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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庠:孜孜传文  悠悠上庠
  2004年02月11日11:1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讲到新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他很奇怪:新闻干吗要和造船放在一起研究?原来他不知道有传播这门学科,以为我说的是船舶。

观察:
我在上一次海湾战争时就注意到,美国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媒体的胜利》,就是说美国战胜伊拉克,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媒体的胜利。可见媒体在国际关系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建言:
清清爽爽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满足的,知足常乐,关键是要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

论点:
基辛格的演讲对我们是个启示,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也一定要运用媒介这个武器。

个人简介:
龚文庠,生于四川万县。在武汉读完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被分配到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当工人、教师。1978年考回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在国际政治系任教。1983年参与组建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培养从事对外文化传播的人才。1984年至1987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进修,初次接触传播学。回国后担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主管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后任国际传播系主任。1990年初开始,和北大一些同事共同推动建立传播学专业。2000年受学校委托参与筹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年建院后任常务副院长。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交流。讲授的课程有传播学研究、翻译理论、中国文化概论(英文)、中国传播模式(英文)、说服学等。研究兴趣有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说服与宣传战略、跨文化传播、媒体研究等。发表的主要论著包括《儒家文化传统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说服学——攻心的学问》、《面向21世纪的传播与文化》等。


龚文庠:孜孜传文 悠悠上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巴格达的隆隆炮声没有惊扰湖光塔影的祥和宁静,“非典”的汹汹肆虐未能败坏花木扶疏的明媚温馨。我们和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龚文庠徜徉在北京大学校园,穿行在教学楼间,当我们伫立于未明湖的南坡,龚院长向东指着绿树掩映着的一座小楼:“据说,那是最早的新闻教学楼,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新楼。”他清癯的神态和睿智的目光,流露出殷殷情怀,切切冀望。


非新闻专业出身,或许是我的优势

徐蕾:龚院长,您曾经是学习西语的,语言专业对于后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什么帮助没有?从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到现在传播学的研究,怎样发生的转变?
 
龚文庠:语言的帮助是很大的,看外文资料的时候比较轻松,能比较全面及时地了解外边的动态与外国专家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语言是我的一种优势。

    我从国际政治研究转行到现在的传播学研究,这种改行是正常的。在21世纪,“改行”或许会成为时尚。现在我们都提倡要复合型人才,同样,对于一个学者,总是禁锢在某一个专业领域中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是学科壁垒的消失和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汇。

徐蕾:您觉得自己在研究学术上的优势是什么?

龚文庠:一句话,我的优势在于我原来没有学新闻。为什么这么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直学习新闻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思维定势,跳不出这个圈子。我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闻,用本专业给我的素养、知识,包括常识,去观察和思索。也许这样能带来一点新鲜空气。

王永亮:既然您这么说,我很想听听院长对于现在中国引进传播学后发展情况的看法?

龚文庠:现在国内对传播学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讲到新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他很奇怪:新闻干吗要和造船放在一起研究?原来他不知道有传播这门学科,以为我说的是船舶。国内流行“新闻传播学”的提法,从字面上看,是“新闻的传播学”(news communication),这就会引起概念的混乱,应该用“新闻与传播学”就比较清楚。再一个就是很多人认为传播学包括的面太广了,不理解它到底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其实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都是密切联系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宏观,也可以微观的分析体系,也可称作思维工具。传播学已有的成果就说明了这个工具的价值。在生活中,当你不了解一个先进工具的时候,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辛华:有人评价,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传播学者中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有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是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再就是您的《说服学》,说您的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您喜欢这个评价吗?

龚文庠: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当。其实我对这本书很不满意,因为出版时比较仓促,结构和内容本应当作得更好一些。排版也落后,视觉上不大舒服。所以今年我在修订这本书。我为什么要介绍说服学呢?因为它的实践性很强,非常接近普通人。我80 年代在美国的传播学院第一次听到这门课。当时有几百人来听,我很吃惊。来听课的学生学什么的都有,学化学的,学物理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学工科的听这个有用吗?他们回答我,学这个当然有用啊,找工作推销自己有用,申报一个研究项目,要说服同行参与,说服老板给钱。我当时很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学科涵盖之广,古今中外很多观点都可以用来认识这样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入口。就这样我开始了说服学研究。

徐蕾:可是我发现您的学术论文并不是很多,不知道您平常都主要做什么事情?

龚文庠:建院的事情很早以前就开始游说、推动,1998年开始筹备,2001年建立,中间有很多辛苦的工作要做,那是相当耗费时间的。

徐蕾: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龚文庠:在建院的过程中 ,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许多关系需要协调。例如:教师队伍的建设,北大哪些人适合进来,校外人才的调入,包括从国外引进人才。你们也知道,凡和人事有关的事,就格外复杂。不说别的,我打的报告就一大摞,精力实在花了很多。但是我想了,我多做些行政方面的事情,给老师学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就可以让别人多出成绩。

王永亮: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走上正轨,您可以将精力慢慢调整到学术上了。近期您有什么样的新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吗?

龚文庠:我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想继续放在国际传播上进行研究,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像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科索沃战争,还有最近的美国伊拉克战争。我在上一次海湾战争时就注意到,美国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媒体的胜利》,就是说美国战胜伊拉克,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媒体的胜利。可见媒体在国际关系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题目我很感兴趣。

以后我希望不要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按我的兴趣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查禁”(censorship)的题目,对于信息材料的禁止,禁书,影视节目的禁播,人类自己禁止自己制造的信息,这是有趣的现象,我想研究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

我手头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网络传播的一些现象进行研究。比如网络传播的法规啊,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冲突问题等等。

徐蕾:好像您关注的一些问题不是很传统的新闻学关注的问题。

龚文庠:(笑)也算是一个特点吧。

徐蕾:那您的时间能够调整得过来吧?

龚文庠:我想我会逐渐找到一种方式,比如与学生合作。因为他们有精力没有思路,而我是有想法没有时间。所以二者融合在一起最有效率。

倾注心血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徐蕾:龚院长,北大在2001年5月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消息在传媒学界、业界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龚文庠: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到我个人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关系,从60年代我考大学时说起。我考大学时,很想到北大去攻读新闻专业,但北大没有新闻专业,为了进北大读书,我只好报考了北大西语系念英美文学。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北大为什么不能重建新闻系?很多老师、学生都和我一样希望在北大重建新闻系,1998年的百年校庆提供了难逢的契机。校庆提供的契机之一是1958届北大新闻专业校友的重逢,这次重逢的场面非常感人。在校友会上,这些新闻业的骨干和元老们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愿望:重建北大新闻系,恢复它往昔的辉煌。江泽民主席在校庆上的讲话为北大培养人才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对我们建院的间接推动。

王永亮:和其他院校的相关院系相比,刚起步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优势是什么?

龚文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我们的优势也恰恰是因为“新”——我们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没有陈旧的观念,受到的束缚少,迈步前进时,就会更轻松,更有魄力。

北大的新闻教学与别的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北大的传统与别的大学不一样。无论你如何去描绘,北大的传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北大100余年历史,有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风,也有文理兼强的结实基础,而新闻学恰是一门"杂学",跨越文理多门学科。我相信北大一定会培养出文理知识兼备和具有社会责任心、公民责任感的新闻人才。

徐蕾:您很自信,不过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阿Q精神?

龚文庠:我一直认为,阿Q精神有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跟朋友开玩笑说,阿Q没有文化,可他的精神也许算是一种大智若愚呢。

徐蕾: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如何给自己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呢?
 
龚文庠: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学院培养方向是国际型人才,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是我们的特色。二、学院的网络传播专业要摸索出一条新路。这个专业将实行文理科生兼收的原则,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三、学院将重点培养传播管理人才,不仅培养传播业的兵,更要培养将。
辛华:您可不可以具体说一说网络传播和传播管理专业?

龚文庠:网络传播作为专业还未列入国家的学科目录,我们正尝试在研究生层次开设相关课程和研究课题。网络传播的中心课程应包括计算机、超文本传输语言、多媒体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等。这一专业要求从科技和人文两大视角来学习和研究网络传播。传播管理专业是新闻传播学与工商管理学的结合,旨在培养信息时代管理新闻传播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新型高级人才。目前我们在媒体经营管理的课程方面投入了一定的力量。北大的人文与自然学科基础坚实,人才资源具有优势。而开设"网络传播"、 "传播管理"等学科,则是努力走新路。

王永亮:北大成立这个学院中央很重视,您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压力一定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龚文庠: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在原北大国际传播学系、编辑出版专业和广告学专业的基础上组建的。学院目前规模不大,但是面临的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学科发展、招生及毕业分配的任务,却不少于任何一个大学院。

最大的困难是这个院是新的,院内所设专业也是新的,新学科和旧办学思想、旧学科理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所谓“万事开头难”。 我记得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之初,媒体曾用“三足鼎立”来形容京城三大名校——北大、清华、人大新闻学专业并立的局面。但实际上和其他院校的相关院系相比,我们只能说是“小弟弟”,好比登山比赛,别人已经爬到了半山腰,而我们才从山脚刚刚起步。因为刚刚起步,就像一两岁的孩子,不能和已经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光宗耀祖的大哥哥们相比。它需要更多的关爱和营养,需要有发育和成长的时间。


徐蕾:现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已经2年了,有什么样的进展?今后学科建设的方向是什么?

龚文庠:两年来,学院在学科建设、师资力量和对外交流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徐蕾:在师资力量的建设和引进上的进展?

龚文庠: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成立时,只有十多名老师,而一名行政人员都没有。到如今,已有教师26人,行政人员3人。除了新闻学专业的博士,和从国外引进的传播学博士,我们学院的其他教师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如外语、中文、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经济学等。教师多样化的学科背景能促进专业互补与渗透,有助于打破学科界限,体现了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也给学生更广阔的思维空间。

王永亮:在对外交流方面的进展?

龚文庠:在这方面是很有收获的。目前,新闻与传播学院已与美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曼隆学院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英国的牛津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威斯敏斯特等大学与我们的教师互访活动也在增多。我们和日本一些大学、媒体以及香港《南华早报》也有着愉快的合作。《南华早报》给学生提供了优厚的奖学金,派高级编辑来讲学,并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提供访问学习和参与实践的机会。“请进来,派出去”是学院对外双向交流的重要原则。学院还派学生出国参加实习、留学等活动,已开展的有去丹麦、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不喜欢做行政工作的学者

徐蕾:您刚才说您不喜欢做行政工作?

龚文庠:我不喜欢做行政。我在国际政治系做了8年的副主任,后来成立国际关系学院的时候,我主动提出不担任院级职务。不久学校要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学校让我牵这个头,这时我确实很热心的去做,因为只有牵头,才能够实现长期以来的设想,为新的学院打个好基础。如果我做一个普通的老师,恐怕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对我是一个特例。
 
辛华:是什么样的动力是您能够去挑这个大梁,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和干劲? 

龚文庠:北大有创新的传统。在独具慧眼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北大在中国最先创办新闻学教育之举,就体现了创新精神。北大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她蓬勃的生命力来源于她的思想性、创新性,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进步走出一条新路。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革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创办具有北大特色的世界一流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我们办院的主导思想。我们将学院简称为“新院”,用意也在于此;“新院”又恰与“心愿”谐音,希望我们的“心愿”能够实现。

我本人之所以选择去做这样一件既费脑力也费体力的工作,就是想为千千万万想考北大新闻系的学生提供实现梦想的基地,也为北大这所名牌大学的学科建设作一份努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徐蕾:那你觉得自己适合做这个行政工作吗?

龚文庠:不适合。我不会训人,不具备当干部的条件。别人和我自己都这么认为。所以,我虽然一直在教书,包括曾经在工厂教过中学,但连班主任这样的“官”都没有做过。

王永亮:总结一下您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龚文庠:我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但我还是有一定的精神追求,虽然成绩并不是很大。

徐蕾:您谦虚了。

龚文庠:不是谦虚,我觉得应该有更大的成绩,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多做一些事情。前面的路还要勇敢地走下去。我是一个平和的人,不喜欢争什么。但是现在的行政职务要求我改变一些,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有时候得去争。

辛华:您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吧?

龚文庠:我不认为是辉煌,只是有一点成绩。把这个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起来了。但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比如北大信息管理系的阎学杉等老师。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是整个建院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在校领导中的沟通和与各院系的协调。

徐蕾:你满意目前的工作状态吗? 

龚文庠:当然是不满意了。

徐蕾:这么肯定地回答!真是很意外,可是从您刚才讲得我们能感觉出来还是取得很大的成绩的。

龚文庠:我不满意就是因为他离我的目标还太远了。

徐蕾:您怎么着急了呢,您不是说新闻与传播学院就像一个婴儿吗?要有耐心的。

龚文庠:但是婴儿也有长得胖,长得壮的。如果我再多一些活动能力,多为学院争取一些东西就会更好。比如说引进人才,就应该给人家相应的待遇,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能做主的。但是对优秀人才我仍会不遗余力地争取。

徐蕾:比如说对方爱北大爱得不得了,也许不那么计较什么房子,研究项目,经费的问题。

龚文庠:以后这些硬件相信会有所改善的。

王永亮:也许很多人问过您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个政治家,不懂得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基本上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想问这种情况在中国适合吗?

龚文庠:同样适合,也很迫切。在21世纪,一个政治领导人一定要懂得媒体,要研究媒体。我们现在总是讲要与时俱进,媒体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媒体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我举两个例子,1993年,我在日本参加了一个基辛格论坛。基辛格在那儿讲了两天,他讲了很多话,但是有一段话我印象最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书长大的,看书长大的人形成的是观念,而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人是看电视、用电脑长大的,这一代人形成的是意象。我并不是批评形成意象和形成观念有什么好坏的差别,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实。然后他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的政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电视的影响。所以刚才讲到,美国的政治家必须要熟悉媒介,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如果他们对媒介不熟悉的话,就不会用这个武器。基辛格的演讲对我们是个启示,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也一定要运用媒介这个武器。

还有一次我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个会议,有很多外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高层人员参加,也邀请了几位学者。那次我对赵启正主任印象很深,很有好感。主动开展中外媒体之间的沟通,这是需要眼光和胆量的。记得一位中国记者质问说,“我们中国近些年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你从来不报道,就会报道中国的一些阴暗面,你们就不能全面报道中国主流的一面,报道中国的光明和成绩吗?”

徐蕾:那个外国记者怎么回答的?

龚文庠:他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你的问题,你的要求和美国政府、克林顿总统是一样的。克林顿也是这样说,“你们不说政府的好,只盯着我的丑闻,成天盯着我的女朋友,政府做了许多好事,怎么不报道一下呢?”不光是你们,所有的政府都和你们的愿望是一样的。媒体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现在中国媒体的角色还在调整当中。我自己打过一个比方,医生给你看病,医生不会说,你今天五官很好,心脏很好,肺也好,只是你肠子上有个小疙瘩。你的身体主流十分健康,放心吧。医生不会这么说的,他只会对你说,你肠子上有个疙瘩,要检查一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媒体也有同样的功能,媒体不是总结报告,媒体有必要告诉全社会,哪里有险情,哪些事情做得还不好,还需要改进。

徐蕾:说得很巧妙。

龚文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家和媒体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有一段路。调整这段路,最根本的有两条,一点是在体制方面要有与时俱进的表现,当然新的体制要体现在法制上,现在没有新闻法,没有传播法,这在一个法制社会是不正常的现象。有的人也许会说,你规定了法律不就更没有自由了吗?我说不能这么看问题,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没有法律就是人治,自由从何而来?另一个问题是政治家的修养,政治家要有新的传播观念,要学一些传播学,这不是 “卖什么吆喝什么”,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学习传播学,你就知道传播不是单向的,所有的沟通都是双向的,说服也是双向的。


我的痛苦与幸福都因为北大

辛华:您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是怎样的经历?
 
龚文庠:最难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好像就没有活路了。我原来也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打发到山西的工厂当翻砂工。我在那边就问领导能不能让我教外语啊,人家说,学外语干什么,你要干就干,不干上别处去。

徐蕾:您在工厂呆了多长时间?

龚文庠:1968年到1978年,10 年的时间。

徐蕾:最痛苦的十年。

龚文庠:那可不是。我只是绝望了一段时间,我看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人学习。在那里我也交了很多的朋友。我现在只要回太原的时候一定会到工厂去看一看,很怀念那一段时光。现在北大的党委书记闵维方,他当初在煤矿里“改造”,据说他的矿工朋友现在还来看他,那段感情是很珍贵的。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中间也有很聪明的人,不亚于北大的学生。

徐蕾:那您最幸福的时候是怎样的经历?

龚文庠: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又考回北大。在国家没有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调出来离开工厂,可工厂是既不放人又不用你。国家恢复高考,我立即报考,因为政策规定不允许所在单位阻拦,最后拿到北大通知书的那一刻是我非常幸福的时候。回到北大,当我和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同学一道坐在未名湖边的时候,那种激动是无法言喻的。

辛华:也就是说您幸福与痛苦的时候都是因为北大。您在北大读了很多年的书,然后毕业留校一直到现在,您对于北大有种什么样的情感? 

龚文庠:我对北大的情感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北大赋予了我知识、追求和梦想,我的性格锤炼、知识素养的形成都离不开北大。在这里,有我的喜怒哀乐。后来我留校在北大教书,我把对北大的情感倾注进自己的工作,看到自己学生一个一个取得成绩是非常的欣慰。

北大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充满激情。北大人有这么一句自嘲的话叫做“一塌糊涂”,其实就是“一塔湖图”,指的是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这也说明了北大的一种批评精神,北大的学生敢于批评老师,北大的老师也不害怕批评。你想一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灵是很自由很坦诚的。

徐蕾:您曾经参加过由北京娱乐新报发起的:全民开读活动签名。请问您平日喜欢读的书是什么?

龚文庠:我喜欢读书,我的名字就是和学校有关系,庠,就是古时候的学校。我是在我叔叔考上大学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叔叔就给我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书实在太宝贵了,但现在很多人不看书。甚至看书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是因为爱好去看书,学生很多是为了应试而看书,有的甚至不爱书,还恨书。

徐蕾:您都看什么书?

龚文庠:我看的书比较散,很多书都爱拿来翻翻。常年来我一直订阅《小说月报》,很喜欢读它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徐蕾:文学大家里面对您影响很大的人有吗?

龚文庠:在我的年轻时代,做学生的那个时候,我最喜欢鲁迅。我到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把《鲁迅全集》看了一遍。

王永亮:那在学习生活中对您有影响的老师是谁?

龚文庠:教英文的李赋宁先生。我很崇敬他。除了学问精湛,他在做人方面也很好,非常的谦逊,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和人商量。后来学生打趣地总结说“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李先生就是被领导者。”但是大家很尊敬他,他很爱护学生。他是那种愈博学,愈虚心;愈平和,愈有权威的人。他没有刻意教训谁,但在英语系读过书的许多学生一生都受到他的影响。

徐蕾:您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龚文庠:我的爱好很多,我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会闲得没事做。我喜欢旅游。我在文革的时候就去过泰山、华山、庐山。我喜欢运动,喜欢打球,是小球——羽毛球、乒乓球。

徐蕾:您好像对于饮食与别人不太一样,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爱好”。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您欣然担任北大素食文化研究会顾问,这是为什么?您是素食拥护者吗?

龚文庠:(笑)这个研究会的会长是我的博士生邀我入会,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喜欢素食的人。我是胎里素,从小如此。不光是肉类,海鲜类我也不吃但是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吃素,是挑食。因为有的素菜我也不吃。

徐蕾:您这种挑食,可是一个遗憾,很多美味您都不能享受啊。那一定也不抽烟喝酒了。您是怎样看待快乐的?

龚文庠:这些嗜好都没有。清清爽爽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满足的,知足常乐,关键是要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一个学生在好友去世后写信给我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的宝贵礼物。”

徐  蕾  王永亮  辛华2003年4月17日访谈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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