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貧困生問題時，劉文奎顯得相當沉重。本報記者陳杰攝

　　對話時間：10日下午

　　對話地點：中國扶貧基金會

　　對話人物：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文奎

　　寄語貧困生：貧困本身不丟人，必須要坦然面對困難，要想讓社會尊重你、接納你，自己首先就要尊重自己、接納自己，在受到別人的資助和關懷的時候，就要懂得感恩，懂得回報，懂得愛與被愛。

　　寄語捐助人：不管錢多錢少，他們對貧困生的情義和愛心，我們不會忘記，貧困生不會忘記，社會不會忘記。

　　高額上學費用，貧困家庭難以負擔

　　大學四年需花費4萬至6萬元，貧困家庭10年不吃不喝才能湊齊

　　新京報：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貧困生，並且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劉文奎：去年國家教育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曾表示，在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過程中，高校中經濟困難學生的數量也會增加較快。中國還是一個低收入的國家，所以有些家庭的收入就很難以支撐學生在校學習﹔尤其在中國的普通高校中，有50％學生來自農村，農民的家庭收入普遍較低、特殊的自然災害都會造成他們上學困難﹔另外近年來才逐步實行的高校收費政策在客觀上也加重了學生上學的負擔。目前70%以上的貧困生來自“老、少、邊、山、窮”地區。他們基本上是“如影隨形”地把貧困帶到了城市，大學沒讀完，家裡已經是債台高筑。

　　新京報：一般大學生在大學期間的花費究竟需要多少？

　　劉文奎：對於大學生的學費，基金會還做過一次專門調查，2004年是歷年來學費調整最大的一次，一般在2003年的基礎上提高了約15％，有的達到20％。每年學費均在3000至8000元，重點院校和熱門專業則高達萬元，加上住宿費、生活費，每人就得花好幾萬元，本科4年則要6萬元左右。即使最一般的學校學生，大學期間的費用也在4萬元左右。

　　新京報：這4萬至6萬元的費用，對於大多身處農村的貧困生家庭是否有可能負擔得了？

　　劉文奎：根據2003年國家的統計數字，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在2600元左右，按三口之家來算，全部加起來每年也就是7000多元的收入，為攢4萬元的費用，需要不吃不喝積攢六七年。另外，根據年人均收入865元以下為相對貧困來計算，全國有近9000萬貧困人口，其中年人均收入低入625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全國就有2900萬人左右。如果他們要湊夠4萬至6萬的費用，恐怕就要不吃不喝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好在國家的助學貸款等資助，暫時解決了貧困學生學費的燃眉之急。

　　基金會三年資助1萬余名大學生

　　政府資助仍是最主要渠道，社會性的捐助力量相當有限

　　新京報：目前社會對高校的捐助情況如何？

　　劉文奎：基金會通過對全國70所高校的調查統計，2003年度，每所高校的社會性捐助平均為85.19萬元，其中，獎學金41.44萬元，佔48%，勤工助學基金5.6萬元，佔7%，助學金38.15萬元，佔45%.其中西部高校的社會捐助額度為44.28萬元，非西部高校則為106.99萬元，西部高校還不到非西部高校社會捐助額度的一半。

　　新京報：除了政府的資助以外，社會性的捐助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劉文奎：目前，政府的資助還是最主要的渠道，社會性的捐助力量仍然是有限的。目前，全國大學新生入學每年大約有400萬左右，即使按照20%的貧困生比例，全國也有80萬左右的貧困生，其中特困生至少也要有30多萬人，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新長城項目，作為目前對貧困生資助力量最大的項目之一，努力了3年多才資助了1萬多名貧困大學生。社會性的資助作為政府資助的有益補充，資助比例仍然較小，將來的路仍然很長。

　　新京報：基金會目前對資助貧困生都做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

　　劉文奎：基金會對貧困生的資助，主要是依托新長城項目來進行。在項目啟動前，基金會曾於2001月12月18日組織人員在北京地區對部分高校進行貧困學生情況調查，2002年4月9日又組織兩個專門調查組，分別對山西、內蒙古、河北、河南等地的高校進行調查，收集了貧困生狀況的第一手資料，並發現，他們的學費在國家助學貸款等扶助政策的幫助下，得到了較大部分的解決，但是，他們的生活費用仍然極其缺乏，無法正常完成學業。為此，2002年9月1日，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料項目正式啟動，廣泛募集社會捐助，為特困大學生提供每年2000元（含管理費）的生活費用資助。並且，2004年9月，中國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還在香港組織了啟動儀式。

　　名校捐助偏向的“馬太效應”與蘭州拉面的故事

　　學校越貧困，接受捐助越少﹔學校越富裕，接受捐助越多

　　新京報：您覺得社會在對高校的資助中是否存在名校偏向的問題？

　　劉文奎：確實存在這種偏向，我們在工作當中也感覺很矛盾，因為基金會首先要尊重捐助人的意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特殊情況，很多人都會選擇捐助名校，但實際上，越是名校，國家的撥款、社會的資助和學校本身的資助，都遠遠高於老少邊窮地區的農林類高校，這就形成了一種越貧困的高校，收到的捐助越少，越富裕的名校，收到的捐助越多的“馬太效應”。所以，新長城項目在接受捐款時，都會勸他們選擇把捐款投向更需要的中西部地區高校，因為，那裡的學生更貧困，實際上，很多捐款人也能夠理解這點。

　　新京報：據您了解，中西部高校貧困生的狀況究竟如何？

　　劉文奎：這裡有一個真實的故事，2003年底，甘肅農業大學周副書記在基金會談到，他們學校共有2000多名貧困生，該校的貧困生標准是月生活費在120元以下的學生，特困生的標准是月生活費在90元以下的學生。那麼，這些標准具體是個什麼概念，周副書記這樣打了個比方，以他們學校所在的蘭州最大眾的飯食拉面為例，2元一碗就能吃飽，但是他們一天連兩頓都吃不上，為此有些學生隻好在城鄉接合部的村子裡，租一些村民的小棚子燒火做飯，非典期間遇到了大麻煩，學校要求學生全部回校，但他們的吃飯問題又成了個難題。為此，聽到他的特意說明和要求后，新長城項目對該校發起了更多的資助。

　　“貧困生是無辜的，社會誤解令人心痛”

　　畢業后面臨多重考驗，未能還清學費貸款不涉及誠信問題

　　新京報：社會上對於貧困生都能接納嗎？存在誤解嗎？主要有哪些誤解？

　　劉文奎：總體來講，社會對於貧困生還是非常關心的，每年對他們的捐助就是証明，但是也確實有極少部分人對貧困生存在一些誤解，比如有些人提到貧困生的家庭貧困和家庭內的子女多有關，並且認為貧困生，尤其是大學生超過了18歲，就應該自立，而不是靠社會捐助，甚至還認為貧困生暫時無法還上學費貸款就是不誠信等等。這些誤解令很多真正了解貧困生狀況的人感到心痛。

　　新京報：那麼，實際的情況如何呢？

　　劉文奎：貧困學生無法選擇出身的地域，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即使家庭子女多，也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本身是無辜的，他們需要更多社會的關懷、理解和資助。實際上，貧困大學生雖然過了18歲，但是，他們從偏遠的地方投入大城市，本身就需要適應的過程，另外，因為原來所在地域的條件所限，在城市內的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往往會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再加上日常的學習等，他們要想通過課余時間的勤工儉學等努力，徹底實現自立，是非常困難的。另外，他們剛畢業之后的一段時間是他們最艱難的時期，因為就業競爭激烈，他們社會資源偏少，數萬元的還貸款壓力令他們不堪重負，再加上他們的貧困家庭的擔子也壓在了貧困生身上，包括他們多病的父母的醫療負擔等，所以暫時沒能還款，隻是出於暫時的艱難，絕大部分都不涉及誠信問題。

　　“自助者天助之，貧困生本身應自強”

　　貧困生應主動融入集體和社會公益活動中，要懂得愛與被愛

　　新京報：貧困生本身要融入社會和集體，樂觀堅強地成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劉文奎：首先，貧困本身不丟人，必須要坦然面對困難，要想讓社會尊重你，接納你，自己本身首先就要尊重自己，接納自己，在受到別人的資助和關懷的時候，就要懂得感恩，懂得回報，懂得愛與被愛。自助者天助之，貧困生自立自強，成為學習和技能等方面的優秀者，就不會有人僅僅因為貧困而輕視他，另外，自身也要主動融入集體和社會公益活動中，鍛煉技能，增強交流。對於有些學生，因為經濟窘困，和懼怕參與集體活動，尤其是需要出些錢買禮物的同學聚會，社會上的人和學校內的其他學生，也不要因此而認為他們不合群，有點怪，而是要設身處地考慮他們的處境，走進他們的心裡。

　　新京報：基金會在疏導貧困生的心理，引導他們健康樂觀地成長方面做了哪些嘗試？

　　劉文奎：新長城對此專門在條件成熟的一些高校，設立受助大學生互助群體———自強社，主要由受助的貧困學生參與，通過自助、助人和服務社會等，傳遞社會關愛，鍛煉自強成材，另外，新長城項目還為他們搭建了與社會溝通交流的橋梁，通過組織各種社會活動、培訓、講談等，來提高他們的社會參與能力和熱情，專門組織外語和計算機等方面的培訓，提高他們的實用技能，並請百余名來自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國際義工，與他們進行交流，開拓他們的視野，搭建更好的成材平台。下一步，新長城項目還有意搭起貧困學生和用人單位之間的溝通橋梁，在提供實習崗位、促進就業等方面進行努力。

　　新京報：最后，您想對這次回家過年活動的捐助人和貧困大學生說些什麼？

　　劉文奎：對於這次受資助的貧困生，我想說，面對貧困他們的樂觀、自強和奮斗是可敬的，可愛的。社會上的很多人都在關心、關注著他們有成長﹔對於捐助人，我想說不管錢多錢少，他們對貧困生的情義和愛心，我們不會忘記，貧困生不會忘記，社會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