪些人主導的全球化？應該承認，一直到20世紀以前，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對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提出過異議外，更多的知識分子則為各國爭奪主導權而獻計獻策。而事實上，歷史也基本上是“少數人的全球化”的歷史。但是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情況就有了不同。因為馬克思事實上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和歷史感的“多數人的全球化”的理論，在這一理論指導下，20世紀成為“多數人的全球化”運動的試驗場。正是有了兩種全球化方向的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團的較量，這一世紀的內涵才變得格外丰富。當然，在這場世紀較量中，由于多數人并沒有找到自由聯合的適當方式，“多數人的全球化”遭到嚴重挫折。在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等“西方文明必勝”的鼓吹者們看來，這意味著全球化只有一種可能的方向，即“少數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就竊取了全球化的雙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數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對多數人進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強制。但是，兩者的較量并沒有結束，兩個重大因素特別值得考慮：其一是“多數人的全球化”運動的自我反思，其二是“少數人的全球化”進程由于失去多數人的制約而走向反面。
去年北約侵南戰爭就是這樣一場以全球化名義進行的戰爭（所謂“人權高于主權”就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在國際政治中的狡黠用語），由此我們既可以觀察到“少數人的全球化”的真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約后的霸權方式。
這是我們要澄清的第一個問題，即目前所謂的“全球化”准確地說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類的福音，也不具備必然性。認為這種全球化進程不可逆轉，并且值得全人類熱烈歡迎，這只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意識形態而已。
跨國公司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當然，目前的所謂”全球化“不僅是“少數人的全球化”，更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雖然從哲學層次上講全球化可以作為統領歷史進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畢竟還是最近才進入日常語境的。也就是說，通常所指的全球化不僅是指少數人的全球化，更是指資本主義制度和邏輯的全球化。
“全球化”、“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這是三個外延逐漸縮小、內涵逐漸丰富的遞進概念。如果說把不加限定詞的“全球化”稱為廣義全球化，則“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可稱為寬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還只能稱作中義全球化，因為還有一個最狹義的全球化，即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事實上，“全球化”一詞所以出現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為其所指的是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新特點。這是人們談論“全球化”時所指的真正對象。如果要給這一階段的全球化起一個稱號的話，叫“資本流動全球化”可能更為准確。我們已經指出，不加限定詞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了限定詞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詞越多，必然性越弱。“資本流動全球化”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說，“資本流動全球化”被逆轉的可能性最大。事實正是如此。
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進入了美日歐三大經濟區域激烈競爭的時期。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和歐洲競爭力強勁，大量美元流向歐洲美元市場，迫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對此，美國一方面也大量地將產業轉移到不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則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規模裁員和提高生產效率，同時還削減社會保障資金，以便減少稅收，增加本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這一系列措施在經濟學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義”，主張一切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實現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而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則是跨國公司，有了資本自由流動的權利，跨國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資源，尋找最低生產成本和最低稅收線路，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最近有一個生動例子可以說明跨國公司是怎樣推進全球化的，那就是今年3月中旬德國財政部長奧斯卡﹒拉方丹的辭職。1998年社民黨大選成功，拉方丹擔任財長一職，但實際上卻是本屆德國政府中最具權威的人物。拉方丹的經濟思想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的，在德國經濟面臨衰退的情況下，他主張擴大內需，提高社會保障標准，降低失業率，減輕低收入者的賦稅負擔，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以刺激消費。同時，為彌補稅收減少的損失，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稅負等。但是，這一系列主張卻遭到了德經濟界的強烈反對。20家跨國公司的老板聯合警告施羅德政府，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經濟政策意味著增加勞動力成本，減少利潤，從而削弱他們的競爭力。如果繼續執行這種政策，他們將考慮把總部和工廠遷出德國，這樣政府的降低失業率的目標不但不能實現，反而還會上升。
這20家公司中有西門子、漢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國公司。就這樣，拉方丹成了跨國公司為動力的全球化的又一個犧牲品。
全球化：順之者昌？順之者亡？
有意思的是，就在全球化聲浪日漲之時，貿易保護主義也日益嚴重。
主張全球化的輿論認為，民族國家已經過時了，國家不再應該、也不再有能力承擔經濟生活調節者的角色，各國調節經濟的主權應該移交給國際經濟組織，如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他們聲稱，這是不可避免的經濟一體化趨勢。然而，與其說這是一種必然趨勢，還不如說這是跨國公司的希望、恫嚇和蠱惑。事實上，跨國公司帶來的就業量遠遠小于被它擠垮的本國公司的失業量。特別是對于技朮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跨國公司的無障礙進入意味著自主民族工業的破產，意味著該國產業結構的全面降級，意味著大多數人的失業和半失業。因此，事實恰恰與全球化輿論倡導的相反，不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是逆之者昌，順之者亡。日本、東南亞、俄羅斯都是生動的反面教材。從法理上說，國家并沒有權力將經濟主權轉移給國際組織。經濟是一切的基礎。經濟主權是至關重要的主權，是全體人民賦予政府的神聖權力，是用來造福于全體人民的。如果我們對國際經濟組織沒有發言權，如果國際經濟組織的產生不符合民主選舉原則，我們怎么能保証它為我們的利益服務呢？我們又怎么能放心向它移交經濟主權呢？
早在1999年6月18日的七國首腦會議期間，反全球化的抗議浪潮就席卷了發達國家的中心都會，倫敦、紐約、舊金山、馬尼拉、東京、利馬都爆發了大示威。示威者認為，七大國推動的全球化政策造成大量失業、貧富懸殊和生態破壞，摧毀了大多數人的生活、幸福和希望。在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前三天，巴黎、里昂、馬賽及斯特拉斯堡等10多個法國重要城市出現上萬群眾大規模示威游行，反對“世界商品化”，諷刺“經濟世界化，利潤私人化”。西雅圖的示威者打出的標語則針對性更強：“不要新談判，掉頭回去！”示威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反對漫無邊際的全球化，反對“一切權力歸跨國公司”，反對跨國公司主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剝奪大多數人的工作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雅圖會議的失敗有可能標志著這一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被逆轉的開始。
《環球時報》 (2000年07月14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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