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7日10:46


大公报第二代总编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 “文人议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 尽管张在百年报业史上的影响更大,但他们的文章各有风格,不能简单地说他就不如张。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

  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

  “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1946年11月25日《人物》第四期 )

  这个文名满天下的一代报人却因为少时家贫,只读过八年私塾就被迫失学,完全是刻苦自学出来的。1936年,他在《芸生文存·自序》中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下过去,孩童的脑子里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杀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轇轕,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这十多年来我一贯是在编报写文章,报已编了三四千天,文章便也写了一堆。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

  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他亲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大公报》的二十年,将是后世有志于言论报国的人们永远的话题。

  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芸生文存》,260页)这番话代表了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朴实而坚定的追求。

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

  王芸生自称“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1901年9月生在天津郊区,不满六岁进私塾,父亲给他取学名叫德鹏,‘芸生’ 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芝琛《我的父亲母亲》,《老照片》第19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1页)少年失学后,他先后做过茶叶店和小布店的学徒、洋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参加集会、撒传单、演讲,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天津处于危险之中,匆忙逃到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加入国民党,再由博古等介绍加入共产党,曾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烈烈轰轰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蓬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在上海,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346页)

  因老母思子心切,写信要他回家过年,他才从上海回到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每天给《华北新闻》写一篇社论,这些经历对他以后走上职业报人之路恐怕都不无影响。“四·一二”之后,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华北新闻》的社论也不能写了,生活陷入困境。这时,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1928年,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华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后来他曾在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误会,特此声明。”

  他因为与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发现,于1929年8月22日进入《大公报》,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版。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这也是大公报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派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编中日关系史料,后汪因年老、才力不及,推举他来主编。 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往来于平、津之间,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前后三年,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学者和外交家还把珍藏的材料寄给他。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到1931年正好60年,所以定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没写完(只写到1919年)。

  在不到三年的时光,他一口气写了洋洋200万言,这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刘大年 《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46页)日本史学界也非常重视这本书。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4年8月,他第一次应邀上江西庐山采访,历时33天,在牯岭住了24天,给蒋介石讲了2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不做蒋家官 不拿蒋家钱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故地重来,感慨万千,他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流亡青年、职业革命者,而是在全国报界崭露头角的、有影响的报人。“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346页)他把自己五年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收入他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寄北方青年”等文,取名《由统一到抗战》)。怀着对那片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土地的挚爱,他连续写下了六篇“寄北方青年”,以热情的文字鼓励青年,剖析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在《三寄北方青年》中他坦白地说:“我们是靠做报吃口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来谈谈这个大问题。”

  1937年8月17日,在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中,他曾发表短评:

  “昨天是沪战的第四日,连朝风雨,乍转晴朗,在丛丛浓云中露出阳光。这阳光照耀着地上的血迹。大时代中的大上海,一面展开热烈的民族战争,一面描绘凄凉的都市惨景:在机影炮声之下,人们紧张焦急,心头眼里,都似有重大的期待。偌大市场,家家商店紧闭着大门;摩天楼下转徙着无家的流民,夜的马路比死还静,惨亮的路灯,照不见一个人影;一道闪电,一个轰雷,是炮声追逐着火线。中国的儿女,敌人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便应该勇敢坚决的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中翻身!”

   “‘来日大难’是我们的前途。救中国人者是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不要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都忘掉国家,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

  透过这些至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芸生的执着、冷静和热忱。

  同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自动停刊、“含泪‘暂别上海读者’”之前,王芸生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报社业务,并开始大量的社评写作,这是他得到锻炼的时期,为他以后全面主持《大公报》笔政,主导《大公报》的言论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主要是帮张季鸾写社评。

  1938年10月18日,汉口版撤出武汉。《大公报》重庆版创刊以后,张季鸾已很少写作,王芸生实际上开始主持笔政。1941年张去世,他成为主要的继承人,陈布雷写信给他,说自己和《大公报》及他个人的交情,将和张在世时一样。

  王芸生出身贫苦,生活简朴,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不喝茶。虽然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但早已登报声明退党。对《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他一直奉若神明,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他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张治中做部长时也给他送了聘书,照样被他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 ,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

蒋介石龙颜大怒 《大公报》停刊三天

  1941年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导致郭的下台。

  1943年2月2日,他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心情激荡,挥毫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此文一出,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 

  抗战的胜利曾给王芸生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他当时的社评《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先生来了》都显得那么乐观。他还为马歇尔来华、停战令、三人军事小组、政协会议的召开喝过彩。当然,即使这段时期他也发表了《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这样的社评,揭露、抨击国民党官员借接收之机大肆劫夺的行径。

  随着和平化为泡影,内战烽烟四起,1946年后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社评,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陈布雷为此公开声言:“我在精神上和王芸生绝交。”

  1947年5月25日,王芸生发表个人署名的《我看学潮》一文,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运动是很自然的,呼吁“赶快停战,快快和平!”对学运消息也作了大量客观报道。12月29日,发表李纯青执笔的社论《何必防闲学生运动》,更是公开支持学潮。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响应共党匪徒”的“武装叛乱”。1948年1月1日,胡政之发表题为《两点说明》的署名文章为他申辩。

  1947年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评,“从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行新闻检查,本报津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这固然是大公报的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而弛 。""捕学生,捕记者,演惨案,是各地治安当局太张皇了。……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了新闻界的职业自由,我们郑重要求政府从速恢复被捕记者的自由,取消天津的新闻检查。”

  6月8日,英国代表自由思想的权威报纸《曼彻斯特导报》为此发表评论,王芸生把这条专电安排在《大公报》要闻版,眉题是“外报论中国捕记者”,主题是“抓人封报实难叫人同情”,副题两行“人民不满情绪岂可压抑,实现和平民主才是上策”。

  7月,《大公报》记者唐振常被捕,王芸生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留下了“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12月26日,王芸生在社评中直接批评“新产生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就文字与精神言,在这时代,均不算十分理想。”“这部宪法最大缺点,还不在它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王芸生挺身而出,不仅写下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接着,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名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这是《大公报》文人议政传统陨落之前最后一轮辉煌的跋涉。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三查王芸生》等文,污蔑、攻击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并不畏惧,发表《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予以反驳。

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

  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1页)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

  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18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直到 1948年1月8日,《大公报》还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评,在这前后曾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武力解决”,呼吁“世界需要中道而行"的文章,在白热化的两极对决中,为民族前途作最后的努力。”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民族那种深挚的无条件的爱无疑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所以,他会那么强烈地反对有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2月11日,英、美、苏同时发表雅尔塔协定全文。 23日,他在《大公报》发表《读雅尔塔协定有感》社评,指出“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28日,他发表 《东北的阴云》社评——“我们谨以中国人民的立场,声明一个界限,就是:我们要对内争民主,对外保独立。若国家独立的不存或有损,尚何民主可言?”29日,他发表《东北的经济与金融》社评,同一天,还发表了傅斯年等20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5月以来,他多次在北大、燕京、清华、南开等大学讲演,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10月他在《国讯周刊》43期发表《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10月16日的《大公报》上海版全文转载。此后《大公报》不断发表社评,组织座谈会,反对美国扶日政策。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他所有的理想、追求和痛苦都和这一点难以分开。

“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不要另起炉灶”,领袖含笑答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他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见台湾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因此,他从1945年12月16日起,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在“补识”中说: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郭沫若、蔡尚思、周振甫等左翼学者的猛烈批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变沧桑之后,我们重读此文,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一切不幸被一个只读过八年私塾的一位报人言中了。这样的言论一发表,他未知的命运自然就已注定,哪怕他怎样往自己脸上抹黑,怎样否定自己都无济于事。

  从1946年11月4日发表的《做一个现实的梦》,到1948年9月10日的《九一之梦》,王芸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尽头。10月30日,形势已逐渐明朗,旧政权摇摇欲坠,大变局迫在眉睫。那一刻,《新民报》、《文汇报》等民间报都已被封杀,《观察》周刊危在旦夕,胡政之病入膏肓,《大公报》何去何从,王芸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

  在得到毛泽东转来的口信后,他断然下了决心,11月5日取道台湾转到香港,10日就发表了标志着香港《大公报》左转的社评——《和平无望》。1949年1月,他北上北平。对这一令后人费解的选择,他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 5月27日,他在大公报内的共产党人杨刚的陪同下重返上海,6月17日,《大公报新生宣言》的发表成为新记《大公报》时代的终点。尽管在此后他还担任了“新生”的《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文人议政”时代的结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泽东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在一个新的时代,他只能和曹谷冰一起化两年时间去完成《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样的回忆录,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时期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虽然现在看来过分自贬,不够客观,但还是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此外,他只写过《台湾史话》,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他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的重新编订工作还没有完成。以他的才华、思想、见识和经历,他后半生三十多年的光阴的确是被白白浪费了,这是一个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世纪中国)


 

 

百年报人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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