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中央宣傳部、中央直屬機關工委、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教育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報告會，外交部長李肇星作關於國際形勢和當前中日關系的報告。新華社記者劉衛兵攝

　　“李部長來了！”

　　等候在外交部橄欖廳內的160余位參觀者齊刷刷地將目光投向大廳右側，剛剛結束與美國一家企業總裁會見的李肇星，正在和對方擁抱話別。然后，他面帶笑容大步流星地來到公眾中間。

　　4月15日上午，位於北京朝陽門外的外交部迎來了自2003年以來的第三個公眾開放日，而這也是外交部公眾開放日制度化后第一次敞開大門，迎接中國普通民眾的參觀。這些熱心的公眾來自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通過網絡報名的方式獲得來外交部參觀的機會，在此前外交部所做的調查問卷中，幾乎所有參觀者都點名“約見”外交部長李肇星。

　　“歡迎你們來外交部參觀，我也想和大家談談心。”李肇星充滿山東膠南味的普通話一開場，就拉近了與公眾的距離，贏得了滿堂喝彩。

　　讓普通民眾得以近距離地走進外交部，實地了解中國外交，是李肇星出任部長以來的一大“發明”。“像這種公眾外交，包括公眾開放日的設立，都是在李部長的親自關心和指導下舉辦的，他非常重視外交為民服務。”外交部新任新聞發言人秦剛告訴《時代人物周報》。

　　出身農家愛讀書

　　在山東膠南一中校長辦公室的尹主任看來，校友李肇星當外交部長后熱衷與民眾互動一點也不奇怪，“他回到我們學校時就還是像學生一樣，穿戴很朴素，和學校老師談話也特別謙虛，沒有一點架子。”

　　李肇星的這種行事風格，從他的家庭出身和后來的學習經歷中大抵可以尋到一點淵源。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於山東省膠南縣大珠山腳下的王家村，自幼家庭生活貧苦。小時候，因為王家村沒有學校，李肇星是在姥姥家所在的瓦屋村讀完小學的，他熱愛學習在王家村和瓦屋村都很出名。此后，他在膠南一中度過了5年的中學時光。

　　據李肇星的高中同桌、青島市海西職業學校校長沈樂亭回憶，讀書時因為吃不飽，李肇星的母親經常會挎著個小籃子，踱著小腳，步行5裡路來到學校，給他送點小玉米面餅子什麼的，“我們就跟著一起吃。”

　　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但中學時期的李肇星依然利用一切時間學習，外語和中文的表現尤其突出。在接受《時代人物周報》採訪時，幾乎他所有的老師和同學都提到了李肇星50年代發表在《少年文藝》上的文章《越活越年輕的爺爺》，那篇文章曾經在當地轟動一時。而外語成績的優秀，也使當時的外語老師萬以咸非常喜歡他。

　　沈樂亭經常與同桌一起到河邊讀書，李肇星常常會爬到河邊的柳樹上去看書。此外，縣城裡的圖書館是中學時代的李肇星經常光顧的地方。“本來圖書館是給干部開的，不對學生開放，但肇星的好學精神感動了圖書館那個叫王晶的阿姨。”沈樂亭說，他的同桌性格非常隨和，拿到借書証后，他們三個人共同使用，除了他們倆，還有當時的少先隊大隊長宋文齋。

　　李肇星愛學習的習慣一直堅持至今。在4月15日與公眾的見面會上，他對在場的大學生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學習好，將來為祖國勞動，使我們祖國很快強大起來，特別要提的是，要有創造性的學習，創造性的勞動，因為現在世界上各國的競爭，最主要的就是創新能力的競爭。”言談中語重心長，更是他自己成長經歷的寫照。

　　詩人“意外”搞外交

　　高考時，李肇星沒有如願進入一心向往的中文系就讀，“意外”地被第二志願北京大學西語系錄取，成就了他今天的職業外交家之路。對於這個結果，無論是他的中學老師還是大學同學，都直呼“沒想到”，在他們看來，從事文學工作才應該是李肇星最可能的選擇。

　　中國社科院外文研究所莎士比亞研究專家鄭土生是李肇星大學時的同窗好友，他向《時代人物周報》回憶說，李肇星當年確實曾流露過將來“要寫東西，寫詩，當作家”的意思，大學畢業論文也與外語和文學相關，題為《狄更斯的美國雜記》。

　　從事外交工作的這些年中，從小就熱愛文學的李肇星沒有荒廢了寫作，一直堅持在業余時間創作，因此贏得了“詩人部長”的美譽。1984年，在非洲國家萊索托工作時，李肇星為全國的少年讀者寫了一本散文集《彩色的土地——肯尼亞游記》，這本薄薄的小冊子1990年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定價1.45元。在這本小書的后記中，李肇星寫道：“我有這樣一個美麗的信念：我今天的讀者將來一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走得更遠，見得更廣，對祖國和人類的貢獻更大！我常想：在我們這些新中國第一批少先隊員中，至今尚未出現登上月球和周游太空的人物，這使我有些遺憾。但毫無疑問，在今天的‘紅領巾’中間，必將產生更有作為的人，他們，也可能會成為‘星際游記’的寫作者。”字裡行間，愛國之心溢於言表。

　　后來，李肇星又陸續出版了兩本詩集《青春中國》和《李肇星詩選》。2004年，智利駐華大使卡夫雷拉代表智利總統拉戈斯向李肇星頒發了聶魯達百年誕辰“總統榮譽勛章”，並稱贊他既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一名出色的詩人。

　　李肇星還與“莎翁研究專家”鄭土生等人一起主編了《莎士比亞戲劇故事全集》，並親自改寫了其中的一章——《麥克佩斯故事》。他認為這不是他的主業，所以署名“肇星”。“項目寫完后，我們外文所的項目負責人贊揚說，‘哎呀，肇星這個人啊，搞外交可惜了，要是到我們這裡，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學者’。”鄭土生說。

　　另據鄭土生介紹，雖然李肇星上大學時志向不在外語，但他並未因此放棄對外語的重視。“晚上在宿舍裡，他常常一個人躺在床上看書。”而他們的另一位同學、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戴行鉞則回憶說，當時李肇星經常與同學一起比賽背英語單詞。

　　1964年，李肇星從北大畢業，恰逢外交部到北大西語系挑人，李肇星和其他幾名同學被錄取，其中包括后來成為他夫人的秦小梅。

　　口才和“筆頭”俱佳

　　提到李肇星的口才，人們大概都會想到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后他與美國政客和媒體的唇槍舌劍。時任駐美大使的李肇星，展現出的咄咄逼人和強硬態度讓美國人很受震動。時隔6年之后，2005年“兩會”期間，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的李肇星，更是讓人感受到了他出眾的語言和文字表達能力，一時間被媒體傳為美談。

　　在參加4月15日的公眾開放日見面會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孔泉“給”了他6分鐘講話時間，而李肇星足足講了15分鐘，其風趣幽默的語言風格，不時引起現場公眾的陣陣掌聲。在提到“台獨”總代表李登輝時，他用的定語是“那個挺壞的人”，而日本右翼政客經常去參拜的靖國神社，則被他稱為“日本的大廟”。談到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企圖時，李肇星表示：“有的國家想提拔提拔自己，想當個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這個可以理解，誰不想提拔自己呢？”

　　“我從電視上還能看出他當年的情況。”沈樂亭說，上中學時雖然李肇星不愛言語，“唱歌好像是在念歌詞”，但每當爭論問題時，卻總是寸步不讓。

　　而在李肇星高三時的數學老師蔣樹勛眼中，他的這個得意門生外語口才要比中文口才更好。“讀書時我們覺得他說話不是很流暢的，你沒發現他說話好像舌頭挺大的？他外語口才比中文口才更好。”蔣樹勛老師笑呵呵地告訴《時代人物周報》。

　　“文章寫得比較好的人，在外交部工作的話就佔先。”一位退休的前駐外大使說，在外交部工作要求的“筆頭”好與通常說的還不一樣。簡單地說，就是要觀點非常 》 》明確，分析透徹，証明論據要實實在在，文字要精練、簡短，條理清楚。

　　李肇星的英語口語運用自如，這在外交部是出了名的。在外交部工作初期，他曾被派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師從著名英語專家許國璋，那段學習經歷使他的外語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那位大使說，當外事工作中遇到交鋒的時候，口才好就顯得更加重要，“意見不同了，觀點不一樣了，交鋒起來，講話就要求犀利得多了，速度要快一點。如果外文掌握得不好，人家講了十句，你三句都講不出來，氣勢上就給人家壓住了。”

　　顯然，無論是口才還是“筆頭”，李肇星都“佔了先”。

　　言語犀利的李肇星被國外媒體歸為“鷹派”，他的同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顯然對這個稱呼不甚認同，他說，“我們的外交不能用鷹派或者鴿派來反映，我們在原則問題上要堅持我們的立場，堅持我們正確的主張，主持正義，同時堅決維護我們中國的利益，在國際事務中主張正義，這是我們外交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所在。所以，我想，李肇星部長也是在實際工作中是這樣做的，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堅持執行我們國家的對外方針政策。”

　　外交學院副院長曲星對李肇星工作風格的評價是：“該說硬話的時候毫不含糊。任部長后第一次約見美國大使時說話非常強硬，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是平時在工作中跟大家關系非常好，跟他共事的同事也非常愉快。”

　　“水到渠成”任外長

　　如果從1970年被派駐非洲工作時算起，到2003年就任部長，李肇星整整走過了33年。這期間，他曾擔任過中國駐肯尼亞大使館隨員、駐萊索托大使館一秘、外交部新聞司長、新聞發言人、部長助理、駐聯合國代表、副部長、外交部黨組書記和駐美大使。

　　李肇星在外交部的工作經歷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9年的非洲工作經歷﹔二是11年的新聞司工作﹔三是總共13年的聯合國全權代表、駐美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工作，后一階段多與中美關系直接相關。在一位前中國外交官看來，李肇星的履歷完整，鍛煉全面，“他當部長是很自然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在接受《時代人物周報》專訪時也表示，作為一個外交官，任何一個部門的經歷都非常重要，在非洲工作，環境和條件相對比較艱苦，但同時對外交官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驗和鍛煉。“李部長在非洲工作了9年，這對他的個人成長、對他的歷練，我想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他之后能夠承擔更廣泛的工作，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中國在非洲一些國家的使館通常工作人員很少，一般從辦護照到處理僑務等大事小情都由有限的幾個人做。李肇星到萊索托工作的時間是1983年，當年4月30日中國剛剛與萊索托建立外交關系，他到那裡承擔起了開館的工作，任務相當艱苦。在《彩色的土地》一書后記中，李肇星說，非洲的那段經歷“可能正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日月”。

　　而新聞司則是外交部公認的最培養人的地方，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等都是從新聞司走出來的。李肇星做了5年的新聞發言人，是歷屆發言中時間最長的。

　　“到新聞司副司長、外交部發言人啊，是逼上梁山，逼著你進步，因為隻能干好，不能干差。”上文提到的那位中國前外交官表示，新聞發言人位置上的歷練，對李肇星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鍛煉”。

　　現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和秦剛也不約而同地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李部長身上具備作為發言人來講很突出的地方，一些他做發言人時的重要經驗，對我現在做新聞發言人也是受用無窮。”劉建超說，新聞發言人必須能夠全面、准確把握我們的方針政策，同時能夠用公眾聽得懂的語言來介紹中國的主張。而在4月份剛剛出任發言人的秦剛則表示，擔任新聞發言人要有很強的應變能力、表達能力等等，“隻有把政策理解透徹了，應付一些問題才能做到恰如其分。”

　　李肇星本人也曾表示過，“發言人不是即興表演、追求自我表現的演員，也不是那些抱有僥幸心理的學生答卷……必須掌握兩條：說我知道的，說我可以說和應該說的。”

　　事實上，如同大學經歷改變了李肇星的人生之路一樣，在外交部三個不同時期工作的磨練，也為他后來當選外交部長做了很好的鋪墊。不過，外交部新聞司雖然出過一些拔尖人物，但隻有李肇星像錢其琛那樣，從發言人最后升為外交部長。

　　李肇星上世紀70年代中期進入新聞司工作時，錢其琛是他的領導。《聯合早報》的文章認為，李肇星常隨同江澤民和錢其琛出訪，這顯然對他把握高層的決策意圖，特別是錢其琛的外交策略與風格非常有利。

　　另外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后冷戰時代，對美外交成為中國全球外交的重點和中心，中國首先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外長人選。而李肇星恰好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從1993年起相繼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駐美大使等職，不僅與部分美國政要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系，還經歷了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美撞機等一系列事件，既參與過中美之間的各項合作，又有應對危機的經驗。

　　外交部“公眾開放日”

　　2003年9月6日，外交部首次嘗試對公眾開放，35名來自“外交論壇”網站的網友成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部的首批參觀者。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部長助理沈國放等在迎賓大廳門口列隊迎接，外交部也由此成為中國各大部委中首個對公眾開放的單位。當時，副部長戴秉國就曾表示，外交部向公眾開放，“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時隔一年后，2004年6月20日，外交部第二次對普通公眾敞開大門，與第一次相比，受邀公眾的來源更為廣泛，除了“外交論壇”外，人民網、新華網等論壇的熱心網友、大學生、宏志中學的師生代表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10位工人農民代表共108人，都得以與中國外交親密接觸。外交部部長李肇星、部長助理沈國放等與公眾共話外交。此后，外交部還曾為學生搞過參觀專場。

　　在2005年4月15日的公眾開放日活動中，新聞司司長孔泉介紹說，從大的方面來說，這是第五次，但真正意義上的公眾開放，應該是第三次。來自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的160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活動。

　　孔泉在接受《時代人物周報》採訪時表示，外交部公眾開放日已經開始機制化，報名方式也正在逐漸靈活多樣。與以往幾次不同的是，本次開放首次採用公開在網上報名的方式，而且在參觀之前，外交部專門向參觀者發放了調查問卷，並根據反饋回來的133份問卷對此次參觀做了適當的安排，比如公眾強烈要求“會見”外交部長，雖然李肇星公務繁忙，但他還是抽出時間與參觀者見了面。而所謂機制化，就是這種公眾開放日活動今后每年固定舉辦兩次。

　　在第三次開放日活動上，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凱、西亞北非司長翟雋分別就公眾關心的中日關系、今年年初解救在伊拉克被挾持的8名中國人質過程做了詳細的介紹，並回答了5位公眾的提問。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初期使用的國璽、國書也首次在公眾面前亮相。 亞洲司司長崔天凱談中日關系(節錄)

　　中日關系一言難盡，簡言之，兩句話：非常重要，非常困難。日本是我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現在一共有1000多對友好城市，有226對是在日本，關系密切到不能再密切了，但是現在又非常非常困難……

　　這幾天，幾乎天天會見日本人，找我，讓我們賠他們的玻璃窗什麼的。昨天我與日本外務省一官員談了七、八個小時，就要我賠。我就火了，我說有人砸了你幾塊玻璃就天天和我談，你們當年侵略中國時殺了我們多少人，你怎麼不談？(掌聲)

　　兩個禮拜前我在東京，他們和我談安理會改革。我說你先別和我說這些，你大老遠的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拉票，你可能數數這個票也不少，但我告訴你，這沒有用，你要在國際上發揮作用，首先要取得鄰國人民的認同，你如果有這個精力，到鄰國多做做工作……但是從我們來講，現在面臨著中日關系的困難，要解決，因為不解決，對我們國家利益也沒有好處。

　　歡迎大家在網上多發表點評論，多給我們支持，也給我們出點點子，跟日本人打交道，還有什麼高招。

　　西亞北非司司長翟雋談解救人質(節錄)

　　1月18日，從當晚開始，夜裡12點、第二天5點、中午1點各一次，我和伊拉克兩家主要電視台阿拉伯電視台和半島電視台直接連線直播，每到正點新聞的時候，就在電話上接受採訪，通過這種方式，向這些綁架我們同胞的人傳遞有關信息……我用阿拉伯文和他講，講的什麼呢，講這8個人是我們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他們沒有為任何外國公司辦過什麼事，這8個人是到伊拉克去打工的，也對伊拉克人民沒有任何敵意，希望善待，釋放這8個人。講好話吧就是，多說點好話，畢竟人在人家手裡邊呢……

　　第二個階段，綁架者說了，48小時，不答應要求就殺人。雖然先前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對有沒有效果，我們也沒有把握，到了那天，人還沒有消息，我們就比較緊張了，中央領導同志和我們外交部的壓力都非常大，因為這種事情，全國人民都非常關心，它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普通救人的工作、一項普通的外事任務，它已經是重大的政治任務……有關領導緊急召開會議，做出兩個重要決定，第一個是派特別工作小組，馬上到前方去，實地參與解救﹔第二是派人到福建平潭縣去慰問這8名同胞的家屬，體現我們外交部對他們的關心。會開完以后，我作為工作小組組長第二天就出發去巴格達了……我們走的時候，應該說，感覺上還是有點悲壯的。因為平常走的時候，也沒人太關心，但是那時候，很多人都主動地自發地到樓下給我們送行，平常是不送的……

　　李肇星部長致辭(節錄)

　　歡迎大家來到外交部。

　　……

　　中日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絕對不能忽略的問題。首先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涉及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和13億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我們堅決反對日本同台灣有任何的官方接觸和往來，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對不久前那個挺壞的人，台獨分子總代表李登輝到日本進行了嚴肅的交涉和斗爭……第二個問題，歷史問題，日本有個大廟，叫做靖國神社，裡邊供著大約260萬日本在歷次戰爭中死去的官兵的亡靈牌位，這也罷了，關鍵是裡邊有 14個二戰時的甲級戰犯，其中有4位，在日本侵略我們東北三省的時候，擔任過關東軍參謀長，有3位擔任過侵華日軍的總司令，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現任官員去參拜，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現在，也知道大家也有一些想法、情緒甚至行動，我個人認為，最關鍵的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說如果你是學生，那麼學習好，將來為祖國勞動，使我們祖國很快強大起來，特別要提的，要有創造性的勞動，現在世界上各國的競爭，看起來最主要的是創新能力的競爭……如果你是企業家，我認為就應該把企業辦好，多給國家交稅﹔如果你是運動員，多為祖國拿獎牌……

　　最后，聯合國改革，這個事情大家也很關心。有的國家想提拔提拔自己，想當個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這個可以理解，誰不想提拔自己呢？……(日本入常)必須得到全體會員國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不管哪個方案，最少128票。票不到，免談……我們一定努力地參加這個民主討論，討論的時候應該是講道理、擺事實、講法制，但是關鍵還得多交朋友。比如說能夠交到65、66、67個，什麼都解決了。如果交到128個，什麼事都沒有了……(講話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鐵血柔腸李肇星

　　本報記者 孫彥德

　　59歲的彌震是甘肅省慶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干部，為了參加4月15日的外交部公眾外放日活動，他從慶陽坐車到咸陽，再從咸陽到西安，然后從西安乘火車來到北京。談到對李肇

　　星的印象，老人一臉的笑容：“看到他對大家這麼親切，我感覺到，他是能代表我們中國。我原來沒想到他會這麼平易近人啊。”

　　熟悉李肇星的人，大抵都會認同他是個“性情中人”的評價。在外交部公眾見面會現場，面對近乎追星似的擁擠，李肇星始終面帶微笑，頻頻揮手致意，還專門與年長的參觀者單獨合影留念。這位從膠南田野裡走出的外交官，身上洋溢著山東人的豪爽和俠骨柔腸。

　　富貴不忘本

　　20世紀60年代末，廣東汕頭的牛田洋農場曾發生過一場悲壯的事件：為保衛圍海造田的勞動果實，很多解放軍戰士和參加勞動鍛煉的大學生們被滔天的巨浪所吞沒，當年不到30歲的李肇星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段經歷曾被李肇星在后來反復提起，他對當年同學和戰友的情感洋溢在一次次的講述和詩作中。

　　到外交部工作后，每逢春節或元旦，他都要給老師和學生時代的好友寄賀年卡或打電話拜年。而家鄉的老師或同學來北京，隻要沒出差，他肯定要擠時間和他們聚一聚。2002年適逢母校膠南一中50周年校慶，當時已是外交部副部長兼部黨組書記的李肇星，除發了賀電外，還專門為母校寫了一首校歌《美麗的膠南一中》，並請作曲家譜了曲。

　　蔣樹勛老師至今還記得，有一次，自己的“學生”在周末早晨回學校看望他，在輕輕敲門后見沒有反應，就跑到操場上和小孩一起打球。“我當時吃完早飯出去送垃圾，問他怎麼不進屋，他說剛才怕打擾老師休息，就在這裡等著。”那時的李肇星已經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他特別尊敬老師。”蔣樹勛說。

　　膠南一中前任校長王錫林則向《時代人物周報》講了另一個小故事：在李肇星擔任駐美大使回國探親時，他的校友、時任北海艦隊副司令員的丁桂閣約他到青島去聚一聚，丁桂閣當時在開會，就派秘書到機場去接。秘書眼看著機場出來的人都走完了，也沒看到他“想象中的李肇星”，隻看到一個穿得非常普通的人像在等人，但怎麼看也和自己想象中的大使劃不上等號，於是就冒昧地問：“你是李肇星嗎？”對方回答，“我是啊。”

　　滿懷報國志

　　劉建超用“感情非常豐富”來形容自己的現任領導，除了個人情感之外，李肇星對國家也充滿了感情，“我覺得他以滿腔的熱忱和對祖國的這種熱愛，來從事他所從事的工作。”

　　學者王逸舟說，李肇星屬於好學習，很勤奮的人，他出身貧寒吃過苦，個性很鮮明，他在對美關系上有時看上去強硬的立場正是他愛國的體現。“作為一個學者，我非常喜歡也很敬佩他的個性。”

　　鄭土生回憶，讀大學時，一個星期天他和李肇星一起去爬長城，“當時我們意氣風發，談了很多想入非非的事情。”

　　“當時我們就談到，咱們國家有燦爛的文明，長城就是明証，現在我們國家確實需要強大起來，我們要努力學習，將來報效祖國。”當時是上世紀60年代，正值經濟困難時期。40余年過去了，與李肇星爬長城時的暢想，鄭土生教授至今記憶猶新。

　　在外交部工作人員的心目中，這位部長平易近人，非常隨和，也非常的誠懇，是充滿熱情和坦誠的一個人。偶爾的閑暇，他就到外交部內的各個單位，和年輕人打打乒乓球。“我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外交部公眾外交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對《時代人物周報》表示，“他特別可愛，特別和藹可親。”

　　家庭好男人

　　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是北大讀書時的同班同學。秦小梅的父親秦力真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中國駐挪威、贊比亞、瑞典、新西蘭的大使，據說秦力真向來喜歡文筆好的人，因為他自己就曾做過劉少奇的秘書。

　　對於有人認為李肇星進入外交部是不是因為有靠山的緣故，鄭土生堅決予以否認。鄭土生說，一則李肇星的岳父當時在外交部職位並不算高，當的都是駐小國的大使，后來回國后當過禮賓司司長(一說是領事司司長)﹔二則讀書時李肇星和秦小梅的關系其實並“不怎麼明顯”。

　　讀書時鄭土生是團支書，李肇星是班長兼團支委，秦小梅也是團支委，三個人經常在一起開會。“工作完了就完了，我當時沒感覺到什麼。”但鄭土生記得，“有幾次，他們兩個約我去散步，我們都是班級裡的團干部，一邊散步一邊研究工作嘛。”

　　一起分到外交部后，李肇星在新聞司，秦小梅在國際司，兩人經常一起出差。鄭土生堅持認為，他們倆是到外交部后因為接觸多了才開始戀愛的，“我后來還參加了他們的婚禮。”

　　在出身於外交世家的秦小梅眼中，雖然李肇星不會干家務，但卻是一個好丈夫。在與外交官丈夫走南闖北的過程中，他們經常“彼此鼓勵，彼此幫助”。

　　在外交部，部長與夫人一起手拉著手散步的畫面曾經被傳為美談。當時別人以為前面走著的兩個人是一對年輕人，走近一看，居然是部長夫妻倆。

　　關於婚姻，秦小梅曾對記者這樣談過：“愛情之樹如果想永遠枝繁葉茂，就必須不斷注入新鮮的血液，並且將愛情轉化成親情。有了這種扎根血液的親情，無論有什麼樣的風吹雨打，都無法割斷它。”

　　他們的兒子李禾禾現在在美國一家大型計算機公司工作，在2003年12月一次與網友暢談中國外交時，李肇星提到了他的兒子：“我的兒子就和我不一樣，他可能將來就願意干他自己的事情……他不大可能當公務員了。原因之一，我想他興趣不在這兒﹔第二，送孩子到國外上學不一定都是嬌生慣養。”

　　早在2000年5月，當李禾禾還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留學時，身為父親的李肇星就曾以一首詩表達對兒子的囑托：別忘了你是誰/你是朋友的朋友/你是親人的親人/你是祖國的兒子/這是一切的根。

　　外長三味：詩、笑、淚
　　
    特約記者 張暉

　　“我們都知道您有‘詩人外交官’的稱號，我個人非常喜歡您的詩。那麼請問您擔任外長以來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麼？有沒有就此有感而發的詩作呢？”

　　這是2004年3月6日我在人民大會堂向李肇星提出的問題，那是他第一次以中國外交部長的身份在“兩會”期間舉行記者招待會。正是在那次記者會上，我第一次與李外長面對面的接觸，向他提出了這個外交范疇以外的問題。也正是這個問題的提出，為我帶來了日后接近這位才情橫溢、幽默機智、鐵骨柔情的外交部長的機會。

　　提完問題之后，放在書包裡的手機開始振動，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從電視轉播中看到我的提問后發來的一條短信，隻有一個字：酸。這個略帶酸意的問題讓李外長面對著數百名中外記者，面對著億萬中外電視觀眾坦陳胸臆，直抒愛國情懷。他說：“我曾經寫過一首歌唱自己祖國的詩。70年代我在非洲工作的時候就想寫，到了聯合國去工作才寫了初稿，后來到了江澤民主席的故鄉揚州，看到了有兩句歌頌古代一位民族英雄的對聯，叫做‘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才決定把它定稿，並且發表，這就是《青春中國》。”

　　以詩言志

　　李外長在外交部工作的40多年裡時間裡，寫過200多首詩，他走過的許多國家，都留下了記錄他的足跡和心路歷程的作品，而他的全部詩作都始終如一地貫穿著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青春中國》則是他那顆赤子心的鮮明寫照，在詩中，李外長把祖國比作一位朝氣蓬勃、純真可愛的青年人，他以誠實的勞動營造自我，他平等地在全世界尋找朋友。詩中寫道：“萬千佳麗中/惟有你不施脂粉/一片純情/光採照人……你是青春，百十山岳間/惟你天開地闊/平等中尋覓摯友/以誠實營造自我……你是中國！”

　　詩是我與李外長面對面的一塊敲門磚，也是我與李外長熟悉起來的一條紐帶。在那次記者會后不久，李外長隨溫家寶總理踏上了出訪西歐之旅，我也有幸作為隨團記者成為代表團中的一員。行程中，我向李外長自薦說，我就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酸”問題的記者，他笑不作答。

　　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李外長對我說，他很喜歡我提的問題，但不好意思的是，他記住了問題，卻忘記了提問者，為了彌補這一“過失”，他特意把那次出訪行程中所作的詩拿給我，並神秘地告訴我：“你是第一個讀者，明天要提出意見，記住隻准提意見！”

　　他一共寫了四首詩，有充滿稚趣的《布魯塞爾兒歌》，有略帶傷感的《造訪無憂宮》，還有氣勢恢宏的《我的佛羅倫薩》。有的是在顛簸的石子路上寫就的，有的是在飛行途中創作的。其中“小於連大尿一泡，布魯塞爾聲望提高。比利時啤酒用小兒撒尿招攬顧客”以及“名曰‘無憂’，實則多愁。兩度浩劫天下，草木亦當知羞……蹉跎世紀為鑒，居安亦應有憂”的詩句始終在我腦中縈繞。訪問結束后，我得到李外長的授權，在《世界新聞報》上獨家發表了他的這四首新作。

　　有他的地方就有笑聲

　　和李外長在一起，從未感覺到他是一位部長，他的平易近人和謙和幽默就像是家中的一員，也像是身邊的一位智者。和他在一起總是充滿了歡快，充滿了笑語。2004年6月，我再次有機會與李外長同行，前往歐亞四國訪問。

　　由於日程緊張，行程勞頓，加上工作壓力極大，我們這些隨團記者每天隻有兩到三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工作的辛苦寫在了我們的臉上，也沒逃過李外長的眼睛。有一天，他見到我們這些隨團記者，就招呼我們說要給我們講個故事，但聲明故事內容不針對女性記者。我們帶著濃厚的興趣傾聽著李外長的講述：有人問拿破侖，為什麼他帶的兵如此驍勇善戰，無往不勝。拿破侖自豪地回答說，“我的兵每天隻睡四個小時，隻有婦女和傻瓜每天才睡八個小時的覺。”

　　故事一脫口，大家就笑了。這個故事很快就從記者圈擴大到整個代表團，李外長逢人便問“昨天你睡了幾個小時？”知情者笑而不答，不知者總是被李外長帶進“溝”裡。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餐時不經意地問李外長：“您休息好了嗎，睡了幾個小時覺呀？”李外長不假思索地回答：“三小時五十九分！”

　　后來，我再次見到李外長時，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拿破侖要向大家道歉，他說的話是完全錯誤的。

　　一次出訪三次落淚

　　有人用“鷹爪”形容李外長的外交藝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時，李肇星擔任中國駐美國大使。在那次危機中，李肇星被美國傳媒認為是“強硬派”，美國報紙形容當時的李肇星“臉上極具哀容與憤怒，讓美國人印象極深”。

　　而我看到的李外長卻是充滿柔情的。2004年11月，李外長作為主要陪同人員隨胡錦濤主席出訪拉美，在那次訪問中，這位“強硬”的漢子三次落下熱淚，讓我感到一位活生生的有血性的部長就在我們中間。

　　古巴是胡錦濤主席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正當出訪的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的時候，突然傳來了卡斯特羅不幸摔成重傷的消息。他的左膝蓋骨摔裂成八塊，右臂也骨折了。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對於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來說，受傷后僅僅一個月就要會見胡主席，他的身體狀況不能不令人擔心。然而，富有傳奇色彩的78歲的卡斯特羅左手拄著拐杖(卡斯特羅說，拐杖是前一天晚上特意趕制出來的)在警衛人員的幫助下，吃力地從輪椅上站起身來，那是他摔傷后第一次站立。

　　當古巴和中國的國歌相繼奏響，卡斯特羅的左膝因承受不住身體的重負而開始不住地顫抖，但他依然威嚴挺立，神情肅穆。看到如此情景，李肇星外長難掩內心感動之情，當場潸然淚下。

　　在那次出訪過程中，胡錦濤主席的禮賓官——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羅林泉也讓李外長淚水奪眶。

　　在整個行程中，胡錦濤主席一共要參加108場活動。而對於禮賓官來說，在每場活動前都得親自視察場地，容不得半點差錯。而就在胡主席出訪前的10月31號，羅林泉81歲的老父親因車禍重傷入院。這個不幸的消息從蘇州傳到北京，使正在緊張籌備出訪工作的羅林泉如墜深淵。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得知消息后心如刀絞，他動過回去看望老父親最后一面的念頭，但是因為工作實在太忙了，他忍痛對家人說：“一旦不行了，就將父親的遺體送去殯儀館，待我回來后再辦理喪事。”為了期盼遠在萬裡之外的兒子早日歸來，見上最后一面，老父親隻能靠機器和藥物維持著生命，危重時每分鐘的心跳隻有20到30下。為了見上這最后一面，父親的醫療費每天要花上一萬元。

　　羅林泉在出訪過程中承受著這一切，不讓下屬將這個消息告訴他人。在訪問行將結束的時候，禮賓司的其他同志實在忍不住了，將羅司長的家事透露給了李外長。李外長聽后淚如雨下，當即打電話給蘇州外事辦公室，希望他們竭盡全力維持羅司長父親的生命，以便能讓羅司長看上父親最后一面。他還懇切地說，“一旦出現意外，以我的名義獻上花圈。”

　　羅司長得知這一消息后，在回國的專機上，給李外長寫了一行朴實的字，“李部長：十分感謝您的鼓勵，我們做了應該做的，今后將繼續努力工作。”專機上，李外長淚眼模糊地對我說，希望用我手中的筆將羅林泉的事跡宣傳出去。

　　最讓李外長激動的還是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在那次拉美之行中，與出訪各國進行關於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談判是訪問的重點之一，也是最艱巨的任務之一。這一任務就落到了商務部和外交部的肩上，經胡主席授權，李外長與北大校友薄熙來部長等參加了與阿根廷的談判。李外長向我們講述說，談判從16日晚上8點50分一直持續到17日凌晨2點27分，6次中斷，又6次恢復，有一對一談的，有七對七談的，有生著氣談的，有笑著談的。

　　談判最終勝利的時候，李外長淚如潮水，他再度將這奔涌的熱淚化作了熱情的詩句：

　　凌晨，兩點二十七

　　異國首都，一片沉寂

　　收獲了心境的平靜，失卻了應有的睡意……

　　十萬裡外的祖國啊！

　　奔涌的熱淚向你致意

　　凌晨，兩點二十七

　　在他鄉大地播種友誼

　　贏得了可貴的平等

　　捍衛了朴素的真諦……

　　淚光難及的祖國啊！

　　驕傲地為你憔悴

　　幸福地為你美麗

　　我們虔誠地跪下來，請你檢閱兒女的善良、堅毅！

　　讀著這詩句，我的淚水也涌了上來。

　　（ 本報記者 孫彥德） 

    文章來源：時代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