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時政 >> 綜合報道 2002年10月12日10:31


中國律師和刑事辯護──紀念我的父親彭真

傅洋

    

  (一) 

    今年10月12日是我的父親彭真同志誕辰100周年。我從1988年開始,已經做了近15年律師,圍繞我的工作經歷和體會寫這篇紀念文章,也許比較貼切、親切。律師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但從這些年我的體會,在律師工作中,遇到困難最多、最容易被誤解、甚至執業風險甚高的,是刑事辯護。這篇文章就從這里談起吧。 

    我做律師以來,父親對我直接談律師工作極少。他有几次說我選擇律師職業不錯。除此之外,只有兩次說起律師工作。一次是,他以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來告誡我:“你們當律師,可不能不問事實亂說情。”另一次,是在1996年制定律師法時,准備改變1980年律師暫行條例關于將律師界定為國家法律工作者的規定,領導要我問問父親的意見,父親簡單地表示同意,同時意味深長地說,律師不像執法機關,沒有什么可以直接憑借的權力。父親沒有直接和我談起過律師刑事辯護方面的其他問題。 

    但是,仔細一想,1979年父親復出工作僅7個月時,就親自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部刑法和第一部刑事訴訟法(試行)。加之翻閱父親的著作,其實有大量內容涉及刑事辯護及律師在其中的職責。 

    (二) 

    1954年11月,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剛剛頒布,彭真就曾指出:“有的法院同志認為,實行辯護制度太麻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從全國發生的錯判數字可以看出,我們過去的審判工作并不很高明,實行辯護制度有利于避免錯案。” 

    1979年7月,刑法、刑事訴訟法(試行)剛剛通過,彭真在對公、檢、法人員講話時又指出:“除涉及國家機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和未成年犯罪案件以外,都要公開進行審判。所有案件都要允許被告辯護,本人可以辯護,近親屬可以辯護,律師可以辯護,所在單位和人民團體也可以派人辯護。証人不能偽造証據,也不能隱匿証據。要查清証明被告有罪和無罪、罪重和罪輕兩個方面的証據。這樣,冤案、假案、錯案就不容易發生,發生了也比較容易發覺和糾正。 

    (三) 

    有人可能會說,彭真上述關于辯護制度的觀點,是針對特殊歷史條件講的。在今天,還有必要強調運用辯護制度避免和糾正錯案嗎? 

    我們說,首先,只要有刑事訴訟,錯案就是不可避免的。1956年4月,彭真在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指出:“法制健全起來了還會不會發生錯誤?錯誤可以減少是肯定的,會不會一件不錯呢?不可能。公安機關搞第一道工序,錯誤可能多一些,檢察機關搞第二道工序,錯誤就會少些,法院搞第三道工序錯誤會更少些。公安機關是不是可以捕一個對一個,一個不錯?這作為奮斗目標是可以的,事實上不可能做到。正因為公安機關可能有錯誤,才要有檢察機關的檢察起訴。檢察機關起訴了,是不是就一定沒有錯誤呢?也不可能。檢察機關起訴了,法院還要審判……那么,是不是法院的判決就一定都對呢?也不一定。如果判決都對,為什么還要規定可以上訴呢?就是由于估計到事實上可能有判錯的。經過上級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錯呢?也可能發生錯誤,所以要有監督程序。” 

    進一步說,錯案即使不多,也必須堅持及時糾正。1956年3月,彭真在第三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上指出:“錯捕、錯判要堅決糾正、平反,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實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不要認為有百分之五的錯案不要緊,就是百分之一錯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是百分之一,對被冤枉的人來說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個人,一個人就是一家,還有周圍的親戚朋友。一個錯案在一個工廠、一個鄉,周圍十里八里的群眾都曉得,影響很壞。因此,我們要嚴肅對待,該判的一定要判,冤枉的一定要糾正。” 

    1962年11月,彭真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說:“大家想一想,一個案子到了我們手里,在我們看來是個一般的案件,對當事人卻是件大事情﹔判死刑,人就死了,判無期徒刑,人就要關一輩子。這是就刑事案件講。至于民事案件,兩家的輸贏,就在你的判決,而且一家有事,四鄰不安。” 

    所以,法律賦予律師刑事辯護的職責,我們一定要“十分審慎、十分鄭重”地去履行。 

    (四) 

    在彭真看來,避免和糾正錯案,關系到“人民民主專政要打擊敵人,又必須保護人民”的根本原則問題。除了強調錯案對當事人帶來的災難外,他還常常從我們黨政法工作的歷史教訓,來說明錯案對我們事業帶來的危害。 

    在1951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彭真強調:“如果一不小心出了岔子,錯殺了人,承認錯誤也不能使死者復生,影響會很壞,很大的一個勝利就會被沖淡,甚至有關的根本是非也會被搞亂。過去延安整風審干,開始搞得很好,但后頭出了偏向,結果就使成績被沖淡了。” 

    因此,律師在刑事案件中承擔辯護任務,絕不能認為自己是在走過場。我們恪盡職守做好辯護工作,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實際上也是在維護黨和國家的形象,維護政法中心工作的健康發展,保障穩、准、狠地打擊犯罪。 

    (五) 

    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職責,與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責,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責,首先是揭露和追究犯罪。同時,它們又負有“不冤枉好人”的職責。正如彭真1954年第六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指出的:“這三個機關是互相配合、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目的是建立一種制度,以便在處理案子時少犯錯誤。”而律師依照我們的法律,在刑事辯護中沒有揭露和追究犯罪的義務,只有保障我們的刑事訴訟避免錯誤、不冤枉好人的職責。這實際上是為了在刑事訴訟中避免錯案,我們的法律在設置執法機關互相監督、制約的制度之外,又設置了一種專門“挑錯”的制度。 

    我剛剛做律師時,一位公安負責同志,也是我的老朋友對我說:“你怎么干這個?專門給我們找麻煩!”是啊!我想,正是由于避免和糾正錯案對于我們的事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的法律才設立了刑事辯護制度,規定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有別于執法機關的職責。我國憲法庄嚴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律師,作為公民,特別是作為法律工作者,當然對犯罪深惡痛絕。但是,正如彭真1954年在全國檢察業務會議上指出的:“有的同志認為,我們的各種制度對被告人太便利了,有些不耐煩。這是不對的。因為刑事被告在沒有判決前還不能說都一定是有罪的,經過審理,有的可能由檢察院決定‘不起訴’或者被法院‘宣告無罪’。按制度辦事,可以少發生錯誤。”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必須克制對于犯罪的厭惡,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証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彭真還指出:“法庭上有辯論是正常的,任何一方有道理都可以講,當然不能離題亂講,而是辯論罪証能不能成立,是不是構成犯罪。” 

    (六) 

    在實際工作中,確有執法機關的同志因為某案件是某會議定的,或是請示過上級的,或是某領導講過的,就漠視律師的意見,甚至對于明顯的錯案也不愿正視。 

    1952年彭真在政法干部訓練班上說:“有的人認為法院即使發現自己把案子判錯了,也不能改,據說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穩定性。難道法律的尊嚴是建筑在堅持錯誤上的嗎?” 

    1956年彭真在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又指出:“有人竟然還說什么‘官無悔判’,即使判錯了也不能改。這是錯誤的觀點。案子都判錯了,還有什么穩定呢?所以,有了錯誤就要改正。……這樣做,不但不會丟人,而且威信會更高,更會取得群眾的信任、擁護。我們的威信是建立在這上面的。”彭真的這些看法,是發人深省的。 

    (七) 

    因為種種原因,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對兩個問題常常不愿去碰。一個是程序違法問題,一個是刑訊逼供問題。對此,我們應當充分了解這兩個問題在刑事訴訟中的危害性。 

    關于程序違法問題,彭真曾講到:“如果公安機關捕人未經檢察機關批准,即使捕對了,也是違法的。公安機關捕人要經過檢察機關批准,必須遵守法律,要依照法定程序辦事,這樣可以減少錯誤。” 

    彭真1962年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法律規定是很清楚很嚴格的。拘留、逮捕、審訊、判決、勞改,只能由法律規定的機關執行,而且要符合法律程序。其他任何機關,包括黨委機關在內,都不能搞,搞了就犯法。” 

    關于刑訊逼供問題,彭真歷來反對。 

    1979年7月,他在公檢法几個會議上講:“過去,林彪、‘四人幫’控制的一部分專案組,完全違反了黨的重調查研究、重証據不輕信口供,特別是嚴禁逼供信的傳統,隨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權利,大搞刑訊逼供,造成很嚴重的后果。各級公安機關負責同志應該認真負起責任,徹底肅清刑訊逼供這種封建的法西斯的殘余和影響。不要以為這一條是整公安機關的,不是,它是反對任何人、任何機關搞刑訊逼供的。它不僅是保護人民的,也是保護公安人員的。嚴禁刑訊逼供,是保護所有的人(包括犯人)、所有干部和群眾的。” 

    明白了這樣的道理,我們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就應該懂得如何對待程序違法和刑訊逼供問題了。 

    (八) 

    我們的律師在刑事辯護工作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有少數律師,還存在違法執行辯護任務的問題。 

    但是,就律師刑事辯護工作總體而言,主要問題是不少律師對刑事辯護工作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在誤解和壓力面前存在畏難情緒,采取回避、走過場甚至退縮的態度。研究彭真的有關思想,有助于我們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刑事訴訟中的辯護權問題,是憲法作了明確規定的。在認真貫徹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認真研究刑事辯護及律師在其中的職責、作用,無疑也是與江澤民同志提出的“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密切相關的。 

    我們期望,不僅律師界要關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的整個法學界和政法界也都要關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作者系彭真同志的兒子,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


來源:《法制日報》 2002年10月12日
(責任編輯:臧文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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