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時政 >> 時政專題 >> 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 >> 回憶懷念 2002年9月29日11:15


受益終生的教誨──深切緬懷彭真同志

顧昂然  楊景宇  宋大涵

    

    1997年4月26日23時40分,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彭真同志永遠地離開了他深深熱愛著的祖國和人民。轉眼經年,在我們的腦海里,彭真同志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見,他對我們的諄諄教導言猶在耳。于是,便寫下了這篇紀念文字。這固然是為了寄托對彭真同志的懷念和敬仰,更是為了重溫并牢記他老人家的教誨,這教誨有言傳,有身教,丰富、深刻,親切、生動,我們會永遠牢記,并將受益終生的。

    追求真理  服從真理

    彭真同志幼時取名傅懋恭,在后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中用過許多化名,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后改名彭真。有人問過,這名字是不是追求真理的意思?我們未曾聽他講過,不敢妄自演繹。不過,他老人家的確經常對我們說,人生在世,要一輩子追求真理,服從真理。

    彭真同志自從青年時期接受馬克思主義起,就認准了只有這個主義才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無產階級、人民大眾推翻剝削制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提供了戰無不勝的理論武器。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環境多么艱苦、斗爭多么復雜,順境也罷,逆境也罷,始終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百折不撓,堅韌不拔。正因如此,他在1992年9月一度病危時,才能夠心地坦然地說:“我一生無憾。”

    記得大約三年以前,彭真同志有一次談到黨的歷史,頗動感情地說:“中國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它是威武雄壯的,又是艱難悲壯的,既可歌,又可泣。”在他自己的經歷中,就曾坐過六年半國民黨監獄,“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殘酷迫害,九年身陷囹圄,三年放逐商洛山區。用他在十几年前的話說,“入黨60多年,1/4是在監獄中度過的”。不過,每談及此,彭真同志又總是把它作為革命者難免經受的“煉獄”。有一次,他談到在敵人的監獄里開展絕食斗爭時,風趣地說:“當時,我的(肺)結核病和痢疾很嚴重,搞絕食斗爭,我沒有餓死,倒是把肚子里的細菌給餓死了。”高牆擋不住他對讀書的一貫酷愛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在敵人的監獄里,他認真、系統地研究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完全喪失人身自由的處境下,仍在關心、思考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聯系歷史的與現實的、正面的與反面的經驗,又重新認真、系統地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無紙無筆難不住,他有自己的“創造”,紅紅綠綠的牙粉袋和畫報紙被他撕成一條條、一塊塊,邊讀書、邊思考,重要之處就用嚼爛的米飯粒粘上不同的記號,作為“批注”。當我們幫助他整理獄中物品時,面對八本很特別的馬列著作,真是感慨萬千。對于彭真同志來說,無論多大的磨難、多大的冤屈,都動搖不了他的信仰和理想,都泯滅不了他對真理的追求。他說:“我是個樂天派,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林彪、‘四人幫’橫行十年,看來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其實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在歷史的長河里算得了什么呢?”為了把那八本書作為黨的珍貴文物保存起來,我們重新給他買了“文化大革命”前出版專供老同志閱讀的全套34部大字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8年過去,老首長離開前,又留下了他反復研讀過、里面畫著各種不同顏色標注的這一套經典。彭真同志常說:“現在,我們的國家正處在新的時期、重要時期,我們都需要結合新情況讀書,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見解。這樣,就能常讀常新,每讀一遍都會有新體會。”不論是誰,如果看到一位八九十歲高齡的老革命家在燈下專心讀書的情景,都會深為感動的。

    人們還會記得,1965年9月,在文化領域中“左”的錯誤已經相當嚴重的形勢下,彭真同志發表了《關于學朮討論的几個問題》的講話,提出了“區別政治問題和學朮、藝朮問題”的方針,指出:“一切人,不管誰,都應該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們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辦事嘛。”以這些思想為基礎,后來形成了著名的“二月提綱”。時過不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觀點“惹了大禍”,“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狀”。但是,他始終認為這個觀點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因而堅信不疑,堅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這件事,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講的,但并不是我的創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講了,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這還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979年4月,他在恢復工作后第一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這是多么堅強的黨性,多么博大的胸懷,多么高尚的情操!

    實事求是  不尚空談

    不少老同志說:彭真同志講話,站得高,看得深,深入淺出,實實在在。問題不論多么復雜,經他一講,就會使人豁然開朗。我們也有同感,只是當初并不清楚個中“奧妙”,不過是從直感上體會到彭真同志經驗丰富、水平很高。后來接觸多了,才悟出了一點道道。不錯,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歷過各種各樣、錯綜復雜、艱苦卓絕的斗爭,他的實踐經驗的確是丰富的。而在千變萬化的實踐中,總是能夠站得高、看得遠、抓得准、干得實,則是源于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素養。彭真同志常說:“科學的理論是客觀事物運動內在規律的反映,它是解決戰略問題的。只有學好理論,才能從全局上、發展上、本質上把握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的規律性,才會有預見性,不致就事論事,甚至迷失方向。”

    彭真同志的理論造詣高、功底深,我們早就聽許多老同志講過。可是,1991年初,當《彭真文選》定稿時,他卻說:“我是做實際工作的,不是理論家。人們常說理論聯系實際,我是實際聯系理論,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問題,就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它、解決它,處理完一件事,再去處理另一件事,几十年就是這樣過來的。”彭真同志的理論素養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是從具體實踐中總結出規律,又用它直接指導具體實踐的。他說:“理論是從實際中來的。新的實際產生新的理論,并且根據新的情況發展理論、修正理論。歷來如此。”通過參加整理、編輯《彭真文選》和彭真同志的三本專集,我們突出地感受到他的全部講話、文章(反映他的革命實踐活動)一以貫之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

    彭真同志對實事求是的深刻領會,來源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刻苦學習,又是直接受益于毛澤東同志的。彭真同志多次講過,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同志是在1937年。當時,他是作為白區代表團主席,到延安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講的一段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同志說,看問題,第一要客觀,不要主觀﹔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質,不要只看現象。只要客觀地、全面地、本質地看問題,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黨內許多問題就好解決了。彭真同志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認為毛澤東同志闡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比較通俗,簡單明了,又很深刻,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從那時起,他就認定了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1941年9月,彭真同志擔任黨校教育長后,有一次問毛澤東同志,中央黨校的校訓是什么?毛澤東同志說:“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當年冬天,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鑲嵌在禮堂正面的牆上。從此,實事求是就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黨的思想路線的科學表述。

    彭真同志對實事求是的嫻熟運用,突出表現為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顯示出創造性地開拓新局面和處理復雜問題的革命家的膽略和組織才能。在延安,他說過:我們分析解決問題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是徹底的唯物論的觀點,方法是徹底的辯証法的方法。這個立場、觀點、方法是統一的、不變的,但隨著具體的問題、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不同,在處理問題時卻又千變萬化,有極不相同的表現。過了半個世紀,他的這個指導思想始終如一。他說:實事求是是我們現在和將來都必須堅持的思想路線。“實事”不同,“是”也不同。“實事”變了,“是”也要變。我們就是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實事”相應地去求不同的“是”。“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似乎也好懂,而真正做到,卻是很難的。要全面掌握“實事”,還要下苦功夫去“求”,求出來的“是”又要反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決不是嘴上說說就能夠做到的。

    如果說彭真同志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的話,就是善于把科學的思想方法變為科學的工作方法。在這個問題上,他曾經講過一段很精辟的話:“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實踐論》中有四句話:‘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先是去粗取精,只選決定問題必需的、有關的材料,去掉無關緊要的材料。然后,去偽存真,經過鑒別,去掉假的東西。接著,由此及彼,因為本質是存在于事物的相互聯系之中。最后,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他說,這四句話缺一不可,并且順序不能顛倒。就我們的親眼所見、親身體驗,他運用這種方法處理問題的一個范例就是“兩案”審判。1980年,彭真同志擔任“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在統一領導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工作中,他確定了“嚴格地把黨內、人民內部的錯誤與反革命罪行分開”的根本原則,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依法辦事。這里,關鍵是罪証。為了使這次歷史的審判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彭真同志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熬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經他親自看過并認真作了研究的書証材料就有一米多厚,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后作為認定10名被告所犯罪行根據的873件各種証據,無一沒有經過他手。

    彭真同志的革命實踐活動再次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唯物辯証法威力無窮,永遠是所向披靡的。

    集思廣益  多謀善斷

    “集思廣益,多謀善斷”是中國古人的話,彭真同志拿來經常引用,卻賦予它以全新的、丰富的內涵。

    彭真同志多年來形成了一個習慣,他讀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結合新情況、新問題有了新體會,總要約上身邊的、下面的同志“邊讀邊議”,這實際上是他教育干部、培養干部的一種方法。我們跟他最后一次讀書,是在1991年4月初他突患重病之前,讀的是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方法還是邊讀邊議。他說: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靠什么來維持、檢驗、加強?列寧講了三條。我看,最根本的是始終堅持群眾路線。不論做什么工作,都必須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堅持群眾路線同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一致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實踐是群眾的實踐。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認識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丰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背離了群眾路線,黨和國家就會變質。這是全世界的共產黨,特別是有了政權的共產黨面臨的一個共同的、根本性的關鍵問題。在這個關系黨和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本問題上,我們應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點大意不得。

    彭真同志所講的道理,都是他的親身體驗,又是他歷來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的。一件事情來了,他總是把有關的材料拿來親自看,直接進行調查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即使有了初步看法,也不輕易端出來,而是提出問題,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不同的意見,多聽、多看,力求把握矛盾的焦點與實質﹔然后,多議、多想,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與方法。他說,多謀善斷,只有多謀,才能善斷。彭真同志總好像有一種魅力,在他面前,看著他那平易近人、誠摯傾聽意見的神情,有什么不同的意見都愿向他講,敢向他講,不能不講。他常對我們說:“‘官’當大了,本來就不大容易聽到不同的意見,這是很危險的。在我身邊工作,我講了一個意見,如果你們都說贊成,那就等于還是我一個人的腦袋想問題。如果大家把不同的意見都提出來,那就成了几個腦袋加起來想問題,就可能想得更全面一些。聽不同的意見有好處,自己錯了,改正,當初想得不夠周到,補充完善。總之,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從他作委員長的時候到退下來以后,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世界變化很快,國家變化很快,社會變化很快,思想不能僵化啊!僵化的標志就是固執,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不能根據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不斷修正自己的意見。人到老了,容易固執,思想僵化了,還自以為是。我已經八九十歲了,總有一天也可能會因為對實際情況難以全部掌握而固執己見的。到那時候,只要你們一旦發現這種情形,就請你們拉住我,不要叫我講話、做事,不然的話,對黨不利,對人民不利。今天就算拜托諸位了!”每次聽到這話,我們都為這位老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深受感動。

    彭真同志常說,做工作、辦事情,一是提出問題,二是分析問題,三是處理問題。三個環節,前前后后是不一樣的。提出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半,提得准不容易,也是要深入實際,抓住事物運動中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的。分析問題,為了求得真理、明確原則,一旦有了看法,切忌自以為是,而要自覺地“八面樹敵”,這個“敵”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敵人,而是說要聽取不同的意見,經過比較、鑒別,最后又往往集中為正確的與錯誤的兩種意見。所謂正確的意見,就要經得起駁,駁不倒,才算站得住。這是辦事的原則性。原則是不能摻水的,是就是,非就非,真理只有一個。要敢于堅持原則,一下抓住本質,一竿子插到底,把問題說透。只有自己堅定,才能說服別人,讓別人也堅定起來。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但是,處理問題要謹慎、周到,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有靈活性,善與人同。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原則。總之,堅持原則,團結多數。

    集眾思,是為了廣眾益。彭真同志在始終堅持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同時,又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他反復講: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們的黨和國家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定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就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觀點來的。人民委托我們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人民是主人,我們是公仆,這是事物的本質。在他的心中,人民重千斤。他說:“在我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彭真同志對勞動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把握又使他的這種感情得以升華,明確地把“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作為處理各種問題的基本准則。

    嚴肅認真  精益求精

    50年代,彭真同志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市長期間,對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明確地提出過一個要求,就是要“用可能達到的最高標准要求我們的工作”。他說:“有句古話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這是有道理的。不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准而以低標准來要求自己,和落后的攀比,就會弄得沒有出息。這是自甘落后、妄自菲薄的表現,會使工作缺乏朝氣,缺乏創造性,缺乏進取精神。”他對官僚主義作風深惡痛絕,曾給三種官僚主義作風畫了像:一是“看洋片”,看了那么多,一個問題也沒有解決﹔二是“打排球”,把應該解決的問題當球打,互相推﹔三是“山藥蛋”,各管各的,互不商議,互不關聯。他說,這三個東西害死人。

    彭真同志歷來是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他那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他那兢兢業業、嚴肅認真、精益求精、開拓進取的工作精神,早已有口皆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1979年2月他恢復工作,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剛設立的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領導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時,再一次顯示出他的“個性”:任務越繁重,問題越復雜,他的革命激情、工作熱情就越高漲。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快立法的要求,他以77歲的高齡,立即投入了緊張的立法活動,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一個法、一個一個問題,甚至一個一個主要條款,他都親自調查、研究、推敲,重大原則問題請示中央決定。他經常強調說:“法是給全國立規矩的,一點馬虎不得。嚴肅立法是嚴肅執法的前提。有問題,在法通過前改過來比通過后再改要好。”由于勞累過度,他曾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還要聽匯報、作指示。有一天,中央要開會討論刑法草案重大原則問題。那一天,彭真同志發高燒39攝氏度。他對護士說:“小同志,請你給我打一針退燒針,只要退燒一個小時就夠了。”他就是這樣拿著匯報提綱走進中南海勤政殿的。在彭真同志的主持、領導下,三個多月就擬訂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以及選舉法、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草案,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于1979年7月1日全部通過,開創了新時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局面。這在古今中外立法史上都是堪稱奇跡的。

    許多同志反映,彭真同志講話,連稿子都沒有,信口講來,就讓人聽起來那么過癮、解渴,許多難題立刻迎刃而解。其實,他何嘗有過一次是“信口”講話!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為了准備一次講話,他總是要全面了解情況、抓住主要問題、反復研究思考,講話提綱寫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道又一道,一天不講,一天不停,若几天不講,就几天睡不好覺。1985年6月,他到天津看望當年做地下工作時的老戰友、老部下,本來是沒有准備講話的。6月30日傍晚,市委領導同志說第二天是“七一”,希望彭真同志向市委擴大會議講話。為了准備那次講話,83歲高齡的彭真同志一直熬到了凌晨4時。第二天,他就新形勢下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問題,講了一個半小時。彭真同志就是這樣“信口講來”的。每次講話之后,整理成為“要點”,他又總要反復推敲,一字一句審定。他几次要我們學習陸機在《文賦》中講的,“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彭真同志對這句話作了新解,說:意必稱實,就是要實事求是,客觀、全面、本質地認識事物,這是正確的思想方法﹔言必稱意,這是科學的敘述方法。1986年3月2日,彭真同志在公安部禮堂向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作報告,從上午9時30分講到下午1時,站著講,未休息,一口氣講完。講過之后,3萬多字的記錄稿提煉為8000多字的講話要點,他又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說:“誰讓你當了‘官’呢?講了話,人家是要執行的。不搞准確,容易引起誤解,影響下面工作,不認真不行啊!”

    彭真同志對身邊工作人員很愛護,又很嚴格,寓愛護于嚴格要求之中,不僅絕對不允許利用工作條件,特別是打著他的名義為個人辦事情,而且向他匯報情況必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許說“大概”、“估計”、“差不多”這類的話。我們都曾因為辦事馬虎受過他的嚴厲批評。他尖銳地說:“過去做地下工作,馬虎一點,就會人頭落地的。沒有經過生死考驗,就是不成熟!”批評之后,他又往往很耐心地說:“我可能對你們太苛求了。請你們理解,我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作判斷的,情況搞不准確,判斷錯了,要誤事。”

    我們在同彭真同志的接觸中,親眼目睹了他為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殫精竭慮的感人情景。除了散步、游泳兩項強身健魄項目以外,就是認認真真學習、兢兢業業工作,使人常常痛感他實在是太苦、太累了,而他的臉上卻又總是洋溢著歡欣和幸福。1991年春節前后,他在杭州邊休息、邊工作了4個月,經過體檢,完全健康,沒有任何毛病。于是,他又激發起投身工作的熾烈熱情。3月先視察了秦山核電站和北侖港,又立即北上到上海,視察浦東,與市領導同志座談,日程排得很緊。彭真同志從來關心戰友、關心同志勝過關心自己,甚至對我們這些晚輩也是關懷備至,常提醒我們“要勞逸結合,不要搞得太累。超負荷工作,短期可以,長期不行。身體累垮了,想工作也不行了”。只是在這一點上,他是從來沒有身體力行過的。這次也是一樣。從上海到濟南,坐下來就安排在山東的調查研究活動。當時,我們實在擔心他難以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于是多次勸他注意休息,不能過于勞累。他不但不聽勸,還少有地發了火,說:“共產黨員活著就要工作。不工作,活著還有什么意義?!”由于連日疲勞過度,4月11日早晨彭真同志突患中風,右身癱瘓,住進醫院。在病床前,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們都很難過,深深自責沒有盡到責任。彭真同志卻很樂觀,說他要再站起來,他一定能夠再站起來。果然,他在晚年,以驚人的毅力和鋼鐵的意志,先后兩次戰勝病魔,連醫生都說他“創造了奇跡”。

    1988年6月,彭真同志《論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一書出版前,他一再說:“這些講話集中了大家的意見,是集體經驗的總結,可以說是一本‘協力集’。如果這些講話有一些作用的話,應該歸功于大家,歸功于集體。”彭真同志一生建樹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是我們黨的事業的一部分,他同人民是血肉相連的。他走了,給黨和人民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財富,就是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新的征途上,我們決心繼承他的遺志,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勝利地推向21世紀,貢獻自己的一切。

    《人民日報》    〔19980425牶捸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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