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4日11:06


“烽火佳人”——西方战地女记者的世界
朱剑慧

    有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子,她们本可以在大都市过舒适的生活,享受美丽人生的惬意,可是记者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她们必须奔赴烽火弥漫的战场。在阿富汗、科索沃和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她们出生入死,克服重重困难,将第一手的战地报道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战争的惨烈和生命的脆弱。 

    战地姊妹花 

    走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报道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在伦敦诺丁山的家,屋内的布置让人不由赞叹女主人的品位。摆放在咖啡桌上的摄影书籍和非洲雕塑等装饰物显示出了阿曼普尔独特的情趣,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走廊里的花瓶并非普通装饰品,而是一枚榴弹的弹壳,那是阿曼普尔在报道波黑战争时带回来的“纪念品”。那枚榴弹当时坠落在饭店里,和她只隔两道门。一想起当时的情景,阿曼普尔至今心有余悸———“如果炸弹爆炸,我和在这一侧房间里的每个人就都没命了”。 

    阿曼普尔是一名战地女记者,但她和同伴们却坚持说自己就是“记者”,同任何男性一样坚韧勇敢。凭借这种坚韧和勇敢,阿曼普尔去年“杀”入了危机四伏的阿富汗,并在那里发现了小型军事训练营和关于如何制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材料。 

    到过阿富汗的还不止她一个女记者,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杰基·罗兰是第一批抵达那里的西方记者。在美国对阿富汗军事打击刚刚开始时,英国《卫报》的玛吉·奥凯恩,一位头发凌乱的爱尔兰“铁娘子”,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从巴基斯坦走山路进入了阿富汗。据说她穿过的关口极为难走,简直能把马累死。意大利裔美国人雅尼娜·迪·乔瓦尼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她在托拉博拉灵活地躲过了“基地”组织的射击。 

    唯一没有在去年到阿富汗采访的可能是这群女记者中最“强悍”的女子———美国人玛丽·科尔文。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的科尔文去年在斯里兰卡采访时遭袭,一只眼睛被手榴弹打伤,已经完全失明。 

    以上几人是战地女记者中的代表。她们把足迹留在了伊拉克、波黑、东帝汶和约旦河西岸等地。她们在战火中同吃同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互相合作,寻找获取新闻线索的渠道。 

    谁说女子不如男 

    虽然人们都说战争是属于男人的,但战争中的女记者却一点也不逊“须眉”。她们不仅具有性别优势,而且在报道中体现出男性同行们无法比拟的丰富情感和独到视角。 

    作为女性,她们更容易搞到好素材。在雅尼娜·迪·乔瓦尼绿色大眼睛的注视下,士兵们无法不向她倾吐心声。她是长得最性感的女记者,士兵们都亲切地叫她“宝贝儿”。 

    玛吉·奥凯恩的鬼点子总是很多,她能杜撰出一些感人的故事,好在检查站蒙混过关。在适当的时候,几封“露骨得令人尴尬”的情书也能起很大作用。 

    在像阿富汗这样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男人休想接近当地妇女。媒体了解那些永远蒙着面纱的妇女的唯一途径就是女记者。在阿富汗男人们的眼里,这些西方女性既不是女人,更不是男人,而是属于“第三性别”。 

    由于性别上的差异,男女记者对战争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也相差甚远。“男孩在两岁时就被玩具武器吸引,长大后也没有改变,”玛丽·科尔文说,“但我认为在报道战争中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想重要的应该是人。”和战争本身相比,女性更加关注的是在其中受折磨的生命。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前妻、曾经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玛尔塔·格尔霍恩才被人誉为战地女记者中的楷模。她的文章反映出来的除了枪炮外,还有人性的良知。 

    当玛丽·科尔文驾车在波黑战场上行驶时,看见一名男子黯然坐在路边。出于一种本能,她跳下汽车去和他攀谈,男子告诉科尔文,她身旁就是他妻子和孩子的坟墓,他们没能逃脱无情的战火,科尔文将他的故事写了出来,那些整天忙于追逐将军的男记者不得不佩服她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感人的笔触。 

    战地有情天 

    战争和爱情是许多电影偏爱的主题。战争是残忍无情的,爱情是甜蜜温馨的,两者看似相差万里,但一旦它们结合起来,产生的震撼力无可比拟。 

    这些可爱的战地女记者和男同行们在战地上相遇、炮火中相爱,谱写出一幕又一幕战地浪漫曲。 

    法国电视记者布鲁诺·吉罗东1993年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与雅尼娜·迪·乔瓦尼相遇,并对她一见钟情。但直到1998年,两人的关系才在阿尔及利亚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科索沃的硝烟中,他们的爱情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考验,并最终心心相印。1999年5月,吉罗东正在阿尔巴尼亚的库克斯工作,而乔瓦尼在科索沃采访。当他听说北约轰炸科索沃时非常为恋人担心,而一些关于士兵被炸死消息更是让他焦急万分。他疯狂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最后终于联络到一位秘鲁摄影师。他对这个摄影师说:“告诉她(乔瓦尼)离开那里,这非常重要,她的处境十分危险。”迫于战争的威胁,吉罗东的同伴都撤走了,但他还固执地留在库克斯的饭店里,心急如焚地等待恋人的消息。一天,奇迹发生了,乔瓦尼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开始吉罗东没认出她,“她说‘我回来了,我还活着’,她的身上脏极了”。回忆吉罗东当时说的话时,乔瓦尼的眼睛湿润了,“他只说道:‘我不会再有像今天这样快乐的时刻了’”。 

    玛丽·科尔文从1986年开始从事战地记者的工作,她的战地恋情也随之展开。在两伊战争前线,她认识了来自《星期日电讯报》、久经沙场的帕特里克·毕晓普。相识伊始,毕晓普得意洋洋地向她传授自己的各种“战地本领”。“你不用担心(那些炮弹),它们都是打向外面的,当你像我这样在战场上待久了,你就能听得出来哪些炮弹的方向是向这儿来的,哪些是出去的,”他说道,“喏,这是打过去的,而这个……是打过来的!”说着,毕晓普像耗子一样将自己隐蔽起来,而玛丽还站在那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路过的伊拉克士兵们哈哈大笑。出了丑的毕晓普感到很沮丧,他总是希望能演一出“英雄救美”,来捕获科尔文的芳心。他说:“我幻想(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被炮弹击中,而我把她从残骸中拽出来,救了她的命。”虽然,毕晓普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但科尔文爱上了他,两人结了婚。 

    天真的科尔文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战争中的爱情很难长久。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两年后她和毕晓普的婚姻破裂,科尔文甚至说毕晓普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后一个想见到、听到或进行交谈的人”。当科尔文重新审视这段失败的婚姻,她总是觉得自己和前夫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它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几年后,在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冲突时,科尔文又遇到了《国家报》的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他们很快结婚,但是不久又离了婚。 

    一次次失败的婚姻给科尔文带来不小的麻烦。由于同是战地记者,她总担心会在战场上碰到两位前夫。她在阿尔巴尼亚库克斯采访时,一天,她回到饭店,发现另一个人的东西已经在她的房间里,科尔文当时吓了一跳。“我想,哦,上帝,如果碰到的是我的前夫该怎么办?”她知道两个人都要到这里采访,于是她开始“检查”来客的包,结果找到一件“滚石”乐队的T恤衫,她这才松了口气,因为两个前夫从不穿这样的衣服。 

    生活在战争之中 

    感情问题总是让人头痛,但除此之外,这些烽火佳人们还面临着种种其它问题。首先,从战场归来后,女记者们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和平年代”,因为生活安静得让她们发慌。杰基·罗兰发现伦敦的生活无聊透顶。“我无法和人们就一些平常的事进行平常的谈话,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在这里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店里的流行款式”。她回忆说,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时间慢慢地流过,那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 

    战地女记者们需要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 

    有时,她们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我们是贪婪的,”雅尼娜·迪·乔瓦尼说。她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出色地完成了对娃娃兵和因伤截肢者的报道,也因此获得多项新闻奖。乔瓦尼说,“我们把他们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玛丽·科尔文也说,有时感觉自己就是个伪君子,因为“我总是要回家的”。

伊拉克的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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