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屆奧運會都被說成是競技與新聞兩個戰場上的競爭，以往的採訪經歷中也的確有這種印象。不過，今年在雅典奧運會期間，深感中國新聞界應當向體育界一貫提倡的那樣，擺正自己的位置，積極利用國際大型活動的機會，擴大與各國同行的交流，從觀念到方法，增進相互了解，汲取他人之長。
　　8月22日，在去海利尼克體育中心採訪中國與阿根廷女子曲棍球小組賽的路上，遇到一位長者，個子不高，瘦瘦的，拄著一根拐杖，小腿上扎著運動員才使用的護具，胸前和大家一樣挂著E卡（記者証），顫巍巍地踏上通勤車。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仔細看過他的胸卡，上面印著的名字是埃希卡。我問老人來自何方，回答是“阿根廷”。“多大年紀了？”“72歲。”
　　我在20多年記者經歷中，曾經數次採訪過奧運會、亞運會、世界杯足球賽等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從來沒有在新聞現場遇到如此高齡的同行，不由得頓生敬意。我對老人說：“3年前我曾經到阿根廷採訪世界青年足球賽，去過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西部小城門多薩，當時中國隊一球負於擁有薩維奧拉、科洛西尼等足壇新星的東道主。”老人聽罷，也來了興致，我們從足球談到了奧運會。“從1976年在蒙特利爾開始，我已經斷斷續續採訪過5屆奧運會。我的身體挺好，沒有什麼問題，4年以后還要去北京，那才是最后一次採訪奧運會”，老人說得十分肯定。
　　無法想象在中國有哪位記者能干到72歲，還堅持　在第一線工作。外國傳媒恐怕更懂得年輕化，但是，攝影記者不能不注意生理的年輕化，而文字記者可能更需要觀念和思維的年輕化。每次奧運會等大賽上都能見到外國記者當中有不少長者，他們有經驗，看問題也深透，而且不保守，與之交往會很有收獲。
　　在雅典的日子裡，各國記者奔波於各處賽場之間，每天來去匆匆，等候班車是最好的交流機會———反正閑著也是閑著。一天，跟兩位扛著攝影器材的英國記者相遇在去體操館的班車上。互通姓名后，我問：“你們也很關心體操項目嗎？”“英國體操隊水平不高，但我們為雜志拍照片，體操是不能錯過的項目。”我又問：“英國人最喜歡的還是足球吧？不過，今年歐洲杯賽上英格蘭隊的成績可不怎麼樣啊！”這兩個英國人立刻擺擺手說：“別提了，真是糟糕透頂！”足球引起了他們大發議論，從埃裡克鬆到魯尼，兩人越說話越多，越說越激動，已經不是我的理解所能跟得上的，而他們也像是自己跟自己說話，全然忘記了話題是由一位中國同行提出來的。其實，在奧運會的足球賽場上，沒有英國人什麼事，他們的足球隊連參賽資格都沒有得到。
　　充分關注當然是敬業的前提。8月14日，奧運會女排比賽開始。中美兩強首輪遭遇，球隊當然不希望這樣安排，但是球迷覺得有看頭，記者更是有了關注的熱點。也是在新聞通勤車上，遇到一位來自美國的女記者。對於即將進行的比賽，我們都請對方先猜猜結果。巧的是我猜美國隊勝，她說中國隊會贏。她從背包中掏出一本國際排聯的手冊，黃色的封面，翻到裡面一頁，說那上面分明寫著中國女排是國際排名第一。真是“老黃歷”，我說，那是今年年初的排名，半年過去，現在排名第一的是美國隊，中國隊隻是第三名。以近期戰績而論，還是美國隊佔優。她堅持認為中國隊將取勝，而且比分可能是3︰1。
　　比賽結局果然如她所料。賽后，我們一起參加了記者見面會。離開法裡羅和平友誼體育館時，真想再跟她過一招，怎麼猜得那麼准呢？可是，眼見她的心情不好，將成績單和那本“老黃歷”揣進背包，匆匆走去，也就不便再打攪。看來，賽前她嘴上說中國隊會取勝，心裡並不希望是這樣的結果。其實，我猜美國隊贏，心裡一樣不願意成真。
　　採訪世界大賽，一件挺麻煩的事情就是弄清日本和韓國選手姓名的漢字寫法，找日韓同行幫忙核對已經成了“規定動作”。好在人家也有同樣的需求，因為他們在報道中國運動員時，也要將名單上的拼音譯為漢字。採訪中韓女籃比賽時，我在記者席上請身邊一位韓國記者幫忙寫出韓國球員的姓名，特別是鄭先?等老將因傷缺席，幾位新人的名字很陌生。其實，韓國人按照英文讀音將本國人的姓名寫出漢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音字是常見的。不料這位韓國記者竟說寫不出來，但是一定想辦法幫忙。
　　打完第二節，就在我准備另求高人的時候，他卻起身離開了記者席，並托我照看放在桌上的東西。正當我有些不耐煩的時候，他回來了，手裡拿著一本韓國奧委會編印的小本子，上面有所有運動員的介紹，並抱歉地說剛才自己手頭沒有這東西，是去向同事借來的。等我抄清后，他又將手冊上沒有印出的球衣號碼逐個標出。多少年來“同行是冤家”的說法在雅典奧運會上卻不是那麼回事。組委會不可能充分滿足各國記者的語言需求，更不可能在提供的文字資料上使用很多語種，同行之間的互助永遠是離不開的。對於中國記者來說，在奧林匹克大家庭中，聽到越來越多並不相識的外國同行用生硬的漢語問一句“你好”，已經足夠了，如果不是中國體育發展和實力的強勁，中國運動員的優異成績成為引人注目的採訪目標，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這時候，語言不便的感覺當然不及輝煌成就的自豪更為強烈。
　　採訪中，中國記者碰到的種種麻煩、難題，外國的同行們也會碰到。中國女排戰勝俄羅斯隊奪得金牌，賽后的記者見面會上，俄羅斯隊的老教頭卡爾波利心情沉重。這是他執教30年、5次率隊參加奧運會最頭痛的一次。尤其是面對本國記者的提問，卡爾波利非常敏感，回答問題前反問記者“先說說你是哪家媒體的”，隨后又問主持人“這裡有沒有國際排聯的官員在場？”大多數外國教練員喜歡直來直去，就事論事，外國記者的提問也直截了當，很少像中國記者那樣總是以自己的想法去跟教練員討論。中國教練員回答問題套話較多，一定程度上與記者的提問本身有關，可以說比較容易應付。
　　在中國體操隊接連失手的情況下，小將滕海濱奪得鞍馬金牌。組委會安排5個單項比賽全部結束后，5位冠軍一起出席記者見面會。結果，外國記者一再向另4位冠軍發問，把滕海濱晾在那裡。這時候，看看在場的十幾位中國記者都沒有提問，我向主持人要求提問，但沒有獲准。滕海濱沒有聽到一個問題，主持人就宣布散會了。會后，一群中國記者在過道裡圍著滕海濱採訪，問題一個接一個。我想，如果剛才大家紛紛舉手，主持人很難不給一個機會，而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的奧運冠軍無法向各國記者表達自己奪冠后的想法。
　　大凡有外國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很少出現無話可談的冷場，他們並不擔心自己的提問使得眾多同行不勞而獲，也不在乎獨家新聞變成了大路貨。就像合作和互相幫助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樣，競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新聞素材是共享的資源，比賽都是公開的，中國記者的採訪為什麼總想封閉進行呢？在這方面，還是外國記者想得開。
　　（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人民日報雅典奧運會前方報道組記者）
 


    《新聞戰線》 (2004年 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