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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長:博物館、紀念館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核心價值載體和殿堂

2015年09月01日16:21  來源:人民網-強國論壇  手機看新聞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長董長軍少將

  人民網北京9月1日電 (張慶成)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人民網強國論壇特別推出系列訪談,希望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日前,人民網記者在位於北京市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內,採訪了該館館長董長軍少將。董長軍表示,博物館、紀念館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核心價值載體和殿堂。

  軍博展覽大樓將於2017年8月重新面向社會開放

  董長軍告訴記者:“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大型綜合性軍事博物館,1958年9月正式籌建,1960年8月正式開放,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博展覽大樓是向國慶10周年獻禮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2010年,展覽大樓加固改造工程批准立項。2011年底,原展覽大樓基本陳列全部撤除,現陳列僅有前廣場的6個兵器大棚,展出200多件大型武器裝備。軍博收藏文物14萬余件,歷史照片7萬張,圖書9萬冊。受基本職能影響,軍博藏品以革命戰爭時期的文物、影像和圖書為重點。按國家文物局評定,軍博已評有一級文物1793件(套)。軍博展覽大樓加固改造工程,預計於2016年底竣工交付,2017年8月重新面向社會開放。新的展覽大樓開放后,主要變化有3點:一是基本陳列有全新改變,由原單一的軍事歷史為主,調整為以軍事歷史為主、輔以軍事科技和軍事藝術的綜合性陳列體系,展示面積由3萬平方米增至5.8萬平方米,真正成為大型綜合性軍事博物館﹔二是觀眾服務區面積、配套建設和環境,文物藏品保管保護設施設備和現代化利用水平,展廳安防設施設備和博物館智能樓宇建設等,均有根本性提升﹔三是博物館數字化建設全面升級,以軍事為主題的系列文化產品也會全面推出,使觀眾能夠將軍博“帶”回家、“享”用在家。”

  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的“功臣”迫擊炮存放於軍博

  日軍侵華將領阿部規秀1886年生於日本青森縣,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青年時期曾在關東軍服役。1937年12月晉升少將。1939年10月2日晉升中將。在日本軍界享有“名將之花”盛譽,是擅長運用“新戰術”的“俊才”和“山地戰”專家。

  1939年10月下旬,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調集2萬余人,開始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11月3日,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第1大隊1500余人在雁宿崖被殲滅500余人。阿部規秀惱羞成怒。4日凌晨親率1500余人進行報復“掃蕩”,結果於7日15時,日軍進入八路軍的伏擊圈,被八路軍包圍。戰斗中,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1軍分區第1團團長陳正湘發現在名叫教場的小村庄的一座獨立院落內,有一群穿黃呢大衣、佩指揮刀的軍官進進出出,判斷應是日軍相當級別指揮機關駐地,遂令第1軍分區炮兵連楊連長率4門迫擊炮抵近展開。迫擊炮不負眾望,准確命中院落,日軍指揮官應聲倒下一片。事后証實,阿部規秀當場中彈並不久后斃命。根據戰后日本新聞報道,八路軍才知道那幾發炮彈擊斃了阿部規秀!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和全國各地友軍、抗日團體、著名人士紛紛發來賀電、賀函,祝賀晉察冀軍民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董長軍告訴記者,這尊擊斃阿部規秀中將的迫擊炮遂成“功臣”,幾經曲折后,留存其中1門,新中國成立后移交軍事博物館收藏。

  博物館、紀念館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核心價值載體和殿堂

  在談到博物館和紀念館與歷史的關系及他們肩負的責任時,董長軍認為,博物館、紀念館是征集、典藏、陳列、研究代表自然和人類文化歷史遺存的場所。博物館和紀念館的職責就是以建筑和互聯網為載體,保存人類自身的歷史記憶和對自然、社會的認知歷程﹔對自然和人類文化歷史遺存,按照自然價值、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等標准予以分類﹔通過典藏、保護和展示,參與人類文明歷史的書寫、記述和表達﹔為公眾和社會機構提供知識介紹、學術教育、藝術欣賞、思想精神啟迪等。

  再有,博物館、紀念館具有非營利性、開放性、服務性與永久性等特征,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文化設施,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一個城市或地域、一個行業或群體的文化核心價值載體和殿堂。

  日軍兵力在亞太地區始終被中國戰場所牽制

  當年日本侵華蓄謀已久,其大陸政策幾經完善,成為舉國共識。在其侵略步伐中,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並非日本軍國主義的最終目標,或北進直接參與對蘇作戰,或南進侵佔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與德國納粹劃分世界,才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戰略。董長軍認為,中國戰場粉碎了日本的“北進”計劃,並且中國戰場還是對盟軍太平洋戰爭的戰略配合。

  德國入侵蘇聯前夕,希特勒接見日本陸軍大將山下奉文,希望“日本從‘滿洲’打進西伯利亞”。蘇德戰爭爆發后,德國外長裡賓特羅甫致電駐日大使奧托,希望日本參加對蘇作戰。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力主對蘇開戰、夾擊蘇聯。但至1940年冬,日軍49個師團中有27個被陷於中國華北、華中和華南戰場,隻有11個師團用於中國東北。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后,日軍判斷對蘇進攻至少需25個師團。但此際日軍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兵力不超過14個師團。當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希特勒再次企圖聯合日本打垮蘇聯,但日本在此之際,正調集兵力進行對華北和華中佔領區的“治安作戰”,因為他們清楚,隻有鞏固的中國淪陷區才能實現其“北進”、“南進”,否則一切都是口號!至1941年12月初,日本陸軍51個師中有35個師用於侵華戰爭,實在鞭長莫及!

  正是由於日本陸軍主力被中國抗日戰爭消耗和牽制著,才迫使其不得不放棄“北進”與德國合擊蘇聯的計劃。歷史不能假設,倘若日本沒有中國戰場的后顧之憂,從遠東地區進攻蘇聯,那麼后果將不堪設想。蘇聯元帥崔可夫說:“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無可爭辯的事實。”斯大林講: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中國戰場是對盟軍太平洋戰爭的戰略配合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戰場拖住和抗擊日本陸軍總兵力的80%,最高時達到94%﹔從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3年冬,日本在華陸軍佔總數的50%以上,最高達到69%。1943年冬,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開始戰略反攻時,日本仍有54%的陸軍計38個師團、近一半的航空兵被牢牢牽制在中國戰場。若再考慮到中國遠征軍參加的中緬印戰場,則抗擊和牽制的日軍更多。羅斯福指出:“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戰后日本戰史著作也公認:日本“在對美英開戰后,日本陸軍主要戰場在客觀上仍然是中國大陸”,“日本陸軍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釘在中國戰場上,寸步難移”。

  董長軍表示:“中國抗戰徹底擊碎了日本法西斯獨霸中國、與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的迷夢,戰略上配合了歐洲抗擊德國法西斯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抗日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唯一戰場,獨立抗擊了10年有余的日本法西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牢牢地抗擊和牽制著日本陸軍主體力量,為英美盟國實現“先歐后亞”戰略作出了重大貢獻,也付出了重大犧牲。”

  有數據統計,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軍隊共斃傷俘日軍150余萬人,佔日軍二戰中軍隊傷亡總數的70%以上。日本戰敗后,向中國投降的日軍共128萬余人,超過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各島的日軍總和,佔當時日軍海外投降總兵力的50%以上。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董長軍表認為,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戰爭,戰火遍及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20億人口卷入其中。從1931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侵略的正義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董長軍表表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因德、日兩個核心的法西斯國家而分為東、西兩個戰場。中國抗戰開展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1931年至1941年的10年時間內,中國抗戰是唯一的東方反法西斯戰場﹔1941年底至1945年的4年間,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與太平洋戰場和中國參與的中緬印戰場共同抗擊著日本法西斯。“中國軍民以堅韌的意志和巨大的犧牲,把日本陸軍主力和部分海空軍力量牢牢地牽制在中國,極大地消耗了日本戰略物資儲備,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戰略上策應和支持了盟國‘先歐后亞’戰略,粉碎了日本“北進”計劃,戰略上配合了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作為亞太地區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后方基地,為盟國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為奪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一言以蔽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我國的抗戰史書嚴肅真實、經得起推敲考証

  董長軍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黨、國家和軍隊有關研究機構,對書寫客觀、全面的民族抗戰史,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取得非常顯著的成果,如軍事科學院1995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共黨史研究室200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宣部組織編寫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及其簡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和《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通史》相關卷冊,還有高校的一些編著等,說明我們的抗戰史書是豐富的、深刻的。此外,軍事博物館還有相當珍貴的一批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藏品。例如美國頒發給戴安瀾的懋績勛章、戴安瀾生前使用的方位儀等,都陳列於2004年改陳后的“抗日戰爭館”。

  董長軍認為,當下的抗戰宣傳中,有一種對黨、國家和軍隊有關研究機構推出的抗戰史書的深深誤解,即它們永遠或者仍然停留在過去的觀點﹔甚至被妖魔化,即它們永遠是配合政治上的宣傳,不尊重歷史真實。事實上,我國的抗戰史書是嚴肅的、真實的,是經得起推敲、考証的。

(責編:張慶成、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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