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紛紛報道了清華大學美術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丹青憤然辭職的事件。陳丹青從清華大學出走，不僅是告別現行的高校教育體制，回歸他曾經生活過的真正藝術家的自由、游蕩的日子，而且也是對現行體制中不合理和荒謬的規則發出挑戰和拷問。

　　他的舉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不僅有在校的學生、教師，還有已經離開學校，但對高校體制諸種弊端記憶猶新、心存余悸，甚至受過傷害的人。

　　陳丹青首先感到荒謬和氣憤的是，眾多投考他的學生中，有許多學生藝術氣質、修養和專業成績都很不錯，但他們因為政治和英語成績不及格而落選，有的因為隻差一分而與心愛的專業無緣。由於政治、外語關卡，陳丹青長達4年招不進一名碩士生。他很快就明白了，這種把優秀學生拒之門外的制度，20多年來全國藝術院校千萬名老師早已司空見慣。

　　優秀的藝術人才、專業人才並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們被排斥於進一步深造的大門之外實在可惜。我們不禁要問：政治、英語的那幾分之差真有那麼要緊？

　　比如英語。英語對於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俗話說，藝多不壓身，外語水平越高越好，懂得的門數越多越好。但對於某些專業來說，它畢竟是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語不能不考，但對於專業上確有天分、確有培養前途的年輕人，它成了一道無論如何也跨不過的門檻，總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語低分也錄取，總不至於隻差幾分就讓人飲恨終身吧？還有政治，如果是考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升高中、大學時不是早已經考過了嗎？難道不可以証明他們早已滿足基本要求了嗎？

　　陳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謬的第二點是：“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思想、教學評估，是藝術學院的頭等大事：沒完沒了的表格、會議、研討、論文，加上滿坑滿谷的教材——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他弄不明白，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學”、“科研”等等詞匯的表格和人文藝術的規律與本質有什麼關系。

　　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這些年我們的教學和科研中充滿了虛假的“科學管理”精神和虛假的繁榮。好像什麼事情，一經量化就變成了科學，或者就有了科學性。不論哪一個學科，隻要能在成果登記表上填寫上幾項，隻要能開上幾個鑒定、表彰會，成立起什麼學會或學會之下的一級、二級分會，再開上一兩次年會，這個領域就算得上繁榮昌盛。

　　陳丹青看得很准，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看似繁榮——擴招、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等——實則退步，學生“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他認為“在人文藝術學科，沒有人能夠夸耀並保証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身的品格。”這個說法對其他學科也適用，我們不能保証學校一定能培養出大科學家和高級工程師，但從大學出來的人必須要有基本科學素養。而現在的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與這種精神恰恰背道而馳。

　　在陳丹青的經歷中還有一點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並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發現，要有多大的膽量才能說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裡同意他的意見。不過，每當他在會議上發言完畢，周圍便一片沉默，或者話題隨即轉換。沒有一位領導對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評，個別領導還會鼓勵他把想法講出來。但顯而易見，不會有領導和他站在一起，為改變現存的不合理狀況而據理力爭。這實在是我們面臨的悲劇。

　　我們和陳丹青一樣，不會輕易去責怪同事和頂頭上司，我們和他一樣，知道人們的難處，更是深知體制的慣性和力量。陳丹青可以和體制告別，但大多數人做不到，除了勇氣、魄力，還要有本錢。但是，誰能說陳丹青就一點風險不冒，他心中沒有絲毫的留戀和遺憾？難道這純屬陳丹青個人的私事？

　　我在各種會議上、飯局上見到過各種專業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擔任學院院長、系主任職務的學者，他們談到導致陳丹青出走的種種類似弊端，無不感同身受。對問題的分析也可以說是鞭辟入裡。但我同樣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談話之后，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相反，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是照樣開會、布置、填表、爭經費、爭項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們也許不可能像陳丹青那麼堅決和徹底，難道不可以多多少少為改變不合理的體制盡力，而不是一面批評，一面卻支持和鞏固，以至於使人真的認為，不合理的東西是根本不可動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