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7日10:25


铁肩辣手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张作霖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我们还得从他作为独立报人的辉煌一生说起。

新闻报国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制三年。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

    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11天后,《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5天后又评论:

   “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不幸的是,全被言中了。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

    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呜呼袁世凯”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北京特别通讯”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到1919年5月29日,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其言论影响之大从章士钊攻击他的“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可见一斑。

新闻研究会: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近80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后,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那天政府杀了47人),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还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四.二六”和“三 .一八”一样是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邵飘萍之死直接的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还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军阀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杀害报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四.二六”这一天和“三.一八”一样,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转自:傅国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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