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和工具，但当一种行为的违法成本与违法所得相比低得可以忽略不计时，知法犯法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法律的权威性也会被从根本上削弱。许多法学专家认为，违法成本过低是我国现有的许多法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动物防疫法及其相关的法律也存在这个问题。如动物防疫法规定，对不按照规定免疫、消毒、处置染疫动物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只能代处理，起不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又如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规定了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但也规定了对检疫发现的禁止携带、邮寄物，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一位从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人士介绍说，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而导致疫情传播的风险非常大，世界各地如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对此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我国香港地区规定，对违法的入境旅客，最高可以处罚5万元港币，或判处监禁6个月。而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并未设定对违法当事人的处罚，已规定的处罚根本起不到威慑和惩戒作用，不少入境人员抱着不主动申报，大不了被查出来遭到没收也就完事的心态，使我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

　　禽流感的肆虐，使整个社会对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完善和修改法律，也势在必行。而在此过程中，对有关“违法必究”的法律条款做出进一步硬性规定，提高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是一项更加有效进行动物防疫的重要内容。

　　《人民日报》(2004年07月21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