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 時政 >> 時政專題 >> 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 >> 回憶懷念 2002年9月29日13:59


追念敬愛的老領導彭真同志

黃火青  劉瀾濤  伍修權  呂正操  李運昌  李葆華  鐘子云  鄭天翔

    

    彭真同志是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走后,我們這些與他相知相識几十年,在他領導下戰斗工作過的老同志,心中總是涌動著對他不盡的追念之情。

    彭真同志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山西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他先是在太原、石家庄領導工人和學生運動,1926年調天津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地委組織部長、市委書記,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回想起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內思想認識是比較混亂的。一是11月召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左”傾盲動主義在一段時間內占了支配地位。二是少數人對革命悲觀失望,喪失信心。這兩種傾向給革命和黨的組織造成很大的破壞。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賣,順直和天津的黨組織几乎被敵人全部摧毀,彭真同志被捕,并被判9年11個月的重刑,關押在天津第三監獄的“新監”。天津第三監獄地處天津城西,是閻錫山1928年占據河北后在天津擴建的,其中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叫“新監”。監獄當局對“新監”政治犯的管理很嚴,生活待遇十分苛刻。當時要不是外面黨組織和親友接濟,根本無法生存下去。6月中旬,一位叫魏振華的工人同志因患重病得不到醫治慘死在獄中。面對敵人的殘酷折磨,當時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的彭真同志領導獄中同志不斷地進行斗爭。但是,敵人悍然不顧,一味加強管制。彭真同志便和支部其他同志討論,決定發動一場絕食斗爭。經過周密計划,7月2日政治犯以“改善生活待遇”、“反對虐待”、“我們要生存”、“我們絕食是以死求生”等口號開始了一場特殊形式的殊死斗爭。獄外烈日炎炎,牢中陰暗潮悶,絕食的同志都躺著。絕食斗爭一開始,敵人就驚惶失措,把彭真等領導骨干20余人轉到天津陸軍監獄,對其他同志則軟硬兼施,極力分化瓦解,企圖阻止絕食斗爭。但是,敵人的陰謀沒有得逞。由于黨支部事前做了充分准備,特別是同獄外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使獄中的絕食斗爭很快得到社會各界的聲援,記者要求采訪,南開中學的學生要求探望,天津几大報紙也登出第三監獄的政治犯為生存、為改善生活條件而絕食斗爭的消息。敵人怕事態鬧大,影響閻錫山在天津和河北的統治,閻錫山的親信天津市公安局長曾延毅不得不親自到監獄和政治犯談判,答應了政治犯的全部要求。五天的絕食斗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這次斗爭的成功,一是彭真同志和黨支部的同志時機選得好,策略運用得當,抓住了閻錫山在前線作戰,唯恐后方不穩的心理,集中力量反對監獄當局克扣伙食、虐待政治犯的罪行,這些斗爭目標和要求切合實際。二是黨支部作了充分的准備,事前選定了支部領導的接班人,領導不因彭真同志等被轉押而中斷。思想醞釀充分,內部團結一致,斗爭堅決,發揮了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三是爭取到獄外黨組織和社會各界進步力量的支持。這次斗爭的勝利顯示了共產黨人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對敵人是一個重大打擊。隨后,敵人很快就把彭真同志轉到了北平監獄,進一步嚴密地看管。1931年底蔣介石一度下野,林森接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發布了一個大赦條例,其中規定重刑犯減1/3刑期。彭真等同志也因此減了刑期,到1935年秋刑滿。當時正值日寇威逼華北,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法西斯政府簽訂“何梅協定”,平津一帶的國民黨中央統治和地方勢力的統治一時青黃不接,敵人才將坐滿刑期的彭真同志釋放出獄。在獄中的6年多時間,彭真同志不僅對敵斗爭堅決,而且抓住時機大量閱讀馬列著作。當時敵人愚蠢得很,不許政治犯看《水滸》,但是可以讀馬列的著作。后來彭真同志總說,在監獄可以讀書,可以思考問題,監獄是關不住馬列主義的。

    1945年2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演講時說過:華北也有好多黨員像彭真、薄一波,當然還有很多。他們坐班房里頭和敵人斗爭。白區工作的同志沒有坐班房活著的,坐班房活著的,沒有坐班房犧牲的,坐班房犧牲的,這几部分,他們替無產階級作了英勇斗爭。為了斗爭,他們拿著命拼。因為這樣坐了班房,少數人僥幸逃脫的沒有坐班房。應該估計到他們的成績。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充分肯定了像彭真同志這樣一大批在白色恐怖中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廣大黨員舍生忘死、拿著命拼所作出的革命貢獻和歷史功績。

    1935年,彭真同志出獄后,先是任中共北方局駐冀東代表,改組京東特委,重建冀熱邊特委,糾正了王明路線“左”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使冀東黨的工作得以健康發展,為1938年冀東20萬人民的抗日大暴動奠定了基礎。后他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爆發后,他代表北方局領導學生運動,多次到北平解決學生運動中的分歧,推動華北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大聯合。他根據斗爭的需要,組建中共北平學委和北平農委、改組中共北平市委,指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民先總隊部的工作,全面加強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彭真同志總結白區工作的經驗教訓,堅決支持劉少奇同志糾正白區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方針。根據華北乃至全國的抗日新形勢,他在北方局機關刊物《火線》上,連續發表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批評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兩種傾向。西安事變發生后,他又代表北方局向北平市的黨組織傳達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并親自向許德珩等愛國人士宣傳中央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在錯綜復雜的斗爭中,他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救亡組織的成長和進步,也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1937年5月,彭真同志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任白區代表團主席,大會主席團成員。5月6日,他在會上發言強調黨在白區工作要充分運用統一戰線形式,廣泛組織發動群眾抗日,同時又說:必須將黨的獨立性提高,否則,只有給國民黨當尾巴。這次會后,他又接著出席了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和會議期間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支持劉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區工作方針和策略原則。這次會議為抗戰爆發后,黨在淪陷區、國統區工作的正確展開奠定了基礎。

    在白區工作的十几年里,彭真同志經受了生死考驗,也積累了丰富的地下斗爭的經驗。在抗戰爆發后,特別是在延安他擔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期間,結合我黨在敵后城市工作的經驗教訓,部署工作。在黨的七大上的發言中,他系統地闡述了黨的地下斗爭的歷史經驗,和“精干隱蔽,利用合法形式,團聚群眾,蓄積力量”的方針。他的這篇發言,是研究我黨白區工作和在戰爭年代如何進行地下斗爭的重要歷史文獻。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彭真同志作為北方局組織部長,參加部署黨在華北敵后創建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的工作。1938年至1941年,他又作為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北方分局)書記,同聶榮臻同志一起領導創建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他善于把馬列主義與根據地的實際相結合,在黨中央領導下,和分局同志一起提出并實施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政策。晉察冀邊區被黨中央譽為“華北黨的模范”、“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邊區的工作千頭萬緒,彭真同志始終把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作為鞏固和建設根據地的中心環節,把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作為首要任務,把發展和鞏固黨作為做好各項工作的關鍵。他經常在分局黨校和黨的干部會議上,結合實際講黨的基本政策和黨的建設,強調要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爭取黨的領導權﹔提出黨的各級干部“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法和精神,把它融會消化成為自己的東西”。他正確地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晉察冀邊區這塊大根據地建立起了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與此同時,在他的關懷領導下,在北平、天津、唐山等敵占城市內我們地下黨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或潛入敵人內部取得了有戰略意義的情報,對打擊和消滅敵偽反動力量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時期的1940年,彭真同志為鞏固根據地,粉碎日寇的掃蕩,堅持敵后的抗戰,親自搞調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北方分局關于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共計20條,簡稱《雙十綱領》。這個綱領以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指導,科學地總結了邊區抗戰經驗,就邊區建立“三三制”政權,堅持國共合作抗戰,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實行減租減息,開展大眾文化,各民族平等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政策規定。《雙十綱領》的頒布實施,受到邊區各界各階層人民的擁護,也受到黨中央的高度評價。黨刊發表文章說,全國各地特別是敵后方其他各抗日根據地,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設施計划上,都應以它為最好的參考借鏡,以推動全國團結抗戰和民主化進程。

    1941年6月至8月,彭真同志在延安就晉察冀邊區各項具體政策及黨的建設經驗,分7次向毛主席和政治局作了詳細的匯報。中央逐次將匯報內容批轉各根據地黨委。匯報后,彭真同志又作了詳細整理,出版了單行本。這個匯報,分析了邊區黨的各項政策的根據和不同時期執行政策的重點,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邊區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基本經驗。毛澤東同志說這個匯報“是馬克思主義的”。

    1941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彭真同志為中央黨校教育長。彭真同志到黨校后即同毛澤東、任弼時等同志共同商定,起草了一個《中央黨校計划》,明確規定了中央黨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具有理論及獨立工作能力的高級干部。計划對于學員的條件、學員的來源,各種不同班次的設置,學員的待遇,修業的年限,課程的安排,以及黨校機構的調整,人員的任命,等等,都作了規定。與此同時,彭真同志向毛澤東同志請示,中央黨校的校訓是什么?毛澤東同志說,應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1941年冬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后,毛澤東同志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鑲嵌在禮堂正面的牆上。此后,實事求是成為概括毛澤東思想精髓和黨的思想路線的科學表述。根據這一精神,中央黨校規定了三條辦校方針:一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二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三是把自己的言行當作客觀事物來對待。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指出整風運動就是宣傳唯物論,宣傳辯証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使黨員和干部能夠切實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根本方向。毛澤東同志整風演說的發表,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的普遍展開。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政治指導由毛澤東同志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同志負責,黨校的整風學習由彭真同志負責,并由他主持政治教育會議,負責出版學習報。

    根據中央指示,彭真同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黨校整風學習計划。5月14日,彭真同志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代替社論的署名文章《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發表。文章指出文件的精神與實質,就是指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立場,徹底的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徹底的辯証法的方法。領會文件的精神與實質,目的就是運用它來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來預言事變的發展過程,從而確定正確的方針,用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領會貫通的標准是實踐,是會不會應用。在黨風學習階段,黨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9月16日,彭真同志在全校大會上作了《關于黨校討論大會的方針問題》的講話,提出在真理面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強調要以嚴正的、徹底的、尖銳的、誠懇坦白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充分開展黨內思想爭論,充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切原則性的問題都可以討論,討論會的目的在于把原則問題、是非問題、思想問題弄清,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彭真同志這些文章和講話對于推動黨校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同志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同志任副校長。到1944年初黨校已由原一、二部擴展為6個部,共有學員3000多人。中央黨校經過調整,整風學習的改進,理論聯系實際學風大大發揚了。學員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僅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空氣更濃了。

    1944年7月18日、19日,彭真同志在中央黨校作了題為《思想方法問題》的整風總結報告,指出要客觀、全面、本質地看問題,實事求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目的在于求得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總結報告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概括了整風運動深遠的理論意義。

    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對于全黨的整風學習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因為黨校集中了黨的相當多的高級干部和黨的七大代表,他們熟悉黨的歷史,經受過殘酷斗爭的考驗,有著丰富的實踐經驗。毛澤東同志正是通過首先抓中央黨校特別是高級干部和黨的七大代表的學習,進而推動全黨掃除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惡劣影響,正確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清算了王明先是“左”傾后是右傾路線的危害,使全黨端正了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固的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在這樣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彭真同志作為領導人之一,協助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作了許多具體的發動和組織工作,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為培養黨的大批高級領導骨干,為在黨的七大上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黨的七大時,彭真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的前夕,他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實現黨的七大作出的爭取東北的戰略決策,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方針,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陳云、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為委員的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從各根據地抽調2萬干部,10萬大軍和100個團架子的軍隊干部迅速進入東北。在這一歷史轉折關頭,彭真等同志于1945年9月18日抵達沈陽,挑起了開辟東北解放區的重擔。

    當時東北處于蘇聯軍事管制之下。東北問題牽涉美蘇、美蔣、蘇蔣、蘇我、國共兩黨關系等,矛盾重重,形勢錯綜復雜,變化急劇。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緊緊把握形勢,及時果斷作出決策,又根據情況發展變化,及時果斷地調整、改變部署,對東北工作和作戰給予具體指導。彭真同志嚴格地執行了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決定、指示、命令、作戰部署,在粉碎國民黨軍事進攻的同時,堅持不懈地放手發動群眾,剿滅土匪,摧毀敵偽政權,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發展武裝,擴大主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和黨的各級組織,努力營造和鞏固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他說:“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么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范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堅固的基礎。”彭真同志和東北局堅決貫徹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戰略意圖,在錯綜復雜、艱苦卓絕的激烈斗爭中,從全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出發,從東北的實際情況出發,站在政治的高度把握東北的大局,抓住蘇聯在57個城市實行軍事管制和我軍最早出關部隊先于國民黨軍隊到達東北地區這一有利時機,迅速壯大自己,同國民黨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頑強爭奪戰。同時,他立足于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這一基本點,正確掌握黨的各項城市和農村政策,最大限度地發動工人農民群眾,改善他們的生活,爭取和教育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并從更長遠的觀點制定了保護工商業、礦山、交通的政策,使我黨在東北初步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艱苦的斗爭終于換來了勝利的果實。到1945年底,東北我軍已由出關時的10萬人擴大到近30萬人,南滿、北滿、西滿、東滿各省省委、市委或工委已經陸續建立。到1946年上半年,我軍抗擊了蔣軍大舉進攻,根據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命令,奪取了長春、齊齊哈爾、哈爾濱,進行了英勇的四平保衛戰,顯示了我軍的戰斗力。在撤出四平、長春后,仍控制了包括哈爾濱、齊齊哈爾這些大城市在內的整個北滿和西滿、東滿一部分的廣大解放區,并保住了南滿几塊根據地和游擊區,以及大部鐵路、松花江航運交通樞紐,使東北几塊根據地連成一片。解放區的面積約占全東北的3/5。這些根據地成為我黨、我軍同國民黨爭奪東北的重要的戰略依托,為后來取得遼沈決戰的勝利,解放全東北奠定了鞏固的基礎。彭真同志于1947年5月回到了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新中國成立后,彭真同志在擔負繁忙的中央領導工作的同時,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市長,是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要奠基者,他在北京剛剛獲得解放不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伊始,就明確提出北京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北京的建設方針是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政府。他抓住北京城市建設要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貫徹“三個服務于”的方針,闡明了北京作為首都所擔負的特殊任務,又充分體現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北京工作的日日夜夜,彭真同志精心布局首都的經濟建設,親自抓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划,提出了“城市規划要有長遠考慮,要看到社會主義的遠景,要給后人留下發展的余地”,北京工業要實行精兵主義,堅持質量第一,今后既要抓“高精尖”,又要抓“吃穿用”的思想﹔他關于北京人口、住房、道路、用水、煤電、綠地的發展設想,以及關于工業、農業、商業、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發展用地的預留,經過几十年的實踐証明,是很有遠見的。北京是科學、教育、文化的中心。彭真同志在抓經濟建設的同時,把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擺到突出位置,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工作,關心他們的生活和思想,非常尊重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提出的建議。在黨中央和以彭真同志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北京市全體人民17年的共同努力,使北京發展成為一個工業門類比較齊全,農林、水利建設比較快,具有相當科技和文化水准的社會主義城市,為更好地發揮首都的功能,為后來北京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奠定了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

    特別值得我們認真回味和思考的是,彭真同志抓住執政黨的建設這一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精辟論斷。他在1950年北京市黨員大會上提出保証黨永不腐化的四條原則:依靠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依靠跟群眾密切聯系,依靠廣大群眾的監督,依靠批評自我批評,依靠制度、法律和紀律來監督保証。1954年他在北京市委組織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保証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生嚴重問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他說,不依靠集體領導是違反辯証唯物主義的。依靠組織把主要干部集合起來反復研究解決矛盾的方法,實行集體領導,是正確處理問題的最根本的方法。彭真同志講的這些話,盡管時間已經過去几十年了,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特別是聯系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我們取得的新經驗和黨面臨的新考驗,更加顯示出這些思想的科學性和真理的光輝。

    彭真同志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擺到頭等重要的位置。他強調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高黨的執政水平的關鍵。1958年“大躍進”正處于高潮,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創刊。彭真同志親自撰寫了題為《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一文,作為發刊詞。他說,要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就要根據黨的方針政策,根據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即用黨和群眾自覺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觀上的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進。他指出,“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一樣,隨風飄蕩,即跟著空氣辦事”。改造現實,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按照片段的材料和表面現象辦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亂干。他指出:“我們必須從事物的萌芽形態中,從新鮮事物的典型研究中,從單個新的典型經驗的總結中,看出一般,抓住關鍵,抓住主流,探索出事物發展的規律、方向和前途,以便形成從本質上概括情況的若干概念,形成科學的政治預見,用來指導自己和群眾的實踐。”彭真同志認為,黨的領導,“有政策領導,有組織領導,但是最高的領導是思想領導。政治、政策都是用思想來貫串的,它是領導工作中的靈魂,是最根本的東西”。指出為了加強思想領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理論水平”。只有提高了理論水平,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迷失方向。

    彭真同志非常重視抓黨的干部作風和黨性教育。他總說,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是共產黨員,辦事要憑黨性,憑黨的立場、黨的方針和政策辦事。要遵守黨章和憲法。黨員干部要堅持群眾路線,注重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以可能達到的最高標准要求自己的工作。對不同意見,要允許充分發表,要區別政治問題和學朮問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社會主義建設不犯路線上的錯誤,根本的一條是調查研究。他身體力行,經常深入基層,走訪群眾,傾聽方方面面的意見,從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考慮黨和國家的政策,他的這種思想和工作作風,給廣大干部做出了表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彭真同志不顧77歲的高齡,全力投入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的緊張工作。他直接主持了憲法的修改和國家機構的、民事的、刑事的、訟訴程序的、經濟的、行政的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的制定,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他一再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總結几十年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得出來的結論,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改革和歷史性的根本任務,是國家長治久安,比較能夠經得起各種風險、克服各種困難的根本保証。“憲法的權威關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國家的命運,決不容許對憲法根基的任何損害”。他堅決主張把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他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維護憲法尊嚴的核心內容,是憲法的總的指導思想,既反映了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規律,又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前進的共同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証。站在四項基本原則的高度看問題,我們就能分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是非,增強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就有信心去戰勝一切困難。

    彭真同志長期主持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他對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抓得很緊。他說,現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立法工作特別是經濟立法要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政法工作要維護國家的安全統一和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政法戰線歸根到底是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為做好這些工作,他傾注了大量心血。

    在我國,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和執行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是彭真同志的一個重要思想。他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嚴格依法辦事,遵從人民意志,三者是一致的統一的。黨員服從憲法和法律,就是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威力,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彭真同志指出要善于把憲法和法律交給群眾,只有群眾掌握了憲法和法律的武器,才能形成團結一致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力量。

    彭真同志一貫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政權工作走群眾路線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是人民管理國家的基本組織形式,也是群眾監督行政首長的基本方法、基本形式。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把國家的民族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這是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証,也是我們國家比較能夠經得起各種風浪的可靠保証。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堅持黨的領導,是完全一致的。黨對政權建設的領導,是政治上的領導,主要是考慮全局,提出方針、政策、任務,保証它的實現。黨對國家的領導,要通過國家的形式。黨的主張、意見,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委會通過和決定,就成為國家的意志。堅持黨的領導,最根本最主要的是靠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靠黨和群眾的密切聯系,靠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委會,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代表人民的意愿,制定法律和就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它的任務是保証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的正確完成。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決定一些有關國家全局的、長遠的、重大的問題,根本的一條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集體行使權力,集體決定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加強和完善。縣級以上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委會﹔實行差額選舉﹔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這些規定不僅是撥亂反正的重要舉措,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在完成這些工作過程中,彭真同志從提出建議到具體實施,都作了縝密的理論思考,起了關鍵作用。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彭真同志一再告誡全黨同志要發揚延安精神,不要忘記黨的宗旨,不要忘記黨的群眾路線,不要忘記艱苦奮斗的作風。這位老共產黨員真誠的肺腑之言,蘊含著多么丰富的情感啊。

    彭真同志離開我們了。他的崇高品德風范永遠是我們心中的一座丰碑。他的思想理論,對于我們正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按照黨的十五大的戰略部署,向著21世紀的目標奮進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歡慶黨的十五大勝利閉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8周年的時候,謹以此文紀念為我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事業立下顯赫功勛的我們的老領導、老戰友彭真同志。

    

    《人民日報》    〔19971011牶恁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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