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是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日，他的谈心录《倾听梁衡：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全面回顾其成长历程以及为文、为学得失。这里我们刊出成青华、董岩缩写的全书主要章节的梗概——

1、成名作 

    1980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二版发表了梁衡采写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约1800字。这篇稿子的影响之大连梁衡自己都始料未及：

    “1980年暮春我到山西忻县采访，听说有一个农村青年叫岳安林的养猪很在行，我到村里去访问他，他却进城了。我看了他的猪场，又看了他的院子。这个人遭遇实在坎坷，就因一个‘富农子弟’的成份，考上大学后又被退回，在村务农，总遭人白眼。家境贫寒到拆着卖房椽过日子。当晚我回到县城，晚饭后约岳安林来招待所谈了一个小时。他走后我即草成一篇1800字的通讯。我不知它到底能不能发表。

    我没有想到的是，见报不几天报纸即收到电话来信，反响极强烈，而且居然延续到第二年4月，近半年而不衰。这时报社来电话说，这篇稿已被选为1980年全国好新闻（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搞好新闻评奖）。” 

    第一篇短文发表后，梁衡决定再去忻县作二次采访，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半年来岳安林就收到3000多封信。梁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也懂得了记者的价值。他在养猪场和岳安林生活了7天，更使他认识到岳安林是继土改、合作化后我国第三代新农民的代表，于是又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此后梁衡又马不停蹄写了通讯、消息、人物介绍、记者来信、问答、连环画等，先后在8种报、刊、书上发表，制造了一小股“岳安林热”。后来这篇写岳安林的报告文学还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连同通讯获得的“好新闻奖”，在这一个题目上就得了三项奖。而当时梁衡还只是个入报社不到2年的小记者，岳安林也由一名普通农民破格转为干部，并被任为地区科委副主任，后被选为省政协委员。梁衡认为，这种通过不断挖掘对一个典型前呼后应、造成回响的连续报道，更易加强宣传效果，使典型的指导意义不断扩大。

    后来梁衡回想起往事，把这篇成名作及其引发的一场热闹比作一个牧童无意中踩着了一个山道上的机关，他认为记者成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积累，知识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化积累；二是机遇，要能碰到充分表达这种积累的题目。……而文章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你决心要将某一篇文章写成成名作，往往失败，你只须抱定一个当好记者的决心，倒可能遇机而成名。”

2、由记者而导演 由导演而演员 

    1985年梁衡利用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暑假时间，回到吕梁山区，在一个很偏僻的山村里采访了一位扎根山区20多年的小学教师李健——

    当年22岁的李健背着一卷行李来到吕梁山深处的疙叉嘴村办学。当时吃住教学都在一个黑窑洞里。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他又靠一把镢头两只筐子挖窑洞，靠开荒办农场、小果园，来贴补学校费用，20年来，学校不断扩大，两迁校址，1966年，这个穷村子就已实现了全体适龄儿童免费上学，现在这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已经出了三个大学生、五个中专生。全村190多口人没有一个文盲。李健还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帮助群众发展经济，特别是植树造林，培植果木。群众说，李老师不但给我们送来了文化，还送来了科学和富裕。梁衡后来回忆这段采访经历时说：

    “一采访完后，尽管我十分激动，但我还是无法写他：新闻要新，但李健在这里已风风雨雨工作了20年，这叫什么新闻？记者遇到了一个无由头的新闻。有心宣传，无借口。这时就要找个由头，但又实在找不见，我突然想起干脆造个由头。”

    为了“造”新闻由头，更为了表达对这位英雄教师的敬意，梁衡向当地的县委刘书记建议对李健进行奖励。刘书记表示县里穷得当当响，拿不出钱来奖励。梁衡又建议：“奖名誉也好嘛，比如授予个‘山区办学英雄’，‘新吕梁英雄’，再穷连一毛钱一张的奖状纸也买不起？”他还提出要为此写个头条新闻，刘书记当即同意，这个善良的交易就这样在玉米地边拍板了：

    “回到记者站，我写好新闻稿，单等那个神秘的电话。刘书记不失约，三天后电话来了，放下电话，我的稿子也伸进传真机里，传向北京。几天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出现了这条记者导演的新闻。

    “数年后我披露这段内幕也许有读者会问：‘你这样不是在造假吗？’我说这不是造假，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记者尽一点社会责任。我想起新闻界一位老前辈说过一句话：记者的工作最象党委书记，……用这种能力去选择典型，发现有代表性、方向性的现成新闻就是好记者。……当然如果借记者身份乱出主意，甚而瞎指挥那又当别论了，而且那样产生的新闻也要受实践的否定。”

    梁衡在充分利用手中笔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创新勇气亲自“下海”办公司，直接为科技人员排忧解难。他拟了两句响亮的口号：“象开发矿藏那样开发人才，象搞活经济那样搞活经济”；“愿天下有才者都能为四化出力”，利用自己多年在科技界采访形成的优势，成立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因为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办的，取名“晋光”。这个公司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公司”，它的成立曾引起强烈反响。所谓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其实当时只有梁衡一个人。梁衡说，这次自己真正走到了前台，当了一回主演。

    梁衡主演的“戏”得到了热烈的捧场。山西省委、省政府对晋光公司的成立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专门责成一名副省长具体抓这件事。省长办公会议还决定予以支持，批准成立人才开发公司，并在开办之初拨款15万元——

    1984年1月26日《光明日报》一版，梁衡在《山西省试办人才开发公司》这样介绍这家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这是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它广泛收集社会上零散的小改小革成果，组织、挖掘闲散的和未被人重视的科技人员，并给予支持，帮助他们完成研究、通过成果鉴定、安排生产和向有关方面推荐使用。其活动经费将靠自身开展咨询、转让成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提取的收入，以‘科研养科研’。”

    不久梁衡即就被选送中央党校学习，短暂的“下海”经历就此结束。 

3、说真话最难

    记者，特别是常年驻基层的记者，耳闻目睹许多民生世情，总有一种冲动要诉诸笔端，想利用自己的报纸呼喊几声。而报纸常受一个时期形势的左右，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有拐着弯说的，甚至有时还要违心地说假话的。要能变、编、忍、争，凡在70年代“四人帮”粉碎前后当过记者的人都知道这份酸甜苦辣。

    1979年春，梁衡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得知了 “西水东调”工程的内幕，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连夜写了5400字的稿子，批露大寨左的、假的做法：     

    “当我将稿子往信筒里一送时，我就自信，无疑这是一篇里程碑式的新闻，而做记者的，几年、十几年也常常等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哩。”

    “但是采访中找到人肯给你说真话难，写在稿上的真话要发出来也难。当时陈永贵还任副总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路线得到确认，许多事情都在重新认识，但船大难调头，许多大问题还在试探阶段。大寨问题在报上正是将未说，又不知怎么说。我这篇稿一送半年，这中间我回了两次报社，我说不能见报发‘内参’，结果内参也不敢发，就这样压了下来。”

    “这样整整等了一年零三个月。1980年6月14日，早晨我正在街上跑步，忽然广播里响亮地宣布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我停下来，细细地听中央台的这条重要新闻。许多材料简直就是我的原稿。但报纸来了，署的名字却是别人。原来有人在这真材料上搞了一点假动作。”

    这篇被人冒名顶替的稿子后来评上了当年的好新闻。但一篇好新闻不只要能及时批露最新的发现和最隐秘的内幕，更重要的是要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有记者对事件本身和对社会的深层思考：

    “由人到神，由好典型到虚假的模式，我们过去对人对事常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这种痛苦的异化。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就是说假话。直到这个模式和典型被抛弃，才会真相大白，又再从头说真话，这样循环往复。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只能证明一条真理，要说真话，记者要敢说真话，上面要让记者说真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有时又是很难做到的。” 

4、 为隐者立传 为无名者传名 

    梁衡长期在基层工作，采访了很多普通人：有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普通教师，有不求名利默默工作的普通工程师，有不关生死植树治沙不止的长辈，还有孤身一人愤然抗争的老者，在借助梁衡的一支笔，名扬四海之前，很多人从未走出过乡间：

    “可能是长期在基层记者站工作的缘故，我总是对那些在穷乡僻壤埋头工作如黄牛拉犁一般的人寄予十二分的同情。他们见记者时那份憨厚的微笑，那份寻问上面新精神的虔诚，那谈到自己工作成绩时的坦然和淡然，还有那爬满皱纹的脸与青筋暴突的手，常使我心中掠过一丝无名的悲哀，好像上帝就专造这批人来吃苦的。”

    “倒不是他们多么伟大，但他们为国为民甘愿吃苦这种精神实在是人类的一份重要的财富。他们根本不想出名，但人们却应该记住他们。这正是我们当记者的责任。”

    梁衡借助一个有责任的记者之笔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而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经历也同时改变了他的人生体验，梁衡说，是这些人物、事件在牵着他的笔尖，不写出来就寝食不安。他曾动情地说，许多他采写过的正面人物成了他的好朋友，是他们教育了他，帮助了他，也成就了他。梁衡说自己在记者之外又去写报告文学，写科学史小说，去研究方法论，去帮人打官司，去当董事长办全国第一家人才开发公司，这些都得益于这些普通人的激励与鼓舞。这几年的记者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1987年3月梁衡正在黄河壶口瀑布现场采访，一个电话由北京打到地区、县里，调他回京。梁衡知道记者生涯要结束了。面对滚滚东流的黄河，他感慨万千：

    “记者是年轻人的行当。我25岁开始当记者，一直在基层记者站，干到41岁。后几年我明显觉得老了，记者的生命像运动员的生命，黄金时间很短。虽然也有干到50岁、60岁的，但很难再显高峰，竞争能力也在下降。在调令下来前的几年里，每逢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组成记者团集体活动，那些20多岁的青年记者又唱又叫又笑，我却开始享受被尊重的孤寂。该离开了，一个人应该随时选择最适合自己年龄段的工作。我留恋这一段风华岁月，我得感谢历史，感谢机遇，我也满意自己的创造，终于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