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時政 >> 時政專題 >> 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 >> 回憶懷念 2002年9月29日10:49


彭真同志談“嚴打”

李海文  王燕玲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10年內亂的破壞,社會治安問題十分嚴峻。那時的治安狀況和現在不大一樣。由于“文革”期間,到處打、砸、搶,流氓團伙眾多,打架、動刀子、搶劫、強奸、殺人的案件時有發生,經過不斷整頓之后,到1979年效果仍然不明顯。

    1979年的9月9日下午7時多,上海楊浦區控江路發生一起惡性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氓團伙把一位婦女的衣服剝光,肆意侮辱,引來數千群眾圍觀,嚴重阻塞交通。楊浦分局出動了80名民警、治安隊員沖進去抓了5名現行犯罪分子,才基本控制了局勢。市局又調了200名民警趕到現場,維持秩序,到半夜12時才恢復了正常秩序。

    當時,主管政法的彭真同志經常講,現在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要針對社會治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分析形勢,然后制定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1980年1月彭真同志來上海,23日上午上海公、檢、法負責同志向他匯報了上海的治安問題,當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的王鑒同志也參加了匯報。彭真同志聽完匯報后講了一番話,令與會人員受益不淺。他說:

    “安定團結和‘四化’不可分。公、檢、法抓治安,抓安定團結,就是抓‘四化’。不抓治安工作,怎么搞好生產?搞‘四化’,不抓安定團結不成。

    “公、檢、法是什么機關?專政機關。要保護好人,打擊壞人。反革命是壞人,現行刑事犯也是壞人。勞教的,不說是壞人,是做了壞事。公、檢、法要使好人喜歡,壞人害怕。做到這一點,可以打5分。這是指導思想,認識一致了,就好辦。

    “形勢決定任務、方針和政策。上海控江路事件就是形勢,它告訴我們什么?當前,對現行犯罪分子的處理,不能從輕,要從重﹔不能從慢,要從快,慢慢騰騰不行。整頓治安,一個懲辦,一個教育。懲辦也是一種教育方式。”

    因為“文革”混淆了兩類矛盾,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錯案,不少人對“嚴打”有顧慮。針對這一問題,彭真同志說:“量刑幅度和形勢有什么關系,為什么刑法對量刑規定那么大的幅度?殺人、搶劫、強奸等犯罪的判處,都是從几年到死刑。一是各種犯罪的情節千差萬別﹔二是由形勢決定的。如果社會秩序好,一年才發生少數案件,那就可以從輕處理﹔如果治安情況不好,大量發生刑事案件,而且情節嚴重那就要從重。這是形勢決定的,形勢不是主觀意志。犯罪的情節、形勢都是客觀的。當然判輕判重都要依法行事,不能違法。”

    他進一步指出:“下一步怎么搞?繼續嚴厲打擊現行犯。對殺人、放火、搶劫、強奸和其他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現行犯不打擊,怎么搞‘四化’?勞改、勞教釋放后重新犯罪的,要加重處理。

    “要挖‘團伙’的頭頭和教唆犯,對頭頭要依法判重一點。團伙其他人除凶殺、強奸等和屢教不改的以外,在勞動中改造。青少年著重在教育,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送工讀學校。”

    這是彭真同志第一次提出打擊刑事犯罪要“從重”、“從快”。

    1980年2月,彭真同志去廣州經過進一步調查,他又講了這個問題。1981年5月彭真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漢5大城市治安座談會。在這次座談會上,他明確提出:要實行“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堅決把社會治安整頓好,力爭取得明顯成效。    由于這個方針是經過反復調查研究,各方征求意見,經過深思熟慮才提出來的,還由于這個方針符合客觀實際,因而在全國整頓社會治安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直到現在還在執行這一方針。

    當時有的同志對刑事犯罪的嚴重性、危害性認識不足,對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也不夠理解,雖然在貫徹這個方針中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聲勢和威懾力都不夠大,出現了“壞人不怕法,好人怕壞人”的情況。1983年7月,小平和彭真談話說:“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長,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打擊刑事犯罪,要3年為期,3年內組織几個戰役,一次戰役打擊他一大批。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懲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

    7月,中央政法委召開政法負責人會議,會議傳達了小平、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必須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懲刑事犯罪分子”(簡稱嚴打)的指示,決定“以3年為期,組織3次戰役”。在會議期間,參加會議的同志被充分發動起來了,真是劍拔弩張,有的同志沒等會議結束就回去作了部署,因而會后很快在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打擊刑事犯罪行動。到11月前后打了第一次戰役,僅上海就抓獲各類犯罪分子八千多人,給犯罪分子以極大的震懾,在較短的時間內,社會治安大大好轉。

    1983年冬,彭真同志來上海視察工作時,找公、檢、法一把手座談。會后,他找到上海市公安局長王鑒說:“現在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已經開展了,我想加個‘准’字。你看怎么樣?”當時,各地大規模打擊刑事犯罪的行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彭真同志擔心大家頭腦發熱,出現違反政策抓錯人的現象,王鑒當即答復說:“很有必要,現在這個時期,需要加個‘准’字。”准就是准確,在強調打擊力度的同時,也重視打擊的准確性。以后彭真同志到南京視察,曾再次征求加個“准”字的問題。

    1984年1月,彭真同志與公安部負責同志談話時,正式指出,打擊刑事犯罪要特別強調“准”字。當時我們感到,在社會治安不好的時候,彭真同志特別強調要“依法從重從快”﹔當打擊刑事犯罪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開展之后,為了掌握政策,他采取謹慎的方針,強調一個“准”字。這充分反映出彭真同志丰富的領導經驗和高超的領導藝朮,他知道在大規模的工作中怎樣掌握火候,這一點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回顧過去,彭真同志為打擊刑事犯罪提出的方針,完全是從客觀形勢和實際斗爭中產生的。實踐証明,這個方針的確是打擊刑事犯罪的銳利武器,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

    《民主與法制》200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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