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 中國經濟快訊周刊 2002年 第二十期
換個角度看“溫州模式”之一:
“溫州模式”下的溫州商人

    本刊特約撰稿 岑建德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溫州的家庭企業和個體商業異軍突起,很快取代和超過了基礎脆弱的“社隊企業”和國有、集體商業。家庭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在80年代前期即占到全市農村工業總產值的70%以上。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來,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等各主要經濟指標,均比1978年增長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以上,几乎每年都在超常規地增長,其中民營經濟所占比重超過75%,最高的超過90%。溫州民營工業產值1980年到1998年18年間增長了120倍,平均不到3年番一翻。溫州民營經濟自發、自主快速發展的格局,被稱為“溫州模式”,它的產生和形成,有著自身獨特的一、赤手空拳,在計划經濟體制下創出市場經濟的雛形
    1、自力更生,在逆境中斗爭、發展,從計划經濟的“棄兒”奮斗成市場經濟的先驅
    “一窮二白”的基礎。
    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仍屬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經濟總量非常弱小,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僅13.2億元,人均僅約250元。1980年國營、集體工業固定資產淨值僅2.3億元。溫州在地理上資源缺乏,交通閉塞和臨近台灣海峽,歷來是計划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棄兒”。人多地少,又沒有工礦資源,沒有中央財政和銀行貸款的適量投入,沒有國有大中型企業基礎及其輻射支持,溫州的經濟就是因為老百姓為解決吃飯問題,在一無資源、二無資金、三無技朮人才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與計划經濟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沖突和斗爭中發展。
    溫州市場經濟,在發展初期常受打擊、壓制,如割尾巴、反復辟、抓辦“地下工廠”的“辦學習班、流通領域的領頭羊"八大王"被判刑等等,可以說溫州政府曾經是商品經濟的“敵人”。由于政府既不能給工作,又不能給糧食,于是只好在市場經濟的“人民戰爭”中開只眼閉只眼,開始學會“認不清"方向。“十四大"為市場經濟正名后,溫州政府和官員才算找到了方向,與“溫州模式”也經歷了敵對、冷戰、伙伴、戰略伙伴關系。
    民間自籌資金建設基礎設施。
    溫州是個窮政府,到1998年,國家不但沒有補上歷史上的投資欠賬,反而從溫州淨拿走50多億元。無錢的溫州政府愣是把應屬行政行為的市政建設轉變為企業行為,如讓民間(受益者)出資、民間和外商共同投資,或者賣點地皮湊錢,社會投入成了基礎設施建設籌措資金的主渠道。1990年建成的飛機場、1998年開通的鐵路都是合資建設。就連一些社會文化、衛生、教育、福利等領域,政府也制定政策向民間投資開放。近10年來,投入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達100多億元,其中70%為民間自籌,20%為集體積累,政府投入還不到10%。
    缺乏國家和政府的資金支持。
    民營企業資本的來源,80年代初是靠生產積累和短暫的走私形成少量的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90年代,70%以上靠企業主自有資金(含勞動積累)和社會閑散資金。在全市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所占比重達三分之二。
    外資投入極少。
    溫州僑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同胞約40萬人,分布在世界65個國家和地區。但由于基礎設施、技朮力量、政策優惠等方面的投資環境差,吸引外資的能力很弱。截至到1993年,全市實際利用外資才7828萬美元。
    2、經濟主體量多、個小,扎堆發展成規模效應
    經濟主體數量大、小規模。
    1982年底,全市有六分之一的農戶(約20萬戶)從事農工商多種經營﹔到1985年有80多萬農業勞動力轉向工商、服務業﹔1994年民營企業從業人數超過200萬人,約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1984年全市家庭工業數達14.65萬戶,戶均產值1.17萬元、從業人員2.3人。1986年農村共有14603個工業企業,年均產值13萬元。1992年全市股份合作工業企業達1.7萬家,產值88億元,平均僅51.76萬元。1998年,溫州獨立核算民營工業企業平均注冊資本僅21.8萬元,產值不到90萬元,年產值超過500萬元的民營企業僅占全部民營企業總數的1%。可喜的是,民營經濟在發展中已通過股份制方式走向聯合,并出現集團化的現象。
    高度分工合作。
    一般地講,溫州民營企業單體的規模很小,但由于生產社會化分工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溫州的許多優勢產品,如低壓電器、汽車配件、打火機、眼鏡、燈具、服裝鞋類等,其零部件加工均由專業生產各類部件的企業承擔。就每一個零部件而言,其生產規模可以稱得上是巨大的。高度的社會化分工和專業化協作使溫州許多優勢產品的生產和交易成本降至較低水平。
    成堆發展,鄉村造鎮。
    溫州市沿海平原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全面鋪開,農村的勞動力、資金、生產資料、科技等要素不斷加速流動,并迅速向國道線沿線和溫瑞塘河沿岸的各鄉鎮所在地轉移與聚集,許多鄉因而升格為鎮,并進而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全市建制鎮(包含10個左右的縣級政府所在地)1978年僅有18個,到1987年發展到146個,且主要集中在國道沿線一帶。建制鎮的人口占全市的60%以上,工業總產值占80%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70%以上,財政稅收占50%以上。其中30個強鎮人口占全市的26%,經濟總量占全市農村的67%,1996年上升到80.8%。
    3、低水平、大模仿,技朮含量少
    工商業主的教育程度:小學到初一。
    改革開放之初,民營企業主大部分來自家庭生活困難的農民和城鎮失業人員,文化知識素質普遍較低。80年代初,溫州個私企業主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寥寥無几。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隨著人員的增加而有所改善,沒什么文化、初級文化和文化“較高”的大約各占三分之一。另90年代末期溫州到全國各地“百萬大軍"從業人員中,中學程度占25.7%,大中專文化程度0.47%,小學程度48.5%。而一般說來,外出的文化水平要比在家的高。
    產品檔次低、科技含量少。
    由于業主的文化程度低,經濟基礎差,技朮水平低,又普遍缺乏外地科研、學校和大企業的技朮支持和指導,因而溫州的民營企業普遍是規模小、產品檔次低、科技含量少、模仿成風。2000年,全市共簽380多項技朮合同,平均每項成交額不到8萬元,且技朮含金量低。
    4、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市場體系和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
    經過二十多年的培育與完善,溫州已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市場體系和良好的運行機制,商業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機制。
    生產力要素市場體系的形成。
    早在80年代中期,溫州的生產力要素市場發展就開始起步,遍及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十大專業商品市場名聞全國。不僅有為數眾多、各具特色的消費品市場,而且還有為民營企業群體的原料配套服務的功能齊全的生產資料市場,以及包括資本、勞動力(人才)、技朮信息、房地產、產權交易等生產要素市場。1997年,全市有商品交易市場510個,其中消費品市場385個,生產資料市場120個,生產要素市場5個,全年商品成交額397.59億元。385個消費品交易市場零售總額161.89億元,占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48.54%。
    市場化程度極大提高。
    由于率先進行市場取向改革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現在全市約有97%以上的商品由市場調節。企業以市場自由定價的商品所占比重達98%,同期要高于國內其他地區一二個等級。區域經濟市場化程度從低向高分為:非市場經濟、弱市場經濟、轉軌中期市場經濟、轉軌后期市場經濟、相對成熟市場經濟、成熟市場經濟等6個等級,市場化程度0∼10%、10∼30%、30∼50%、50∼65%、65∼80%和80%以上。溫州市的市場化過程大約已走過了5個階段:1980年5%(非市場),1985年25%(弱市場),1990年40%(轉軌中期),1995年60%(轉軌后期),1998年達到80%(相對成熟至成熟)。
    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行為規范。
    市場經濟要求誠信,以降低交易的成本。經過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混亂局面,溫州市場經濟主體在發展和磨合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市場行為規范,在一些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關系方面,如信用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方面,已打下了扎扎實實的基礎。
    5、大批商人闖蕩世界,為溫州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外界環境,繼而形成自己王牌的營銷網絡
    在計划經濟的夾縫中求生存、打天地。
    溫州市場經濟發展之前,在全國各地已有不少走南闖北的溫州人,不過主要是養蜂、彈棉花、補鞋等“尾巴”工作。家庭工業發展之初,一批又一批供銷員應運而生,進原料、搞推銷,在計划經濟的夾縫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獲取養分。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人,溫州的市場經濟只能是自身封閉式的市場經濟。他們繼而在各地租柜台、建市場、賣產品,使溫州的市場經濟能夠在計划經濟一統天下的全局中發展、壯大,并得以基本成形。
    百萬商人大軍創出鐵杆式的王牌市場營銷網絡。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外地為溫州民營企業服務的商人,從無到有,飛速增加。改革開放初期是十几萬“飛馬牌”供銷大軍,現在則有上百萬駐扎全國各地。由于所屬關系(如辦事處、分公司)或者血緣關系,他們為溫州商品生產牢牢抓住全國的大市場。160萬在全國各地經商辦企業的溫州人(占溫州總人口的20%多),創辦公司、企業3萬多家,經營戶70多萬家,在各地創辦了174個專業市場,年銷售收入1600多億元,每年為溫州產品銷售800多億元。溫州民營企業還作為主要投資者在國外設立了3個專業市場,近年來溫州的華僑華人在國外分銷溫州貨的現象也日益增加。
    二、創造“溫州模式”的溫州商人
    “溫州模式”自從1985年提出以來,人們的看法總是愛與早其兩年誕生的“蘇南模式”緊緊聯系,實際上兩者產生、發展的環境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人的因素在“溫州模式”的發展中占據著關鍵的地位。從功利主義強調“功利(務實)"、“以利和義”的思想脈絡出發,則溫州商人(含民營企業主,下同)的几乎所有行為特點(優點和缺點)都能夠找到依據,筆者認為可以歸結為“重利”、“務實”、“和”三個方面。
    (一)重利──敢闖敢試敢干、獨立性強、勇于開拓
    利益是人類行為和社會發展的最直接的驅動力,溫州人的頭腦中有著根深蒂固的重視利益的思想,賦予了溫州人敢想敢干、吃苦耐勞、堅忍不拔、開拓進取、獨立自主、富于冒險的精神特點。
    1、敢闖──滿世界地闖蕩尋找商機。
    這方面的事例,多得舉不勝舉。到外地闖市場的溫州商人,改革開放初期一二十萬中的一半以上、現在160多萬的四分之一,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甚至沒上過學,不少人就連普通話都說不好甚至不會說,有的自嘲是“斗大的字識不到一稻簍”,他們的艱苦創業歷程和奮斗精神不言而喻。
    2、敢想、敢試、敢干,經濟法律放一邊。
    溫州話中大量存在著“無利不起早”、“平安兩字值千金,冒險半生為萬貫”等俗語,并且沒有貶意。只要是符合溫州人功利道德觀念和能力范圍的,不管當時的政策和法律是否允許,溫州人都敢試敢干,有的現在還屬違反法律。不過,老百姓從此形成了拒絕限制自由經濟的法律制度的習慣,經濟法制觀念落后。
    3、獨立性強,自我發展、自生自滅、自相殘殺。
    追求功利的目的,造就了溫州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性格。不管生活、生產還是社會建設等,溫州人從來不找政府,而靠自己、靠親朋好友。1994年的17號強台風給溫州造成了几十億元的損失,但是一兩天后,一切秩序立刻濤聲依舊。這種獨立性,也導致了在技朮含量不高的小商品生產和商業中,同業間鮮有合作和壟斷,而以競爭為主,并且是純粹靠價格戰的惡性競爭,最后帶來質量不保或者本利不保。几大著名專業市場,無不是倒在價格戰之下。
    (二)務實──重工商、重經驗、重模仿
    你搞你的社會主義運動,我搞我的資本主義的“尾巴"。你論你的姓“社"姓“資",我干我的家庭工業。“主義”看不見,“尾巴"的功能卻很實在。溫州人就是這么務實。
    4、重效果,輕名份。
    我國傳統文化重農抑商,溫州人反而把傳統文化視為“末”的工商看作“根本”,淡漠于意識形態之爭而熱衷于物質利益的追求,重工商、輕政治。溫州人認為賺錢生意無貴賤,反而無所事事、游手好閑會被人看不起,較早地進入那些歷來被認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商業服務業領域。就連辦廠、開店,也是創業在先,設廠在后,必需時才去起個字號、辦個執照。
    5、重仿造、輕創新,拿來主義盛行。
    由于技朮力量差,溫州民營企業的發展主要是靠“克隆”、模仿,立足之后加點小改進,鮮有創新,就是創新也主要是著眼于別人不易模仿的技朮。曾經是溫州四大經濟支柱產品的紐扣、皮鞋、服裝和打火機,都走過“克隆"的道路。溫州人“克隆"日本的打火機,沒過几年就取代了其在國際市場中的位置。溫州的專業市場、服裝業、農民城也曾經被“克隆"到全國各地。
    6、重經驗、輕理論,實用技朮最吃香。
    由于歷史的原因,溫州是一個極度缺乏技朮工人特別是高級技朮工人的地方。溫州的老板,受教育的程度不高,難以有提高科技水平的自覺性和可能性。辦廠和開店,主要靠的是個人的手藝和經驗。實用并不是事物發展的唯一理性,過于簡單、實用,勢必短見,陷入狹隘的經驗主義的泥沼。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后,離開他所熟悉的領域另創新業,由于文化知識和管理技朮水平的制約,一般很難有成功的例子。這也是溫州的企業和商業,一般難以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和──重合作、關系、信用
    對于事物的矛盾,功利主義強調“調和”,即所謂“以利和義”。溫州曾經被人視為假冒偽劣產品的代名詞,但是像“假藥”、“假(毒)酒”、“有毒食品”那樣謀財害命的事不會發生,相反依靠自身群體的努力把“溫州制造”變成“物超所值”的代名詞。
    7、廣泛合作,同業競爭。
    合則生利,散則損益。溫州人極其重視合作,親戚朋友常常在“親兄弟、明賬目”的原則下,取長補短、分工合作一起做生意和創業。同時,為了賺錢所要打交道的前后工序、供產銷各個環節及有關管理部門,都會將其看成是合作的對象,而非競爭的對象。所謂“和氣生財”、“買賣不成情義在”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應用范圍。溫州商人最為忌諱的數字是“3”和“36”。“3”音同“散”,人一散伙就沒有利益可得,于是3個客人要上4杯茶﹔3盤菜邊要放個醬油碟湊4碗﹔而“36”大概兼有“散伙”和“完(蛋)了”的意思,說話時總要用“三十五一”來代替,一筆買賣36元,不用付錢人開口,收錢的總是會少收五角一塊的。溫州商人絕對不會要136的手機號碼,除非使用者不懂或者不信邪。
    不過這種合作也是以功利色彩為背景的,目的在于“利”的最終實現。相反,同樣生產或經營同一品種、環節的,卻鮮見合作,只見競爭。可以說,溫州商人在縱向上廣泛合作,在橫向上殘酷競爭,同室操戈。
    8.關系至上,不循規范。
    有人甚至感嘆溫州是個人情大于原則的地方。在經濟活動領域,關系和人情的作用要遠遠地高于法律。對一般溫州人來說,要辦個事情,或者出了事情,首先要去找熟人、找關系、講“人情”,常常還要送禮,而不是先問是什么性質的事情,管理部門是否應該給我辦,或者是否會違反原則,反而是越是違反原則越要找關系。沒有人情沒有關系沒有門路絕對不行,几乎什么事都要找熟人。溫州人相信關系是潤滑油,有關系就能辦成事情、賺出錢來。
    溫州話中有一專門表示“關系中介”的俗語叫做“提籃兒”,并無貶意,反而是有本事的標志。可以說,重視和善待各方面的關系是溫州人開拓市場的有利武器。但是,對關系的過分重視,也導致了規范不夠,將對溫州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不良影響。9.重信用,講義氣。
    誠實信用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一個生意人要是信用不好,那么與他人合作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貸款、交易的成本也會大為增高。所以溫州人對待生意伙伴和各方面的關系,都是以誠相見,以利佑動。口頭合同盛行,朋友之間一諾千金,口碑和信譽是最好的招牌,而象近几年快成流行文化的“厚黑”、“殺熟”現象在溫州是沒有市場的。當然,在全國經濟不景氣等生意難做的時候,伙伴間、朋友間失信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什么時候有了錢再償還。
    10、大分散、小聚集。
    除了以上粗分的特點之外,溫州人在外地還有著大分散、小聚集的特點。從區域分布上,遍布全國各地、世界各國﹔就某個地區而言,又是相對集中聚集的。其成因尚需探討,猜測可能一是親朋好友牽帶,一人立足后成群而至﹔二是因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方言而聚集﹔三是圍繞市場特別是專業市場而成﹔四是造就市場規模和降低成本的需要。
    三、結束語
    “溫州模式”是市場經濟,是自發的百姓經濟。市場經濟越發展、越完善,“溫州模式”就越有發展活力。有著七八百年“功利主義”哲學和文化沉澱的“溫州模式”,在“十五大”后獲得了存在和發展的合法地位,限制甚至壓制其發展的種種觀念的、政治的桎梏得以解脫,政府支持的加強、全國性市場經濟體制基礎的初步建立和發展完善、“入世”后“市場准入”范圍的擴大、從業人員和管理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國際和國內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入、海外几十萬溫州籍華僑華人的加盟等等,將為“溫州模式”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活力,給“溫州模式”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我相信,曾經遍布城鄉的“散兵游勇”,經過股份制發展后形成的“小米加步槍”隊伍,目前已進入“大盤整理”階段,將逐步會形成“溫州模式”的“正規軍”和“集團軍”。
    (作者單位:國務院僑辦)
《中國經濟快訊周刊》 (2002年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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