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經濟 >> 經濟觀察 2003年1月09日08:51


國情專家胡鞍鋼:我是如何研究中國國情的
    

    此文為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新著《影響決策的國情報告》一書序。此書收集了該中心1998-2002年四年來對國家決策最具影響力的報告。其中大部分國情報告國務院領導同志都做了重要批示,成為政策制定和政策調整的背景材料,受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本書內容涉及四個方面:擴大內需與“三農”﹔就業與社會穩定﹔反壟斷、反腐敗與良治﹔社會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書中每篇報告的文后都寫有“背景”,對文章寫作的背景情況和相關決策做了詳細介紹。

    早在40年前,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也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他還講到:“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我們對中國國情及其發展所形成的正確認識需要經歷一個不斷實踐、不斷認識、不斷總結的反復過程。中國人民的實踐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實踐。十几億中國人民在 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300萬平方公里海域,相連十几個國家的環境下,從事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事件,即改革與開放。國情研究[在國外通常稱為中國研究(China Study)]就是把這一偉大實踐作為研究對象,以一個不斷認識的過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從理性認識回到社會實踐,看哪些理論政策方法能夠得到預期的成果,從而正確地指導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推進中國的發展。

    建國50多年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中國領導人,也包括中國的知識界和學者始終在不斷探討的主題是:在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各地區發展差異甚大的發展中國家,要不要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現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如何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基于中國基本國情的獨特的現代化過程。我們對中國國情的基本特點和區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性(特別是限制中國發展的因素)了解得越多,決策失誤就越少,經濟與政治代價就越小﹔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認識得越透徹,對其自身的發展經驗和教訓總結得越深刻,認識和指導未來發展的能力就越強。但是認識真正的中國并不是輕而易舉的,其實中國是一部天書,她不僅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而且正處在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和飛速發展的過程中。

    我把認識和研究中國國情與發展不僅視為終生職業與專業研究方向,更視為人生的最大追求和樂趣。正如道格拉斯﹒諾斯所言:“人的一生應該是有創造性的一生。人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拓展自己視野的過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實踐。我們的國情研究具有廣泛的社會實踐基礎和社會需求,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我在自己的學朮生涯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它的真正含義是:與中國發展同行,與中國開放相伴,與中國變革俱進,與中國興盛共存。

    1999年我創辦了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同年與清華大學聯合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該中心定位為國家高層決策科學思想庫之一,并成為國內外具有重要影響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該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基本國情,開展專題調查研究,搜集和整理重要國情信息,建立國情決策數據庫﹔主要研究21世紀中國中長期發展的重大戰略性問題,以及相關的重要公共政策﹔重點研究中央當前高度關注的重大問題和熱點問題﹔推動全國的國情研究和國情教育﹔促進國際合作與交流﹔培養公共政策高級研究人才,培訓碩士生、博士生。該中心旨在維護國家最高利益,認清國家長期發展目標,積極影響向國家宏觀決策。

    國情研究中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獲取決策知識,創新決策知識,傳播決策知識,通過國情研究報告影響決策與政策。自1998年2月我發表了題為《為人民創造工作:中國的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的第一份國情報告,朱(全容)基總理、吳邦國副總理做了重要的批示后,我受到很大鼓舞,更進一步下定決心要以國情報告為決策信息平台,收集和整理重要國情信息,建立國情決策數據庫,推動全國的國情研究和國情教育,培養公共政策高級研究人才。到2002年10月,《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已編發國情報告475期,主要向中央領導及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同志提供關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管理的方針、政策的國情背景資料,以及國外專家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看法及建議等。我把它稱為最重要的知識投資。

    《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多年來所提供的決策信息,受到中央及有關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部分內容已被中央領導采納,影響面日益擴大,收到巨大的社會效益。據有關部門統計,本屆政府(指國務院)對我們提供的37份報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領導人批示39次,有的報告領導曾多次批示。本書所收錄的國情報告大部分獲國務院領導批示,這還不包括中共中央、全國人大、中央軍委以及全國政協領導人的批示。這不僅是本書的精華而且也是我們多年國情研究的精華。

    為什么我們的國情報告能夠產生對決策者的影響呢?我認為關鍵在于中國決策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使我們這些學有專長、具有全球意識、深入了解國情的專家們有了良好的學朮研究的環境,可以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大有作為。中國的政治決策機制隨著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發生了較大變化:在毛澤東時代,大部分重要決策都是由毛澤東同志自己決定的,如發動“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線、恢復中美關系等,可視為個人決策時代﹔在鄧小平時代,除了鄧小平發揮核心作用外,黨的集體領導成員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視為集體決策時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決策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央的決策越來越多地重視聽取、采納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和建議,可視為咨詢參與型模式,這為我們積極參與國家決策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今年9月底我參加了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同志主持的會議,他明確指出:我們要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專家。今后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各方面專家的意見,使決策建立在科學化、民主化的基礎上。這就是我們能夠參與、影響決策的大背景、大環境。

    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祖國的強盛而奮斗,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也是我學朮研究的宗旨。

    中國是一個十分特殊的經濟社會,中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困難之大、矛盾之多、問題之復雜,是不易認識,也不是輕易就能解決的,眼下存在著空前的歷史發展機遇,也面對著難以回避的各種挑戰。總之,風險的不確定性,以及對中國與世界發展知識的不完全性,都增加了決策的難度和復雜性。

    我在2002年6月24日朱(全容)基總理主持的經濟專家座談會上,提出了“第三次解放農民”即“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的政策建議。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對農業、農民、農村有深入認識的領導人制定的發展政策比較符合中國國情,大大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因為只有讓絕大多數人口受益的改革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同樣,那些對農業、農民、農村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對中國的研究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學朮建樹,使知識造福于人民特別是那些農民。

    長期以來我所關心的都是老百姓關心的問題。什么問題呢?下崗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農民收入問題,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通貨緊縮問題等社會公共問題。

    有人問我,為什么您提出的建議,有許多都是在不久之后或者几年之后中央就采納了?我認為,中央的決策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經濟決策,而是經濟與政治的決策。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不能僅僅從經濟角度出發,必須從社會角度、特別是政治角度出發。我從來就認為,地區差距不但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或者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我在研究過程中,不僅僅從經濟的視角看問題,也不是簡單地從地理上找原因,而是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中國的很多問題不從政治上著手是解決不了的。只有使得決策圈的重要人物產生共鳴,形成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終推動社會形成共識,使發展問題得以解決。

    經濟學家是造福人類的“工程師”,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是知識貢獻。與其他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相比,經濟學家更有條件和更有機會作出這種知識貢獻。經濟學本身就是“經世濟民”之道,探討如何創造財富。例如經濟增長理論就是研究為什么有的國家增長較快,而有的國家增長較慢。經濟學家不是研究為個人創造財富,而是為人民和國家創造財富。他(她)提供的是一種“公共物品”,即是“知識”,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使他人受益,使社會受益。

    中國的學朮市場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同時也是非常公平的,只要你做出了學朮貢獻,社會就會承認你,即使與你協商、爭論甚至批判都是社會承認的不同形式,不必太在意,更沒有必要惱羞成怒。最悲哀的,是你的論文和作品不為社會所看重和關注。知識分子不要自我評價、孤芳自賞,而要社會評價、他人評價。學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響社會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我發現,類似地區差距這樣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僅僅是形成某些學者個人的認識和見解還不行,必須要影響決策者。中國具有大國效應的特點,如袁隆平的發明,可以創造上千億元的收益,在一些小國就不可能,這是硬科學、硬技朮、硬知識。如果創造的是公共政策軟科學、軟技朮、軟知識,同樣可以通過決策使人民受益,使社會進步。如果說“兩彈一星”搞的是物質原子彈的話,好的決策知識和公共政策則是精神原子彈,“精神變物質”。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

    大多數學者遵循專業化分工的研究准則。一般研究經濟問題的,就不能也不會去研究政治﹔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就不能也不會去研究微觀經濟﹔研究美國經濟問題的,就不能也不會去研究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研究的是中國國情,就必須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熱點、疑點和難點開展工作。我關注的是關系整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最重要的問題,而不只是某一學科領域的理論問題。

    我認為,優秀的學者一定要引導社會潮流推動社會發展。高明的領導人更會這樣做,所不同的是,學者是靠正確的思想、正確的觀點來引導。當社會公眾不僅同意而且接受并按照這個方式來做時,就起到了思想影響的誘導作用和推動作用。而領導人借助國家權威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既有勸說的一面,也有強制的一面。憑什么來引導潮流呢?我認為,這取決于能否獲取全球最新的知識,這就需要加強與國際上進行交往和交流,這是獲取最新知識和信息的最佳途徑﹔其次,取決于對人類已有的最好知識的了解、吸收、體會和積累,個人知識庫容量的大小起著關鍵作用﹔第三,還取決于上述人類知識包括國際知識如何本土化。

    我經常學習和引用國際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世界銀行《1998年世界發展報告》的主題是討論知識與發展,隨后我們就提出了中國21世紀的知識發展戰略,視之為第三代追趕戰略。如果說,毛澤東的重工業化視為第一代追趕戰略,它不那么很成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視為第二代追趕戰略,它是相當成功的,那么,知識發展戰略就是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條件下新的追趕戰略。我不僅提出了中國的總體戰略,而且還分析了中國知識發展的地區差距,進而提出了各地區新的追趕戰略,即知識發展戰略。

    國情研究視角往往觸及中國政治及經濟體制改革最敏感、最前沿的問題。所提出的建議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操作性。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敏銳把握,使我的研究顯示出與政策調整的同步。也正是通過這些銳意創新的思想影響了決策,進而又影響了全社會,從而實現了我跨人國情研究這一領域之初就確立的“急國家之所急,想國家之所想”的學朮宗旨。

    每一個時代都有獨特的經濟環境,也有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就是解決認識和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的“智者”。盡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沒有根本改變,但是經濟學家總是能靈活地、創造性地利用這些原理來認識和分析這些危機,積極地應付這些挑戰。几乎在不同國家或在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經濟學家扮演著不可或缺的社會角色,他們可能是最先認識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智者,也可能是處理這些危機的能手。

    “您提出的建議為什么能夠影響國家決策?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個人關系?”我的回答很簡單:“沒有。”我又補充道,“如果說有的話,12億人民就是我最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靠山。因為,我所研究的,無論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甚至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都是與12億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最大利益息息相關的。我不僅十分清楚這些利益之所在,而且十分清楚如何通過我的國情報告使決策者也清楚。同時,我還本著‘曉眾以大義’的想法,告知人民,披露于全社會。我相信,決策者是理性的,也是聰明的﹔我更相信,人民與社會是具有足夠的分辨能力、判斷能力的。”

    就中國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問題,我早在1997年就鮮明地提出,中國宏觀經濟首次成功軟著陸之后,經濟發展首要任務是擴大就業、降低失業率。而后,我不斷地向決策者和全社會發出警告:《中國進入21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進入高失業階段》(1999年7月)﹔《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2002年 5月)。歷年中央經濟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就業問題時的基本判斷一直是“我國就業壓力增大”。直到2002年9月,全國再就業會議上,江澤民總書記和朱(全容)基總理首次用“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來說明中國就業與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我的體會是:作為一個學者,不僅要嚴肅做學問,而且應當“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陳云),要學會不斷地研究,不斷地呼吁,持之以恆地為人民作出知識貢獻。

    知識傳播不是競爭性的。我可以照亮你,你又可以照亮別人。知識與投資不一樣,不是我投給你一個億我就少了一個億,而是我仍然擁有這個知識。獲取知識、吸收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知識是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務。我深切地感受到,向決策者提供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和知識投資是最大的投資,會取得明顯的而且是長期的效果。

    中國改革、開放是最令世界矚目的,也是我們學朮活動的最大舞台。現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新問題都需要用經濟學的原理進行理性分析、提出解決辦法,這為我們新一代學者提供了一個日益廣闊的學朮研究天地。我們有幸趕上了這個時機,進入了這個天地,能夠以知識的獲取、創新、傳播和交流為社會作貢獻。我覺得中國的學朮舞台太誘惑人了。我不會停止研究步伐,而且還會在這個領域不斷地進行研究。因為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總是會出現新的挑戰,我把這些對中國十几億人民的挑戰視為對自己的挑戰。研究這些挑戰魅力無窮,令人致力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也讓人從中獲取更多的樂趣。我喜歡這些挑戰,更愿意為迎接這些挑戰而作出知識貢獻。


來源:人民網 2003年1月09日
(責任編輯:李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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