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災疫防治，后期為何不如前期

自朱元璋到朱由檢，明朝在救災中前期要強於中期，中期要強於后期。明朝的經濟反而是后期非常發達，中期比前期要強。從隆慶開始，因為美洲和日本的白銀大量輸入中國，高達二三億兩的白銀催高了明代的通貨膨脹現象，造成晚明經濟畸形問題越來越嚴重。最終到了什麼地步呢？

在2017年7月27日發表的“朝鮮戰爭致明亡有多可笑？大明財政支出主要是這三樣兒，可悲”一文，我們特別指出：從明朝中后期五個年份的財政支出分析，我們得出過一個比較讓人氣餒的事情：軍費支出2970萬兩、宗室支出2824萬兩、官員俸祿1490萬兩，那麼，這五年的賑災支出有多少呢？不過區區36萬兩。其比重不足5‰。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救災疫，在古代真的不是錢的問題，而是重不重視。

朱元璋時期創造了整個封建社會最先進、最發達的“洪武荒政體系”

在勘災與報災、救災、災后重建方面都進行非常好的制定，例如不論何時何地對於災荒問題可以隨時上報、任何官員必須親赴災區、救災物資發放必須公示制、災后重建政府給予各方面的補助。

雖然絕大部分救災機構都在宋元時期就已經建立，但因為“治理能力、統治能力”上的缺陷，例如北宋一朝、南宋政權統治地比較小﹔元朝的統治比較鬆散、疲弱，所以沒有把這些機構進行“有效整合”。

要知道，朱元璋建國時期經濟蕭條、內部和外部安全問題非常多，其救災體系卻很好的運行。晚明經濟很發達了，卻沒有錢去救災，這隻能說明朝中后期統治者自身出現問題。

明朝瘟疫爆發情況綜述，因為歷史資料和記錄奇缺，我們無法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明朝276年歷史中，有明確記載發生瘟疫的月份共有55次。其中七月名列第一。之后就是六月、八月、五月，而這四個月正是北方相對較熱多雨的時候。發生瘟疫最少的月份則是十一月、十月、十二月。

但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后，問題卻越來越多，其原因無外乎：父子二人乃是刀頭舔過血的人，朱元璋不用說了那是草根出身，深知民間疾苦。

朱棣作為藩王，也打過仗，但比朱元璋就差了。朱棣出生時已經攻佔了南京，已經具備“王霸之氣”。由此，朱棣多的是“狂霸”，少了朱元璋的“對民畏懼”。但朱棣能夠繼續朱元璋的“洪武荒政體系”的原因就在於：藩王造反后，不得不“重視民間”。

和現代軍隊不同，現代軍備的裝備，主要有戰機、導彈、槍支彈藥等。古代軍隊中的騎兵非常重要，戰馬損失也是戰斗力下降的一個體現。

《中國災荒史·明代卷》中記錄了187瘟疫事件，最少的就是朱元璋時期，隻發生了2起。整個明朝前期（1368—1450年）有31起。

明朝中期（1451—1550年）為72起。明朝后期（1551—1644年）最多，達到了84起。整個明朝，瘟疫爆發時期，夏季最多45起，之后分別為春季38起、秋季36期、冬季23起、不詳45起。

在月份中，瘟疫主要發生在五月15次、七月14次、四月11次、二月10次、八月9次、三月9次。比較少的月份為十一月4次、十二月5次、九月7次、六月7次、一月7次、十月8次。

發生瘟疫最多的省份前六位分別為：浙江26次、山西23次、福建21次、北京18次、江西和湖北16次。

瘟疫比較嚴重的是萬歷十二年到十八年，連續七年都發生瘟疫。

明代的瘟疫包括：鼠疫（腺鼠疫死亡率30—70%、肺鼠疫為90%以上、敗血型鼠疫幾乎100%）、天花（死亡率40—90%）、霍亂（觸惡）、傷寒、瘧疾。

明朝在災疫救災中，后期比較差，隻能靠民間自救，好在當時基本的防治理念已經存在了

基本上明朝在這方面的貢獻，除了在天花種痘方面比較知名外，在其他方面基本上繼承前朝的成果。只是在明末，吳有性（1582年-1652年）寫成《瘟疫論》一書，對傳染病研究有了很大進展。

在該書中，吳有性認為：通過自然界的空氣，各種“戾氣”（我們現在說的病毒）可以傳染到身上。這是一種熱病、溫病。因為人的身體不同（吳有性的說法就是“正氣”是否充盈）發病時間是不同的。

三種人最容易受到感染而且危險程度不一：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同時“遇飢飽勞碌，優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

其實，吳有性所說的在現在也是可以被印証的。空腹者其實就是長期營養不良、身體比較弱的人。當然，明朝的人你說把現在的醫學都提前証明了，這也不可能的事情。

醫學往往是通過經驗積累、知識功克也要一步步地來。

明朝人能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錯了。

在書中，吳有性還認為，不同的戾氣會導致不同的器官、經絡發生疾病，由此就有了大頭瘟、蝦蟆瘟、瘧痢、赤腫痛、瓜瓤瘟、探頭瘟、疙瘩瘟等等。因此，要早治療、因人因病制宜地抓住發病原因去治療，而不能“一招鮮”。

同時，各種瘟疫也有醫治方法。例如大頭瘟就有：五克馬勃三克連，十克牛玄翹板藍。柴陳桔草薄荷三，三克升麻六芩蠶。這種病來得比較急，憎寒發熱、頭面部焮赤腫痛、伴有咽喉疼痛、口渴煩躁、舌赤苔黃等。

除了以上這些內容外，在病毒防治過程中，醫學家們提出重視居家隔離、預防措施、衛生殺菌等。例如李時珍（1518—1593年，即正德十三年到萬歷廿一年）在《本草綱目》中就記載了滅鼠、滅蠅的方法。例如運用抹牆、堵洞、酒石灰等幾種草藥結合。

由此，我們可以確知：從古到今，人們面對疫情的心情、態度也是類似的。因此，過去、現在、未來，我們仍然會遇到這類問題。但我相信：隨著科技越來越好、管控能力和水准越來越好，我們的未來可以更平穩的度過“灰暗”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