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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对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的损害
刘政
  2004年07月15日13:0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拓了一条光辉的道路,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当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健康发展之时, 1957年夏季掀起了一场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从此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和有益探索中断了。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回顾这段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当然,解决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发展经济)。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后,又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显然,这样做,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是,事与愿违,1957年夏季发生了预料不到的严重事件。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协助党整风,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号召他们畅所欲言,向党提批评意见,特别是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5月初至 5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发言。据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切中时弊。如张奚若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是金科玉律?希望中央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单行法规等等。另一方面,在座谈会和社会上的鸣放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从5月15日起,开始写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獗进攻的问题。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很快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加上采取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制去进行,这就使这场斗争严重的扩大化了。如把一些人在党的会议上或人大会议上的正常批评,看作是向党进攻;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理论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从而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谈话,说对右派分子不存在言者无罪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批示:郭沫若此篇,《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7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这样,就把右派分子定为敌人,有罪与无罪的界限不是由法律来确定,而是可以随意地、主观地认定了。由于反右派斗争极严重地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

  表现之一:堵塞了言路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右派的“罪行”。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浓厚气氛。在小组会上,对被点名为右派的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不仅揭发批判他们的现行“罪行”,而且追查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那么文明。400多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都是揭发批判右派言论的内容。这些发言,有些是出于对右派的义愤,有些则是为了表白自己与右派划清界线而言不由衷的表态,不少人后来为自己的发言感到内疚。有的代表在激昂慷慨地作了批判右派的发言后,很快自己也被划为右派。会议气氛极不正常,许多代表尤其是知识分子代表非常紧张。四川省代表巴金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16卷第595—596页)

  由于毛泽东在“七一”社论中点名批判了所谓“章罗同盟”,并且把民盟、农工民主党错误地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所以在这次大会上集中火力批判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大代表。大会、小会追查“章罗同盟”的活动和罪行。实际上,章、罗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同盟”(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11页)。在强大火力下,被点名为右派的20多位民主党派中的人大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坛检讨,表示“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它极大地伤害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代表。

  反右派运动中“左”的错误,不仅损害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形象,而且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的后果。全国人大代表袁雪芬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到1957年那次会议,情况紧张了。人代会成了对右派的斗争会。代表们被‘组织’起来,联合发言。讲话非常小心,心里想说的也不敢说,更不敢单独发言。”被错划为右派的全国人大代表沈志远在自我检查中说:“大概所谓言,只能私下说说,如果公之为言论,影响到别人,就变成了‘行’,而不仅仅是‘言’了。”从此他认识到:只有讲一点对别人毫无影响的话才可以免无罪戾吧。经过反右运动,大概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产生了这种认识。1958年1月,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人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后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到 1962年3月21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214页)

  实践证明,要发扬人民民主,就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体现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体现人民民主的权利,就要提倡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在坚持宪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对党和政府的具体方针、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对领导人的讲话提出不同意见。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包括难听的话,都要听。即使不那么正确的意见,听了也有好处。重视和尊重不同的意见,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健全国家政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后的头三年,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代表们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工作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从反右斗争起,这种环境和气氛基本上没有了,人大工作只能越来越流于形式。

  表现之二:中断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建设的探索

  从1956年八大前后到1957年上半年,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毛泽东同志在八大期间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谈到扩大民主问题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但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周恩来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想办法”,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加强人大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透明度等。他还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如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做了8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董必武同志在八大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他提出,法制应当逐渐完备起来,抓紧制定一些急需的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要做到有法必依,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他还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批评了有些地方党政不分和党委往往直接发号施令的现象。这些重要的思想在反右派运动后都不再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断了。

  在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右派言论”,横加批判。例如,法律界一些人士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不要以政策代替法律”,“要解决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问题”等等,统统被认为是错误言论。《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说,法律界右派向党进攻的“总的口号是法治”,目的是用法治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设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到权力机关的作用。”结果被说成是“诋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扣上“右派”帽子。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尤其值得—提的是:1957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组织力量,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案。包括全国人大增设8个常设委员会,县以上地方人大—律设立常委会,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前拟出了修改宪法和组织法草案的初稿。结果,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仅这个方案被搁置了,而且对参加调查研究的一些同志进行了严厉批判,说他们提出全国人大增设委员会,是“右派的主张”,是“为右派夺取党的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这个方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在修改宪法和组织法时被采纳。可见,反右运动及其后的一系列“左”的运动,使人民代表大会建设至少延误了20年。

  表现之三:人大工作不断削弱

  从反右运动开始,“左”的思想日益严重,政治上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经济上大搞什么“跃进”、“速成”和公社化运动,国家政治生活陷入不正常状态,人大工作也难以开展。

  立法工作基本停顿下来。据统计,从1949年9月到1954年8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共颁布法律法规506件,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共颁布法律法规434件,其中法律、法令25件。反右之后,立法工作大大削弱,从1959年 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1966年7月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 7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对已制定的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批准商标法管理条例和外国人入境过境居留旅行条例,以及17个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外,没有制定任何一件新的法律、法令。

  对此,1960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人在同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等会谈时,有以下一段说词:我们国家究竟主要靠什么进行工作?主要靠法律办事还是靠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根据这几年的经验看,主要靠政治挂帅,群众运动这两条,不是靠法律。当然必要的法律还是要的,我们把它当做辅助手段。我们多一点法好,还是少一点法好?我们认为少立一点,不要太多。法律条文细一点好,还是粗一点好?我们认为粗一点好。法律过细过多,会束缚群众手脚,阻碍革命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利。所以我们考虑完备的法典,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这些东西不搞好。历史上兴旺的时代,法律都比较简;法律繁了,倒是不太好的时代,都是衰落的时候。

  这就是当时许多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领导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还搞什么法呀!

  监督工作流于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能按时召开,往往一拖再拖,即使开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会议通过的计划、预算等,会后可以随便变更,没有任何约束力。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违宪违法的事,也没有人过问。宪法上明确规定的一些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等,都当成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195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的决议;同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调整直属机构,又撤销了法制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工作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削减, 1957年前工作人员为365人,1959年后只剩下100人了。

  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是建国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逆转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从此走了下坡路。正是由于没有重视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来源:《中国人大》

(责任编辑:赵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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