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7日10:35


张季鸾:“文人论政的典型”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他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十四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5年10月,他东渡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四十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上海《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他和胡政之也是这时才认识(虽然他们同在日本留学,却未谋面),第一次见面在康心孚家。三十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和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初,他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 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1913年6月,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庾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雅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8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19年,他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张季鸾君主持上海《中华新报》,立论公正,文笔犀利,惜该报拙于经营,无法展其所长。”胡政之后来也多次对徐铸成等说及“张先生在《中华新报》主持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不善,日销不过二三千份,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弦外之音是《大公报》之成功主要是他经营有方。实际上,《大公报》不仅是他俩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浸透了全部编辑、记者的心血、智慧与汗水,这是后话。

    1924年,《中华新报》终因经济拮据停刊。胡政之约他主持《国闻周报》笔政,他只写过几篇时论,认为一星期写一篇文章不过瘾。冯玉祥发动政变后,他第三次进京,再度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 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张季鸾“四不”办报

    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经理汪汉溪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议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开辟了《大公报》的新纪元。“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十五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十五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十三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力主抗战 开创“大公报时代”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的啊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他和同人一起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时代”。 

“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屡次礼贤下士,请张季鸾共商国是,他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的策士。《大公报》成为蒋每天必读的唯一报纸。1934年的一天,蒋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将济济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张季鸾,席上蒋对他推崇备至。等到吴鼎昌入阁,尤其《大公报》重心南移、出版上海版以后,他们的往来更加频繁。青年党的左舜生说他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它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大公报》所以常常得风气之先,蒋因此收"尊重舆论"之誉。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从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 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即使在和蒋介石的“蜜月”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九·一八”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一文,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蒋没有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而是以“国士”待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见蒋的人之一。正是他始终坚守“文人论政”的信念,虽然一无显位、二无巨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深刻印痕。

    虽然他对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31页)但同时他也认为“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如人意”。至于抗战胜利以后,他指出“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会得到读者的同感。”

    遗憾的是他没能活到那一天。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与世长辞,终年54岁。他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去探视,所以挽词中有“执手犹温”之语。他在《归乡记》中说过:“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他后期和蒋的关系恐怕就有这种报恩思想在内。

    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周恩来当晚就给张季鸾、王芸生写信,《大公报》第二天即安排发表。第三天,张季鸾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认为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希望“对国家永作正号的贡献”,并提议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他虽然与共产党政见不同,但却无法否认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他去世后周恩来等称其为“报界宗师”,“谋国之正,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等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三十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传媒观察)
 

 

百年报人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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