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7日10:51


特殊的大公报人李纯青 

    李纯青(1908—1990),台湾台北人。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部长。1936年赴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7年回国后,任香港《大公报》专栏作家,重庆《大公报》、上海《大公报》主笔兼社评委员,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辑。1941年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建国后,历任上海大公报社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台盟总部第一至三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日本春秋》、《献曝》、《日本问题概论》、《笔耕五十年》等。 

  统战工作者

  在当年的大公报人中,李纯青、杨刚、范长江等人俱为中共地下党员。与杨、范不同,李氏之长期被论者忽视,大概与人们往往认为他是中共在大公报内安插的“统战者”,而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具有某种“独立”品格的报人来看待有关。 

  这种看法无疑非常肤浅。

  确实,李纯青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读”。在许多文章中,他是在国共两党决战的最后阶段,以“统战”人物的身份而登场的。李纯青自己的回忆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深冬,就在大公报驻美特派女记者、地下党员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又突然住进王芸生的公馆进行“策反”的同时,李纯青“几度登王公馆之门,跟他(指王芸生———笔者注)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①王芸生的彷徨、苦闷和疑惧,一则是因为他多年来写了不少抨击中共的社评,内中尤为甚者,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居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规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二则,原大公报社长,时为国民党政府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被列入战犯名单,且“名列前茅”,也不免给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时局的发展,使他的“逻辑”和情感思路慢慢地调适了。李纯青写道:“不久,我又去拜望了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但是,”不一会儿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李纯青毫不犹豫地向他亮出了底牌。但王仍“沉默良久,显然不相信”,之后,经他另外向某民主人士打探,“证实此言不虚”,这下,密布在王芸生心灵深处的彷徨、苦闷和绝望的阴影一扫而光。于是他向李纯青明确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②

  大公报人

  李纯青非常在乎自己是一个“大公报人”,他的文集《笔耕五十年》处处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对自己身份的这种强调,无疑蕴涵着诸多难言之隐。

  《笔耕五十年》里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和《战后〈大公报〉见闻》。这两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周雨先生主编的《大公报人忆旧》一书中,题目干脆就叫《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说白了,他是在为《大公报》的立场举证。

  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为这张“旧中国”最有资格称得上是“自由主义温床”的报纸辩诬,并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人们大声地宣称,这种曾一度非常尴尬的“主义”确实在《大公报》那里存在过。

  20世纪60年代,当年的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有“小骂大帮忙”,或“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这档子事,由此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后,李纯青也没有向《大公报》泼过污水。

  李纯青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捍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尊严的———他开篇即写道:“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除吴鼎昌以金城银行等名义,收购英敛之的旧大公报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府津贴,也没有得到其他资本家无偿的贷款。而且吴投资时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新闻工作……”④针对有批判者坚持“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一说,他申辩道:把政学系和大公报联系起来看,就发生了下面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政学系只是几个人,没有组织,那么谁来管它的机关报呢?第二,既然政学系没有纲领政策,那么大公报宣传什么呢?如何为政学系宣传呢?第三,对机关报当然要给津贴,可哪个政学系的人给了大公报钱财?第四,机关报要由领导机关来任命人事,大公报哪个人是由政学系派来的呢?⑤随后,他又以个人的实际经历补充道:“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又举例说,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重办新记大公报,三人相约不得做官,做官则必须脱离该报。因此,1935年吴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了:“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子”,“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⑥他认为“大公报的中心思想”就是张、胡所说的“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认为“四不社训”在抗战时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训包括政治立场、经营方针及新闻言论的文风作法”均一脉相承。他还极动感情地特别提到1941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荣誉奖章这件大事:“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报的国际地位为世界新闻界承认。这一点,有些中国人却不太重视。”

  他还提醒那些误解和试图构陷的人们,“不能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与拥戴蒋介石、拥护国民党混为一谈。”

  他在总结《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品格和风范时发现,“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上”———《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支配,是它能保持其立场的一个关键。

  针对《大公报》的几桩“公案”,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否赞成国民党召开国大和制定宪法等,他也一一作了澄清。他总括道:大公报想走中间路线,这只是几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发表过一些文章,并没有占大公报的主流,思想概念也有点模糊———或者叫做自由主义,或者叫做改良主义,在这个人身上是受美国宣传民主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另一个人身上又偏爱着英国工党路线……总之,这条路线的中轴是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价值的旧事业旧文物及其名称,多数已得到恢复保存,而大公报在祖国大陆已不复存在……”

  自由辨难

  李纯青是对《大公报》的立场进行过一些理论思辨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篇文章中:《质所谓的新革命运动》、《有没有一条中道?》、《论中间派及中间路线》和《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评〈自由之路〉》和《评〈理性与民主〉》。这些文章,除《质所谓新革命运动》一文刊发于《大公报》外,其余的分别刊于1947年和1948年的《中国建设》和《创世杂志》。

  与其说李纯青写这些文章,仅仅是作为一个潜伏在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暗暗地作“政治宣传”,毋宁说他是以一个“大公报人”的身份,在明确地表达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概念模糊”的意见。

  在《质所谓新革命运动》中,他对“罗梦册等十五位先生呼吁促成一个新革命运动”的主张表示质疑,因为这个“新革命运动”是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号召”而发起的。战后,这个中国出生的司徒大使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寻找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他们来“取代”蒋介石的专制体制。这当然是可笑的。更可笑的是,“罗先生等既说‘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又说‘这个革命要超党派、超宗派’”,而且在“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上,也明显拥蒋反共,具有“偏狭党见”的倾向。虽然他们宣称在“经济方面”,“崇尚前进而温和的社会主义……反对落伍的资本主义,旧型的自由竞争”,但细细看过却发现“思想并无内容”。⑦1947年1月的《有没有一条中道》和1948年1月的《论中间派及中间路线》,是李纯青认真地从“学术”和现实两大层面上,对自由主义者所信奉,并急欲实践的“中间路线”的全面和深入的“证伪”。

  首先,在前一篇文章中他从中国之“中”与中庸之道的关系发微,指出“中”的真实涵义已被曲解、误解和滥用,然后笔锋一转,直指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所谓“无党无派”者,则自命清高。所谓“第三方面”,称不偏不倚。流风所及,社会上左右都骂,已成了一种时髦。找中道的人,多数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凡属左派所是的就不敢是,右派所非的也不敢非,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谓之“中”。

  继而,又援引古义,对“时中”、“中位”、“中节”和“中庸”等,作了哲学意义上的寻索,因之形成了他执意要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证伪的一些基本观点:一、两点之间必有一个中点。如果两点未定,或是移动了,中之为中,便成了问题,故就中的本身来说,是变动的,相对的;二、中道是有的。但所谓中道,是一条普遍性的真理,天下人皆可行之。并不是专为中间人铺设的私有道路;三、独裁不是中道,中道是民主的;四、彷徨不是中道,彷徨无路;五、中立不中道,有路不走,“立”以待毙,与无路同……⑧同样,在后一篇文章中,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自己“证伪”的基本观点,而且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毫无顾忌地讲出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不信任,乃至观念上的忧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多少人借它犯罪,明确的定义本就困难。因自由是舶来品,现在中国讲自由也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对美国即对马歇尔、魏德迈或司徒雷登等说,“我是自由分子”,这个尺度很宽,只要表示一点点意思和执政当局有着出入,便称为自由分子。外表金粉玉饰,实则败絮其中,其中可能是军阀、政客,或官僚等。他们的目的只要美国中意。另一派是英国式的,他们像蝌蚪断尾一样,说:“我们的自由尾巴丢掉了,即经济不要自由,要计划统制平等民主。自由只是个性的发展、和平改造及多党竞争制等。”这是赫克内尔(H. Herkn er)的社会自由主义,19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也是替英国工党捧场的自由主义。这两派其结果是相同的,即拥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多党并存,投靠英美集团,反对苏联式的一党专政和“极权”制度。⑨李纯青的这段话一方面代表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对“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其中对美英“帝国主义”的厌恶,自然怨及其意识形态对中国的“输入”;而与苏联的党际友好,也自会延伸到对其“制度”的青睐,另一方面,倘若冷静地分析,则能发现它确也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真实”———中国的“自由分子”鱼龙混杂,各有隐衷。这里我们看到,他认可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存在,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来源,即使他并不喜欢他们。

  他接着道:历史的自由主义是反封建的,从封建处获得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中国并不是不需要自由主义。但像我们前面所说中国现在的自由主义,并不是这种历史的自由主义,它很矛盾,一面要求解放,一面又害怕解放。它要从封建获得解放,又要从社会主义及劳苦大众的革命获得解放。它不明白时代不同,是绝对而抽象的对自由抱残守缺,又将之美化。自由主义者以其是为是,他容忍别人的意见,但并不去了解别人意见为是为非,退出是非之所而自鸣清高,实际上个个自由都有个个自私的目的。⑩

  异质的痛苦

  李纯青和所有的中共知识分子一样,擅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评判一切人物和事物,擅用道德乌托邦的眼光来透视和讥嘲“自由分子”的私德,但是,他无法从中国“自由分子”“行不通”的顽强努力中,从他们惨重的“失败”中去发现有何不变的价值。

  然而,当自由主义在中国沉寂了整整40年以后,李纯青却渐渐从当年“大公报人”的努力中悟到了什么。作为一个曾严厉批评和讥嘲过自由主义和“自由分子”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为《大公报》的辩诬是耐人寻味的。

  在自由主义风行时,他看到了它的缺点和“不合时宜”;然而,在自由主义匿迹多年,“文人论政”和“小骂大帮忙”都成为绝对的禁忌和大逆不道时,他又隐隐感到了它的好处。

  晚年的李纯青内心充满着苍凉。这种蕴意古老的人生情怀,自然有一种为冤情所凌压的不平不屈,以及由此所获得的觉悟。但在笔者看来,隐约中,他也不乏作为一个大公报人的忧愤和伤感,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的苍凉意绪垒积胸间更甚:四壁悬崖七尺短,长征万里盘旋转。低头自问轻自唤。天渐晚,家邻咫尺天涯远。

  狂风落叶飞沙乱,小鸟啁啾瑟缩看。烦愁滚滚冲霄汉,夜长不寐旦复旦。

  这首《渔家傲》词是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李纯青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偷偷吟成的。那时,他除了在胁迫下必须交待《大公报》的“反共罪行”,以及他对这些“罪行”所负有的“责任”外,还必须承受来自良心的责难。“劫余身外物,落氵祭回空舟。惊涛任起伏,书卷忘烦忧”———埋首书卷真的就能忘却烦忧吗?

  李纯青无法回答。(来源:南方周末)

  ●注释:①②《大公报人忆旧》,周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319页。

  ③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第25-28辑。

  ④⑤⑥《大公报人忆旧》,305-307页。

  ⑦⑧《笔耕五十年》,三联书店1994年6月,379-381页。

  ⑨⑩同上,390页。
 
 

百年报人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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