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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了半个多世纪的《义勇军进行曲》
吴北光
  2004年07月29日14:4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起来!

  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每当我们听到那熟悉的旋律,唱着这鼓舞人心的歌曲时,心中总会热潮澎湃,一种激昂、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首让中华民族儿女振奋的歌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一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歌与国旗、国徽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标志,赋予国歌与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在法律形式上把这三个国家的标志统一起来,一方面提高了国歌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像 1978年那样轻易地更改国歌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样就保证了国歌的相对稳定。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1935年发行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5年5月16日在《电通》半月画报第一期正式刊出。

  这首传遍中华大地近七十年的歌曲,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她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去争取优异的体育成绩为国争光,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义勇军进行曲》不但在我国的音乐史上,而且在我国的现代史上都有值得我们回忆的一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式侵略中国的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田汉、聂耳在1932年和1933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爱国激情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聂耳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中学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学期间他就高唱革命歌曲来积极唤醒民众,为寻找革命出路他曾拿起武器参加学生军,就业工作后积极从事左翼的音乐、戏剧、电影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热心组织者和领导人。

  1934年春,在上海地下党“电影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的电通影片公司,田汉参与主持公司的剧本创作。为了起到鼓舞斗志作用,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原本是由田汉创意的,但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了。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电影剧本。聂耳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找到夏衍,主动要求为这首主题歌词谱曲,当看到歌词:“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的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不断地产生,仅用两夜功夫聂耳就完成了曲谱初稿。此时的中国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同意他去日本深造。行期在即,只得将曲谱初稿带到日本修改。在日本将完成的曲谱定稿寄回祖国,收件人是孙师毅、司徒慧敏。一首表现了中华民族刚强性格,显示了祖国尊严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曲子每个音符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气氛,充满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豪迈气概。这是聂耳短暂一生的最后作品,寄出这支曲子不久,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他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义勇军进行曲》从她诞生后的十几年里,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扬。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40年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的一个音乐厅,演唱了这首歌,第二年他还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和世界无产阶级中,《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曲目中,不仅包括了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而列在其中。

  新中国国歌的确定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开始进行。当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提议与赞同中共主张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议设了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国际交往中代表了一个国家。新中国的国歌成了迫切需要迅速确定的问题之一。

  中国在清代以前,政府间的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中国最早的国歌产生是缘于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在欢迎仪式上要演奏国歌,为此清政府只好临时编写了一首。因是李鸿章最早使用,便被后人称为《李中堂乐》,此后十多年,清政府对外交往及国内大典中一直沿用此歌。二十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一首名为《巩金瓯》的晦涩难懂的国歌:“巩金瓯,承天祷,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但一个月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这首国歌也随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征集国歌,并在公报上刊登了一首歌词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光荣,锦绣河山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首国歌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把一首名为《中华雄据天地间》的歌曲作为国歌。1920年,段祺瑞政府又以名为《卿云歌》的歌曲作为国歌。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国民党党歌为代国歌, 1943年正式定为国歌。

  六十余年来,中华大地政权不断更叠,国歌也几度易换。可见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特色,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新中国将要诞生,也呼唤新的国歌产生。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等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 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同时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像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人杰地灵的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截止到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余篇。当日,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对应征的国歌歌词进行认真讨论。经过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拟制国歌的工作一时难以完成,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当前时代的要求。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应后再作最后选定。在9月14日的第六小组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议:“国歌在正式大会赶不出来,也可以晚一点。”9月17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意担任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直接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工作情况报告。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止到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等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选取国歌歌词内容上出发点也是不同的,有的国歌赞美国家历史,有的国歌歌颂祖国山河,有的国歌祝福国家元首,有的国歌表达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信念,等等,新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国歌呢?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18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先生并拟就了三段。但张奚若、梁思成先生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何况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饶的战斗精神。毛主席拍板同意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即将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义勇军进行曲》经历了战火纷飞岁月的磨砺,走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权力殿堂。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雄庄的旋律在新中国首都冉冉升了起来。

  其后,在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新华社答读者问”中,进一步对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和其中有些词句不符合于目前情况者为什么不修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国歌歌词的修改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十七年,直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田汉被“专政”于1968年含冤去世。特别是1970年全国大规模地批判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作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同志在1975年被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田汉同志遭难,他作词的歌曲当然不能再唱了,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群众集会时也只是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由于受“文革”左的思想影响,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的建议提到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大会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最后确定由李焕之同志配的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

  代表讨论新的国歌歌词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表示赞同,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党的领导、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基本内容,很好。

  另有一些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有不足之处,建议进行修改。冯至代表对新歌词感到不满意,认为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就像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钱仲泰代表认为原歌词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在当时的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成功的,新歌词在艺术上至少不应比原歌词差,新歌词平仄、音韵及形象思维方面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建议对国歌歌词这次大会不作决定,将新歌词发到基层,广泛征求创作新词,由中央重新挑选后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再作决定。同时他认为,集体创作容易出现前后协调性差的缺点。

  有的政协委员也对歌词提了意见,如认为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写明“李焕之配词”等等。特别是不少政协委员建议在宪法第四章中加上国歌的内容。

  虽然有两种不同意见,但修改国歌歌词一事酝酿已久。例如王昆仑同志在 1977年11月就试拟了国歌歌词(未定稿),内部征求意见。在这次大会上修改国歌之事已是不可更改,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这次大会通过。同时决定,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歌曲,为保持国歌的稳定性,除注明“聂耳曲、集体填词”外,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

  国歌的恢复

  从1978年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也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纠正“文革”中的错误路线和冤假错案的工作加速了步伐,历史的正义渐渐走进社会各个领域。1979年,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同志的“结论”被推翻了。田汉终于得到昭雪平反,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他开了一个迟到的追悼会。

  怎样对待在“文革”那种特殊历史时期修改的宪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纠正在那个极左环境下产生的偏差,就必须对一九七八年宪法进行修改,保证依法治国能够正确、顺利地进行,真正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80年9月10日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决议,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

  在1980年至1982年宪法修改的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各个方面意见(也包括修宪委员们),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田汉同志的政治问题解决了,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应有个正确评价。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恢复 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还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那样,作一个决议把国歌确定下来。当时也有的代表主张国歌写进宪法,但宪法修改委员会认为,1949年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共同纲领”和“一九五四年宪法”中都没有写国歌的内容,遵从习惯的做法,这次也可以不采纳这种意见。但在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点上是没有争议的。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最能唤起强烈共鸣的莫过于《义勇军进行曲》。每逢重大节日、重大场合、重要会议都要升国旗、奏国歌。全国各族人民同唱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可以增加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凝聚力。国旗、国歌、国徽是国家的象征,这次修改宪法,增加了对国歌的规定,赋于国歌宪法地位是众望所归。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不忘记中华民族曾遭受过的耻辱,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而努力奋斗。

  来源:《中国人大》

(责任编辑:赵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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