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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培:甘为新闻改革铺路奠基
  2004年02月11日10:5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1994年,辞职之前我要求见一次中国社科院党委书记,把我平常不好讲的意见讲出来。我对他说:要有一部分舆论机关独立,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这种报纸不是机关报,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我讲了这些意见后,非常开心,出门后“跨步格外高远”。虽然我也知道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我觉得我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观察:
但我说的 “民办报纸”,当时在1981年我的硕士论文中就写了,不一定是私人报纸。私营报纸很难避免过分商业化的痼疾。我在1995年到国外访学一次,受到公共广播的启发,回来后主张公共报纸,实际上是一种国有民办的非机关报的报纸。

建言:
从前讲立功、立德、立言,我功德谈不上,我就立了一点言,如果遇到压力你就连这点言都舍弃了,你不是一无所有了吗?

论点:
我主张我国要建构的新闻体制,既要发挥上对下的指导作用,又要切实保证发挥下对上的监督作用,让不同的传媒各有侧重地发挥这些作用。

个人简介:
1944年12月生于安徽省怀宁县,汉族。196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81年10月起任《人民日报》记者。1983年6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代所长,所长。曾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中国新闻年鉴》编委、中国新闻法起草小组成员。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指导组成员。
重点研究新闻理论和新闻法。出版过《新闻学新论》、《新闻侵权与诉讼》、《华夏传播论》、《An Orchestra of Voices: Making the Argument for Greater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书,以及《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保护法》等论文数十篇,曾多次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访问、考察。

孙旭培:甘为新闻改革铺路奠基

采访孙旭培教授之前,我们对他最清晰的认识:一个是他被人称为“中国最为敢言的新闻研究学者”,另一个就是1977年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批“四人帮”的“左”的问题,但在采访过程中他却很少提到这些带给他声名的东西,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孙旭培,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


新闻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

  柴葳:您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的时候,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毕业论文的题目也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又是中国新闻法起草小组成员,那么,您是如何将新闻自由与新闻法、新闻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呢?您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孙旭培:研究新闻自由,这是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开始。当然,新闻自由不是无边无沿的,总要有一个限度,于是我就研究新闻法,法是对自由的界定嘛。然后在自由与法的框架下面,研究中国的新闻改革,乃至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面研究新闻理论、业务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能看得更加远一点。我的《新闻学新论》那本书,基本上是按这个思路和框架来的。因为我国新闻的现实运作,与自由和法的框架差得太远,所以在新闻自由、新闻法的总的框架下来研究新闻改革,就更容易看到我们新闻实践的弊病。因而我发表的大量文章,并不是研究新闻自由的,也不是研究新闻法的,而是新闻改革。但三者是相互关联的。

我的新闻体制改革观点,简单来说就是主张我国新闻传播业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走上自由和法制的道路,逐步改变以大众传播推行政治,靠人际传播监督政治的传播结构。大众传播监督政治之日,将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一个质的飞跃。我主张建立以党报为中心,机关报为主体,包括民办报纸在内的报业结构。

但我说的 “民办报纸”,当时在我的硕士论文中就写了,不一定是私人报纸。私营报纸很难避免过分商业化的痼疾。我在1995年到国外访学一次,受到公共广播的启发,回来后主张公共报纸,实际上是一种国有民办的非机关报的报纸。

另外,我认为报业作为信息产业,应该把它推向市场,参与竞争,自负盈亏,优胜劣汰,这是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最近我做了三个有关加入世贸与新闻传播业的改革和发展的课题,正好把我历来的一系列新闻改革的观点都融进去了,打算出一本书。

王永亮: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美国的新闻自由体制的?对我国的新闻自由有什么展望?

孙旭培:美国的新闻自由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成果。但是美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它的新闻自由体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值得我们仿效。那种过分放任的新闻自由体制,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与金钱至上为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即使在西方国家内也颇受“批判学派”的非议。我们发展中国家搞不起,也不需要搞。但是我们也应该发展我们的新闻自由,在法制的框架中,让传媒自由地运作,让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得到落实。这个信念必须有,不应该顾虑重重。我国有着重视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和讲究道德、道义的儒家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我们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逐步发展新闻自由,有希望建立科学和理性的新闻出版自由体制。

王永亮:你的新闻自由观点在报纸上发表过没有?

孙旭培:在书刊中发表不少,在报纸上发表是80年代的事。1986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文章,差不多有7000字,主张立法保护新闻自由。文中还从正面提出过民办报纸问题。当时,共同社还就那篇文章发了消息,美国、英国都有刊物翻译了这篇文章。这不过是一篇学术探讨性的文章,他们认为好像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事情。另外《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我做了一个访问记,谈新闻自由与新闻立法。新闻自由一词,能不打引号地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标题中,是多么不容易啊。在《光明日报》报的“学者答问录”专栏中,我通过分析世界上的几种新闻模式也触及了这个问题。90年代就再也没有在报纸上谈过新闻自由。我觉得,报纸比刊物敏感,刊物比书籍敏感,对敏感问题作学术讨论,还是不要在报纸上进行为好。这也是中国的国情。

柴葳:如果让您给“新闻改革”下一个定义,您如何概括其内涵?

孙旭培:新闻改革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内涵:一是新闻业务领域的改革,二是新闻体制的改革。业务领域的改革,自1979年以来已经取得很多成果。新闻体制上的改革则进展不大。新闻能否立法和依法治理,创办报刊能否由批准制改为登记制,传媒能不能跨地区经营,等等,这些都是新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至今未见什么动静。当然,在与体制改革有些关系的领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跨媒体的传媒集团的产生、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民报纸的出现,等等。而体制改革是新闻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部分。没有它,新闻改革就不可能迈出大的步子。当然,新闻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柴葳:针对我们国家目前新闻体制的现状而言,您认为“新闻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这“渐进”两个字应该如何落实呢?

孙旭培:我所说的“渐进”,就是在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逐步提高新闻出版自由度。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得逐步开些口子,渐进地发展新闻出版自由。1994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主张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们既要树立目标模式,又要考虑过渡模式,即设计出一步一步接近目标的途径、步骤和方法。根据宪法关于“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条文和其它规定,我们可以为新闻自由的发展树立以下目标:一是,新闻媒介可以评论执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二是新闻媒介可以评论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施政活动;三是新闻媒介可以独立负责地揭露和批评贪污、贿赂和徇私枉法。但从渐进发展角度看,提出过渡模式很重要,新闻自由发展的上述三种境界,目前应该并可以实行的是第三种:新闻媒介独立负责地揭露和批评贪污、贿赂和徇私枉法。此外,根据宪法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我们还可以确立这样的目标:公民可以从事新闻出版活动,包括经营新闻出版业。但从过渡模式看,不妨提出:在一些大城市中,可以创办几家有别于机关报的公共报纸,这种报纸不是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

只有发展健康的新闻出版自由,才能活跃一个民族的思想,有利于激发和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管理和建设国家。实际上,人们接受各种正负面新闻越多,各种信息刺激越多,心理承受能力就越强。所以,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其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的过程。

王永亮:您在安徽大学学的是外语,是出于什么考虑在进入中国社科院之初就以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你那篇研究新闻自由的长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孙旭培:我确实一进社科院就开始研究新闻自由。为什么研究新闻自由呢?我1968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那么一个惨痛的国家大乱的情况,我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四人帮”不断地鼓吹那些颠倒是非的言论,可是另一方面,老百姓公认为是道理的道理,却被他们的如簧之舌批得一塌糊涂。所以当时我是非常气愤的。我也有预见,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下去。我自己是在安徽一个大型煤矿办报的,后来是实际上的主编,可当时也只好跟着走啊。常搞“穿靴戴帽”,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标题,登的是促进煤矿生产的报道。我决心不去组织挖空心思“批邓”的文章。我对当时的中国新闻之丑恶、之卑劣,实在非常反感。所以,1978年考上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以后,我就要研究新闻自由。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当时我对温济泽老师讲我要写这个题目时,他笑而不答,因为这个题目难度确实太大了。他能笑而不答,我就很有勇气了。那时什么参考材料都没有,但可以读马列。我还拿小本子记自己的灵感,积累思想。

积累多了,就不断地拟提纲、修改提纲。后来回过头看,发现过去有些思想、提法非常幼稚,但是尽管如此,仍觉得其中包含着真理的元素。最后,一篇研究新闻自由的论文写成了,七万多字。这篇论文后来屡遭麻烦,但总有一些同志施以援手,保它过关。并且先后被四本书等收入。这使我感到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从那篇论文开始,我就把我对新闻的基本看法确立了,后来一直忠于这个体系,没有偏离过。

我认为我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剖析了所谓的“实质自由”、“实质民主”。1925年布哈林要在莫斯科以外的一个城市,办一家布尔什维克刊物,发表党内的不同观点。可是,斯大林批评他,“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这等于是不要形式上的民主。所谓的“实质民主”、“实质自由”,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人民当家作主了,生产资料公有了,就意味着民主是实质的了。资本主义那些议会啊、代议制啊,办报自由、批评自由啊,都是形式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沿袭的都是斯大林这一套理论。我认为,离开了自由的形式,就谈不上自由的实质。斯大林讲,“为工人阶级出版自由所必须的东西都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手里。这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这话不对。他所讲的只是一个条件而已,就是实现自由的条件。条件不是自由的本身,自由必须体现为自由的形式。自由发表、自由批评、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办报(当然要遵从一定的法律规范),离开了这些形式,也就无所谓实质。没有自由形式的自由必然是虚假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具备了自由的形式,但自由的条件不充分;社会主义应该是二者的统一,条件和自由形式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实质自由。

我是50年代开始明白时事的,因此对上两代人的思维方式都非常熟悉,理解和剖析那一套思维方式有一定的优势。

柴葳:您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段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经历,是什么促使您后来又回到了社科院新闻所继续研究新闻自由与新闻改革,继续做一个学者而不是记者呢?

孙旭培:我从社科院毕业以后,就到《人民日报》去当记者,大约两年时间吧。报社希望我留在评论部,我不干,我还是要回到新闻所去研究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多一个、少一个我这样的记者无所谓,但新闻自由问题没有人研究确实不行。

我思考我们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敢提倡言论出版自由(尽管宪法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而热衷于提倡“灌输”论呢?就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言论出版自由会把国家搞乱。可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这违背了共产党人所奉行的唯物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主席讲的,这个话讲得很深刻啊,为什么给人民言论自由就会造成天下大乱?我过去也很相信“灌输”,后来有一件事对我产生了震撼。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对灌输了多少年的集体化的理论就是听不进去,大家私下里把田分了,一起签订了一个契约,约定如果干部因为“分田”要坐班房,我们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然后18个红色的手印按了下去。现在这18个红色的手印都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所以我不再热衷“灌输”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的基础上有所引导。所以,舆论不单纯是导向问题,而应该是“反映舆论,引导舆论”,这8个字最准确。对于新闻媒介来说,“反映舆论”是第一位的,要在反映人民群众不同群体意见的基础上去引导。这也是现阶段我们新闻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离开“反映舆论”谈“导向”是危险的。从希特勒的宣传到“文革”的宣传,都给了我们这方面的教训。


理论必须彻底 实践可以渐进

柴葳:新闻改革与新闻法制都是实践性很强和操作性很强的研究课题,您在这些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是怎样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之间的关系的?

孙旭培: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理论必须彻底(当然是相对的),实践可以渐进。不能因为现在实践中间还不能完全做到,于是就把理论给扭曲了来迎合现在的需要,这样做,理论就丧失了科学的品格,就成为实用主义的婢女。我认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些东西目前是不能完全做到,但是经过努力逐步能够做到的。在一些新闻理论问题上我为什么有勇气坚持?因为我总觉得社会在发展,国家会进步。很明显地,我国改革开放正往前推进,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最起码地得有一些提前量吧。理论研究一定要能够看到未来,看到希望。社会明明是往那个方向走的,你怎么能没有勇气去坚持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回头看看,有多少被批判、被禁止过的观点,现在不但成了社会共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顺便提一下,我们中国人何时才能对一时还不能接受的观点表现一点宽容呢? 

王永亮:新闻理论研究对新闻改革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孙旭培:在我国所有的各项改革中,新闻改革几乎是提得最早的。从业务实践的角度来看,新闻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新闻改革的口号却时响时弱,甚至有一个时期人们不敢提新闻改革,而只能说改进新闻工作。于是有的人就采取了“只做不说”的态度。就是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上不停步,一点一点地把门缝挤大,使既成事实让大家慢慢地习惯接受,而不求在新闻理论上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这样做,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新闻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既迈不开大的步子,一遇风浪又会摇摆,已经取得的成绩也难以巩固。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新闻传媒的改革和发展也会出现新的局面,产生新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常讲“毛”、“皮”的理论,那么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的利益阶层的时候,新闻媒介的“毛”,是不是也会附在不同的“皮”上呢?又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传媒业只有作为信息产业发挥作用,才能形成信息丰富、灵通,决策及时、有效的经济建设环境,这就要求传媒业对信息的筛选是低密度的。而仅以喉舌和宣传为己任的传媒,对信息的筛选是高密度的,那么这个密度多大为好,是用法治还是用人治的办法去把握?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新闻理论作出回答。我认为,我国的新闻事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理论,新闻改革呼唤新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柴葳:我们国家从1980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第一次出现新闻立法的呼声,到1987年新闻出版署领导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拟出正式的新闻法草案,新闻法似乎呼之欲出,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新闻法出台的步伐逐渐慢了下来,这是否就是您所说的“实践可以渐进”?

孙旭培:好像不能这样理解。通俗地说,新闻法是给新闻自由划圈子。圈子大小,标志着新闻自由度的高低。传媒在圈内与运作,是享受正当的自由;跑到圈外,就是滥用自由。我们目前的新闻法草案所划的圈子并不很大,也就是说,自由度并不是很高,这就体现了渐进的精神。所以不能认为新闻法不出台就是“渐进”。

我在基层干过好多年,深知中国经济落后,人均资源贫乏,人民勤劳但法制意识相对淡薄。我看到西方社会学有一组数字,人均收入达到多少美元就会出现小汽车、高速公路,多少美元就会出现游行示威,这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我后来比较了中国的发展情况,我很相信这个说法。中国也必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所以我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论文的最后一节,就是“新闻自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总是说,新闻自由的发展,要像开闸放水,逐步提升,不能是炸坝泄洪,一泻千里。

我在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新闻法一时搞不出来,也的确有一些难点。但不足以妨碍新闻法出台。1997年4月,国际新闻出版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我倒是希望新闻法、出版法的颁布早一点,不要等到2010年。

王永亮:在我国新闻立法的过程中,什么问题是您比较关心的? 

孙旭培: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在新闻立法的讨论中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如何规定新闻媒介的创办,以便让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真正落实。有关方面就新闻法草案在各地征求意见时,也都容易听到这种呼声。 

正如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因此在新闻上我们也长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体制。社会主义在世界和在中国的实践都告诉我们,高度集权的新闻体制不利于发展舆论监督和建社会主义民主。一位新闻法研究的同志指出:“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介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经常和制度化的舆论监督,而且容易成为主管主办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的工具。”(原载《中国改革报》)为了克服弊端,在社会主义的报业队伍中,不但要有党的机关报、政府机关报作为核心,还应该有其他类型的报纸,提别是要有公共报纸的地位。不隶属于哪一个党政部门的公共报纸,可以在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前提下,传播新闻和履行舆论监督之责。公共报纸既可以防止机关报高度集权的弊病,也可以防止商业性报纸追求黄色、暴力的流弊,当是我国未来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当今世界上,公共媒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不过现在仅限于广播电视。如美国的公共广播系统,英国BBC、日本NHK、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都有公共电视。对于公共报纸,确也有人主张过。但在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不图赢利的报纸是不容易出现的。应该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办几家这样的公共报纸并不难。比如国家提供一个停办的报社的房产、设备,然后每年提供20%左右的经费,其余经费由报纸从社会捐助、广告和多种经营中获得。公共报纸不是由政府经营的报纸,也不是国营企业。报纸的社长或总编,由新闻评议会推荐人选,由董事会聘任。新闻评议会可以由党政代表、新闻界代表和社会其他各界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组成。

柴葳:您如何看待新闻改革过程中的舆论开放?

孙旭培: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文态平衡”的思想。这个概念是我根据“生态平衡”杜撰出来的。“文态”是指文化和意识形态。我后来写了篇小文章在一个小刊物上发表了,算不上真正的学术文章。我用了五个比喻,什么“地震理论”、“高原盆地理论”等等。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拥有的信息量与西方相差很大,一个是高原,一个是盆地,只有减少信息量的差别,减小信息落差,才有利于国家信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嘴巴理论”。人的嘴巴的第一功能是吃饭,第二功能是说话,物质生活越好,议政要求越强烈。“文态平衡”理论,是主张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有时候两种极端的意见会相互抵销。所以我们国家要在形势最好,政府最得民心的时候让舆论开放一些。但谁要发表颠覆性言论,社会也不答应,何况我们有法律管着。

王永亮:与“实践可以渐进”相关联,您又提出了“理论必须彻底”?

孙旭培:我讲“理论必须彻底”,除了前面提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相比要有一个提前量之外,还包含了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要清晰,不能含糊其词。比如说新闻自由,向来有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之分,我就对这种划分不太理解。自由必须是社会的自由,一个阶级的自由怎么实行。所以我的文章中只有社会主义自由与资本主义自由之分。

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自由是对法律负责,而法律讲究人人平等,法律是涵盖整个社会的,我遵守你这个法律,为什么不给我自由?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或者是因我年收入100万?当今社会,“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还能当作法律上给不给自由的标准吗?这个道理讲不通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讲法治,你只要违法,我就依法来制裁你。在新闻非常自由的国家里,坐牢的人不能当发行人,犯罪分子不能当发行人,它们也都有这样的规定。另外我认为,新闻的一些基本规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致的。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只是很少的部分。我后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去教书,他们让我讲中西新闻学比较这门课。我说我不讲。一门课几十个学时,哪有那么多的不同可以比较呢?你能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中国新闻的特点,客观公正的报道是西方新闻的特点?实际上新闻既将倾向性,又要讲客观公正,这是共同规律,你不这样做你就没有受众。

柴葳: 您还曾经对苏联的新闻模式进行过一番深入的研究,那是您在1989年之前苏联解体之前写的文章吧?

孙旭培:对。早在1981年我就写了一篇谈到苏联新闻模式的文章。我讲了苏联新闻模式的5个特征:第一,报纸国家化;第二,报道宣传化;第三,主持政治的和评议政治的高度一体化;第四,新闻不是实行法治,而是实行人治;第五,官费办报,官费订报。我把苏联集权制和西方自由制(实际上是商业主义体制)相比较,我认为它们都有严重的弊病。我跟西方学者不只一次地谈到,在世界上还存在专制主义新闻媒介的情况下,你们批专制主义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大魔鬼,当年希特勒掌握下的媒介,那就是专制主义大魔鬼。但是别忘了,商业主义也是魔鬼,它利用人性的弱点,拼命兜售暴力和色情,以攫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与专制主义相比较,它可能是小魔鬼。在大魔鬼不存在的国家,它们在受小魔鬼的侵害。我主张,要建构科学的新闻体制,把大小魔鬼都消灭掉。所以我主张我国要建构的新闻体制,既要发挥上对下的指导作用,又要切实保证发挥下对上的监督作用,让不同的传媒各有侧重地发挥这些作用。


发现真理的表达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

柴葳:您曾经在一篇题为《新闻学呼唤规范与方法》的文章中将“学术规范”以及“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联系在一起,看得出您十分注重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以及恰当研究方法的使用。你所说的“发现真理的表达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更难”,是不是指这个问题?

孙旭培:我的确很关心学术规范问题。我认为,就学术规范来说,新闻学比起文、史、哲、法等学科有很大差距,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更大。突出的弊病有: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不严守引证规则;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格式与国际通行的规范明显脱节;缺乏国际视野,大量的是简单而重复的研究。所以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极为罕见。

但是,我所讲的“发现真理的表达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却不是指这些问题。我在1994年出版的《新闻学新论》一书的序言中说过:我主要是作宏观的理论研究、新闻制度研究的,多年来有一种感受:这门学问很不容易做,风险颇多,有时甚至感到,发现真理的表达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我的研究成果后面常有一些另人不愉快的故事。但我又认为,我写的每一篇都是伴随着新闻改革一起往前走的,与新闻改革息息相关,有些逐渐为实践所采纳,所验证。这是令我欣慰的。

柴葳:您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学者除了要讲求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以及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基本要求?

孙旭培:我觉得学者的良知肯定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为什么要培养一批学者,就是不但要思考眼前,也要思考过去,还要思考未来。你歪曲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歪曲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就是有悖于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所以我认为,一个正直的学者不能搞机会主义,形势好的时候,大胆放言;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变了腔调。一味跟风不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学术态度。从前讲立功、立德、立言,我功德谈不上,我就立了一点言,如果遇到压力你就连这点言都舍弃了,你不是一无所有了吗?所以我讲,学术研究要忠于自己的研究体系。但这不是说认识到错了也在那里坚持,同时也不能一味地僵化不变,故步自封,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王永亮:您1989年1月到1994年一直担任社科院新闻所所长,您如何看待学者和所长这两个身份的?

孙旭培:1994年换届嘛,社科院安排我当副所长,副所长我就不愿意当了,我讲我更愿意当个学者,然后我递了辞职报告。但一开始我为什么愿意当所长呢?无非是希望能够扩大学术观点的影响。中国有句俗话,“人微言轻”嘛。我当所长时随时作好准备下来,比如说我很少使用所里小车,有时去会见外宾都骑自行车。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这样下台时就没有失落感。

我拿人民的俸禄,就要为人民说话。辞职之前我要求见一次社科院党委书记,把我平常不好讲的意见讲出来。我对他说:我深知中国国情,我并没有主张过三权分立,但是我主张“三个独立”。第一,司法独立,而不是审判独立。光审判独立是不够的。如果你是法院院长,我是市委书记,我的儿子犯罪了,你独立审判,以后我来个“独立任免”,你能独立审判到什么程度,你能不担心我不提名你当法院院长?所以审判独立与司法独立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主张统计独立,现在许多统计数字都是党委讨论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统计出来的。要防止“诸侯经济”的现象出现。第三,要有一部分舆论机关独立,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我说我写过文章,主张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各办一家新兴社会主义的公有报纸。报社可以是国家资产,但是社长、主编是由新闻评议会这类组织推选出来的,干得好可以连任。这种报纸不是机关报,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我讲了这些意见后,非常开心,出门后“跨步格外高远”。虽然我也知道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我觉得我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柴葳 王永亮2003年1月19日谈于孙旭培家中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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