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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第二十六期


強國論壇

  謹防以改制名義抵制“一費制”

  李克杰

  近日教育部決定,從今年秋季開始,全國所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學校都要實行“一費制”。同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教育部還出台具體規定:各地收費標准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審核確定,必須經過聽証﹔其他各級人民政府、部門和學校都無權確定收費項目和標准。並明確要求,在實行“一費制”時,各地學校要對農民工子女一視同仁,嚴格執行國家制定的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學費標准。
  然而,在實行“一費制”時,必須警惕個別地方以改制名義抵制“一費制”。寧波市鄞州區雲龍鎮為了給財政減負,就正在醞釀一場新的教育結構調整。從今年下半年起,民辦的民工子女小學將繼續擴大規模,公立小學將不再招收外來民工子弟,甚至將招收民工子女較多的公立小學也改制為民辦小學。因為民辦學校的學費是按照當地物價局核准的每個學生的“培養成本”收取的,並不在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收費標准之內,所以改制的結果,意味著對民工子女的學費仍可以不實行“一費制”,今后入學的外地孩子們,仍要為上學付出高昂的代價。
  很顯然,寧波市雲龍鎮的做法違背了國務院關於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必須和當地學生一視同仁的規定,但卻以改制的名義巧妙地規避了違法違紀的風險,不僅有效地抵制了“一費制”的實行,而且還減輕了當地政府財政的負擔,也對本地學生與外來民工子女進行了事實上的“隔離”。因為國家的全部關於對民工子女一視同仁的政策都是以進入公立中小學為前提的,既然如此地方政府就可以通過行政手段讓民工子女進不了公立學校,進入民辦學校的民工子女自然也就談不上與本地學生一視同仁,更談不上“一費制”,因為民辦學校實行另一套管理制度和收費標准。
  當然,歧視民工及民工子女的地方政策不斷地變換面目出現,與多年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管理模式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及其官員頭腦中內外有別的觀念還根深蒂固,不管外來民工為當地做出多大貢獻,但他們總是“外人”。要徹底消除各種歧視性政策,必須從思想觀念上消除傳統落后的意識,真正樹立平等觀念。同時也要使國家政策設計周密,無漏洞可鑽。義務教育中以改制名義抵制“一費制”現象的出現,充分說明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還有明顯的漏洞,還很容易被一些地方政府所規避,使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平等權利受到侵犯,甚至完全落空。
  當一項政策有明顯漏洞,地方政府可以輕易規避,不僅不會付出違法違紀成本,相反還可以減輕財政負擔時,那麼對政策的規避可能就會積少成多,形成“破窗效應”。如果義務教育的“一視同仁”和“一費制”政策就這樣被地方政府輕易規避的話,那麼我們對教育亂收費的治理就難以收到預期效果,民工子女的境遇照樣得不到改善,一些相關社會問題如輟學、青少年違法犯罪等也得不到有效解決。
  總之,寧波市雲龍鎮的中小學改制已經給即將推行的“一費制”政策敲響了警鐘,它警示我們這些義務教育政策有著明顯的瑕疵和漏洞,亟需國家職能部門進行相應彌補,比如要切實防止地方政府把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當成財政包袱丟掉,任意推卸教育義務。■

  博士當官是教育的浪費

  薛 涌

  最近讀到一則新聞,鄭州市政府已經引進112名博士做官!中國還是個第三世界的國家,教育還不普及,一個市政府怎麼能找來112名博士當官?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也是高等教育最發達、博士最多的國家。在美國的市政府裡也沒有如此眾多的博士。
  筆者在美國的大學裡泡了9年,2年碩士、7年博士。當年碩士班的同學,大多經商的經商,從政的從政,有的已經開始給學校捐款,可見頗為發跡。讀博士的,反而都還是六神無主的窮學生。在美國呆久了,校外的人也接觸多了。當官的,經商的,各行各業,隻要不在大學和研究單位,你很難見到博士。任何一個大學都知道,自己培養的學生,以后有權有錢的,是那些本科生,碩士生。這些校友日后會給學校捐款。至於博士,他們不找你來要錢就不錯。
  無論是在中央政府也好,還是在地方政府也好,除了管理核能、高技術等個別專業部門外,當官根本不需要博士。相反,博士當官有天然的缺點:他們把二十幾歲精力最充沛、最敏感的時光,消耗在書本上,對現實接觸得太少。反而是那些在讀書時就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在這段時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也難怪,博士當官,比一般人更需要一個適應過程。
  鄭州市的“引博工程”,定下博士當官從副處級起步,而不是從副科級起步的規矩。這種看頭銜和文憑不看才干的做法,自然引來一般公務員的不滿。博士在同事中受孤立也就不奇怪。因為誰也不願看到和自己干一樣的工作的人享受特權、無功受祿。這樣做,表面上是要知識化,實際上是給博士變相定了行政級別,把教育“官本位化”。結果,大家為了自己的官運,不管有用沒用,都一窩蜂地去追逐博士文憑,造成博士市場泡沫化。各大學就越發要放下本科教育,批量生產博士。不僅消耗了學校的資源,而且破壞了博士的學術水准。培養一個博士的經費,足夠幾個農村的孩子完成義務教育。如今中國博士的泛濫,不僅是在官場,在企業界、文化界和其他領域都已經有一發而不可收的趨勢。如果現在再不控制博士課程的擴張,那麼中國的教育從博士一級到普通的中小學都會跟著受害。■

  該反省的不隻是海南黨校

  練洪洋

  海南黨校濫發文憑事件,看起來是獨立的,是該校原常務副校長葉某人唯利是圖的結果,其實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這起事件,應該反思的不僅是海南黨校。
  首先是“有關部門”。1999年6月18日,海南省委黨校拿到了一紙“批文”———可以頒發研究生畢業文憑。關於這個“批文”,曝光此事的《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說法是:“按相關規定,他們打報告‘請示’的部門,無權批准研究生文憑頒發權。”這就令人難以理解:無權的部門怎麼敢越權蓋下自己的大紅印章呢?其背后有什麼玄機?懾於某種權威,還是私下有不能為外人知道的交易?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種明顯越權批示的“文件”又怎麼能夠生效(要知道,它事關研究生教育的大事),且在一省風行好幾年,文憑發了數千張呢?
  其次是“有關領導”。海南黨校如此長時間、大規模濫發文憑,有關領導難道真的不知道?且不說幾年一直都有人向上級反映,從“2001年在任的一位兼任海南省委黨校校長的省級領導沒有同意在畢業証書上蓋校長印,直至他離任”這一事實就可以明了,有關領導對海南黨校的違規行為是心知肚明的。既然明知手下的人行為不妥,並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有關領導”為什麼不及時出面制止這種行為,而採取消極對抗(不在文憑上蓋自己印章)的態度呢?黨校校長寧可負連帶責任都不敢明令禁止,個中必有難言之隱。
  再就是與黨校聯合辦學的大學。報道在海南黨校向上級請示辦研究生班時提到了與“某名牌大學”聯合辦學,但沒有點這個“名牌大學”的名。當然,沒有點名的必要,時下的一些大學向權貴獻媚,為“五斗米”折腰,隻要金錢、名利不要信譽、顏面的現象已經不是個別現象,有的大學已經賤到給政府官員送文憑上門的地步了。某些人的媚權、拜金、棄信,不僅讓中國高等教育蒙羞,也是學術界乃至社會的悲哀。
  大而化之,還有不少問題值得一議。如干部提拔中的唯學歷論,文憑成了干部提拔的硬杠杠,領導干部自然就要想盡千方百計去混一張文憑,鍍一層金了﹔又如公款使用問題,之所以大大小小的領導都對高文憑趨之若?,而不在乎文憑的高價,原因就在於他們可以動用手中的公款,有買方有賣方,市場因素就齊備了……
  海南黨校批發文憑還告訴我們,對於黨校的功能已有厘清的必要。黨校,應該是在職的黨員干部進行學習、研究、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進行黨性鍛煉的地方。2000年6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面向21世紀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的決定》,也強調了黨校對黨員干部的輪訓培訓工作。但不知何時起,它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重任,尤其成了領導干部學歷教育的場所。這是不應該的。■
  責編:張中江


    《信息導刊》 (2004年 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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