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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明:向学术原创领域挺进
  2004年02月11日14:0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刘建明曾经担任基层新闻单位的领导职务,同时也是在政界驰骋,每天不得不和舆论打交道。他看到,真理与虚妄交织,假话与真话较量,流言蜚语作为人际内耗的武器,每个人都在舆论漩涡中搏斗。

观察:
就舆论学而言,研究的不仅是公众意见的传播,主要研究的是社会思潮、人民意志的表现形式、社会变动的声纳系统和大众媒介传播舆论的规则。

建言:
作为学者应秉承三条做人的原则:第一,不论做什么,一定要无私,是非清楚,不能说假话;第二,要关注社会,关注下层人民,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的问题,坚持真理;第三,不骄不躁,多向别的学者学习,要吃苦、有毅力。

论点:
研究问题要尊重实际,尊重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学理上进行周密的思索和考证,就容易发现真理。

个人简介:
刘建明,1942年9月3日生。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4年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1977年12月调到丹东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1979年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新闻硕士研究生。1984年担任丹东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总编辑兼局党组书记,1985年考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在甘惜分教授的指导下,进行舆论学和新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至2003年4月,共出版专著和合著16本,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应用写作大百科》两部辞书,发表有关新闻学、传播学、当代中国研究、政治学、经济学论文520余篇,有多篇论文获奖。


刘建明:向学术原创领域挺进

当我们一走进刘建明教授的办公室,就看到电脑后一位头发略显花白的学者正在键盘上写作,桌子和窗台上堆满了书籍和打印稿,让人感到一种忙碌的气氛。由于刘教授一再推迟,这次专访直到一个月后才有机会进行。当记者提出 “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有许多原创性的论著,是我国新闻学界勇于踏着荆棘挺进的学者”时,他露出几分局促,忙说:“谈不上,谈不上,只是作了点基础性的探索。”


弃官求学,敲开舆论学之门

王永亮:20多年前,您曾经做过市级广电局局长,在您仕途看好的时候,毅然放弃官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舆论学和新闻理论,许多人不可理解。能介绍以一下您当时的想法吗?

刘建明:如果说广电局局长也是政府官员的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十分珍贵的人生机遇。实际上,我博士毕业后也有几次升官的可能,都以不同方式回绝了有关方面的好意。进入仕途固然荣耀,特别是做一个对群众有益的“官”,是受人尊重的,需要具有良好品德和智慧的人去担当此任。但我总觉得,我的人生使命是做学问,研究社会,指正人类意识惯性如何阻碍社会的进步,破坏人自身的完美。这是我弃官求学的主要原因。不同的人生之旅,都可能给人带来安慰,关键在于正确地驾御良知,正直地为社会做点工作,对得起人民对自己的养育。每当我在学术领域有点长进的时候,对自己当年这一抉择就深感庆幸。

徐蕾:您的人生视角超出一般人的追求,正像您的论著,总是在理性层面思考世界。可是,您为什么选择舆论学和新闻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刘建明:我研究舆论学和新闻学的兴趣,是和我的职业有关的。我是1949年以后读书成长的,极“左”年代我虽然还很年轻,但却经受过多次政治与思想波折。政治运动伤害了当年许多人,在舆论的恶风中陷害他人或被他人陷害常常发生。文革是一场舆论混战,我逃离腥风血雨的舆论讨伐,躲在宿舍里读书,但也旁观了舆论狂涛的席卷,被舆论阴谋和舆论攻击所震撼。透过大批判和言辞邀宠的媚态,我看到人们践踏正直言论的诡诈,舆论和人心的同构制衡着社会的变动,牵引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在一个没有舆论学熏陶的国度,不仅假话盛行,而且言论陷害被视为升迁的爬梯。诚实的语言决定人的悲剧,媚言狐语决定人的诚实,至于行动倒不那么重要。这样,舆论岂不是需要研究一下吗?

后来,我进入市级广播电视局的领导岗位,任副局长六个月后任局长兼总编辑。我的任命是由全局职工投票推荐的,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干部改革的“彩球落怀”,也许我是幸运的。我身置基层新闻单位的领导职务,同时也是在政界驰骋,每天不得不和舆论打交道。我看到,真理与虚妄交织,假话与真话较量,流言蜚语作为人际内耗的武器,每个人都在舆论漩涡中搏斗。有时,空话、大话成为新闻报道的花轿,总编辑必须娴熟地把它抬在肩上,矫健地走起来,制造出“动员型”的舆论。我思考着这类现象,为舆论的厉害和不同后果感到吃惊,也为新闻理论的贫乏和舆论学的缺位深感遗憾。我下决心考回中国人民大学,寻找我国媒介人急需的理论补养,为中国的舆论学和新闻理论研究做点尝试。

王永亮:您和当代许多正直的新闻学者具有共同的心境,反映了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指导的缺失和冲突。但弃政投学需要决心,你走出这一步真不容易。在中国舆论学领域,你填补了这一学科的空白,出版了7部著作,是当之无愧的权威,您能简要地向我们描述一下您对舆论研究的概况吗?

刘建明:您对我的评价,让我局促不安,我称不起什么权威,只是作了点独立的探索。我对舆论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我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在《新闻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舆论学初探》一文 。全文18000字,是当时新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最长的学术论文,今天读起来发现该文有许多幼稚和不准确的地方,但它是我打开舆论学之门的第一个动作。在我读博士期间,我写了两本专著——《基础舆论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形态》,后者是我的博士论文,分别在1988年和1989年出版。从1990年起,我先后出版了《当代舆论学》(1990)、《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1990)、《天理民心》(1998)、《穿越舆论隧道》(2000)、《舆论传播》(2001)、《社会舆论原理》(2002)。此外,20年中还发表有关舆论学方面的论文110多篇。

我的研究成果,仅是个人对学理的孜孜追求,对学界谈不上什么裨益,我个人无法作出估价。但我创造的大量概念被其他学者采用,我提出的许多原理被一些研究者和新闻传播工作者所引述。我的著作出版后,某些学者一度产生了研究舆论的兴趣,先后出版了10多种论著,给我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机会。西方的舆论学者有许多好的观点,但他们主要研究选举、议会辩论和民意测验,缺乏系统的学理性,也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国情。他们照抄社会心理学的内容,把案例研究、公关研究作为为主要内容,缺少知识性和揭示社会变动的理论视野。我的舆论研究不抄袭外国的东西,在原创性方面构建理论体系,突出民意的社会主导作用,力争重建民意测验的科学方法。某些好友告诉我,我的成果对国家决策及其社会机制变革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学界的辐射。

徐蕾:谈到这里,引出我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事先准备重点问您提出的问题: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您的研究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效益?

刘建明:就舆论学而言,研究的不仅是公众意见的传播,主要研究的是社会思潮、人民意志的表现形式、社会变动的声纳系统和大众媒介传播舆论的规则。舆论贯穿政治经济生活、大众心理空间和公共道德关系,决定社会演变、人心浮动、执政者的成败等重大问题。我的舆论学著作面对这些公共领域,不回避任何理论和实践难题,在阐述原理的基础上揭示社会趋势,提出对策性建议。比如,从1987年开始我就强调民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民意概念在性质和量化方面做出界定,提出民意是政府和先进政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背离民意的权力迟早要毁于一旦。1998年中共中央终于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尊重民意”的观点,2002年在十六大报告中以整个段落强调遵循民意的理念,而在这之前,中共和国家的纲领文件,一贯强调立党、立国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性,忽视民意的政治导向作用。我的研究至少体现或影响了治国方针。

我在1988年完稿的《当代中国的舆论形态》一书中预言,中国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或局部的群体事件。通过对社会舆论的调查,我研究了舆论的五级增长律,提出建立社会预警系统主张。为及时疏导、抚平社会情绪,执政者倾听不同意见,消除社会腐败和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惟一有效的措施。1989年终于发生了北京风波,我这本著作的预测应验了,对认识今天的舆论冲突提供了新鲜的理论。1995年我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进一步探索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舆论的轨迹,提出了许多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许多观点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徐蕾:您的思想和风格很有个性,对学问和事业的严肃态度,及其突出的自控能力,让人有几分遐想:学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刘建明:我个人体会,作为学者应秉承三条做人的原则:第一,不论做什么,一定要无私,是非清楚,不能说假话;第二,要关注社会,关注下层人民,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的问题,坚持真理;第三,不骄不躁,多向别的学者学习,要吃苦、有毅力。

王永亮:在某些方面,您很像您的导师甘惜分教授,您是80年代甘教授的博士生,您从甘教授那里学到了什么?

刘建明:甘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有许多高尚的品德值得我学习,我和他有真挚的师生之情。他以拳拳之心扶植膝下的学生成长,让我们自由地阅读、思考和研究,激励我们忠于祖国和人民,树立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他没有任何市侩习气,从不荒疏学问而钻营得失,他的人格令我景慕。他敢于说真话,不顾个人的损失而真诚地建言献策。从20世纪90 年代起,他的研究成果都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他对学生以诚相待,孜孜不倦地教诲,让我们老老实实做人,尽量帮助我们解决切身困难。作为博士生导师,他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学者他名副其实,我永远尊敬他。


学者的正气 探索的勇气

徐蕾:很多人认为, 您是个敢于创新的大师。您的学说——无论舆论思想、新闻理论还是传播学或媒介批评研究,在国内有很大影响。许多人借鉴或转用你的学说,有可能形成一种学派。您写出的原创性著作都能出版,每年一两本,是国内新闻传播学论著最多的学者,而且有十几项获得优秀成果奖,您成功的奥秘和感受是什么?

刘建明:同行或学子们对我的评价太高了,不切合实际。正如前述,我只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作了些独立的探索,说到大师,还不够格。如果让我掏一句心里话,不客气地说,要想搞出一点真正的学术,不仅需要吃苦、奋斗精神,还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随时准备牺牲应得到的某些待遇。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和舆论环境有很大改善,有许多问题允许学者们研究,但不是所有的真理都可以自由地探索。许多人为真理设置了禁区,某些人以扼杀新思想作为晋升的垫脚石,还有些人对学术创新有种恐惧和心理障碍,只希望别人跟着自己的后面走。这样,学术创新就带有风险,有时不免带来苦恼和麻烦。

学者不仅要认真学习别人的东西,也要发现新的东西,随时抛弃错误的观念。在真理面前不敢说真话,躲躲闪闪,甚至践踏良知,就搞不出什么学问来。良知、善意和为真理作出牺牲,是学者的基本职业道德,也是一个教授应有的人格。我尊重其他学者的意见,但我不察言观色、随波逐流,更不愿攻击、嘲笑和谣传那些遭受误解和失败的同行。学者只能有两个追求,一是勇于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维护人民的利益。我写的每一本书、撰写每篇论文,考虑的是如何认识和遵循规律,让事实真相引导着我的思维。我的著作如果有些原创性的话,主要是我不迎合任何教条,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如果我错了,就改正自己的观点,修正自己的结论。我相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对真理的陈述和阐扬,同时需要理性的方式,这样,你就可能突破更多的禁区,写出的著作也容易出版。学者的立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不能为眼前的即得利益说假话,在历史上留下令人鄙视的名声。

王永亮:您能否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你的学术创新有哪些突破,冲出了哪些禁区呢?

刘建明:我不敢说我有什么突破,但我提出的许多学术观点是别人、前人没有的,开始不被人理解,过不了多久,生活的变化推动此类观点相继出现,并变为现实。
早在1990年,我在《当代舆论学》一书中提出,对于重大社会问题,民意永远是正确的,永远代表真理,因为她处于社会的主体地位,制约着社会的走向,反映历史发展的要求。由于民意永远正确,才构成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决定一切政治势力的命运,从古至今各个政治派别不得不承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后来我在一项课题研究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有人反对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希特勒上台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都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又如何解释?我在一篇文章中告诉他们:一切真理都是由少数人发现的,这一普遍现象否定不了民意的正确性,因为个人的正确意见最初都是孤立的,它不是舆论,更不是民意。少数人一旦发现和掌握真理,必将演变为舆论和民意,少数人的正确意见经过群体的多向、大范围传播构成民意,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意见。少数人占有真理和民意的真理性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问题,二者处于没有转化和必然转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我以德国、日本史学家提供的事实证明,希特勒上台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都遭到两国人民的反对,但这些法西斯以残忍的暴行镇压民意、强奸民意,早已失去民心,所谓得到人民的支持,是虚假的。

缺少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看到的是个别人的意志,甚至迷信专制权力的统治,忽视人民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力量。这种观念,在争鸣中站不住脚,是自然的,可是又给我扣了帽子,找到有关方面“反映”,想给我点颜色看看。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怪事,打不赢笔墨官司,就在政治上整人,社会科学研究中少数人的这种痼疾,令人厌恶。好在今天没有人理睬这一套,这次“反映”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2001年,报刊上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时,明确指出,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充满真理,执政党的一切行动和工作都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这或许是对我的理论作了最好的诠释。

现在,某些理论家或文件用“阶层”的概念代替“阶级”或同“阶级”概念并用,是我国理论战线上的重要突破。实际上,早在1997年我在内部教材《舆论传播概论》中提出,阶级正向阶层转化,“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技术发明创造了巨额财富,成了企业家,他们合法经营,又比较合理地支付了雇佣人员的工资,就不属于剥削阶级,他们是社会的富人阶层或管理阶层。”“在当代,阶级舆论的对立变得温和起来,舆论战在各阶级之间很少见了,正被各阶层的不同意见所代替。”该内部教材以《舆论传播》的书名于2001年6月公开出版,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这一突破究竟对不对,只能由历史与实践来检验。

徐蕾:您的学术创新不仅有一种勇气,而且涉及的范围广,偏重审视现实问题和最新的学术动向。我记得最清楚的两件事是,1999年学术界和实业界掀起“网络经济”热,你在北京广播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唱了反调”,指出“网络经济”是个不科学的概念,网络本身不是一种经济类型,在10年内还不可能普遍盈利。您的论点引起争论,你的这篇论文在《发展导报》上发表后,有几家报刊转载,多数网站亏损也证实了你的结论。不久,“网络经济”这一概念很快消失了。另一件事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前后,许多报刊炒作“传媒入世”的问题,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少。您在《新闻记者》杂志发表了《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也有近10家报刊转载,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已过去两年,我国传媒确实没有按照WTO原则撤消贸易壁垒,您的求实精神和远见令人敬佩。在学术上,你的预测能力来自何处,能否谈一谈?

刘建明:求实精神我有一点,预测能力还不强。这两件事只能说明,我在学术上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研究问题要尊重实际,尊重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学理上进行周密的思索和考证,就容易发现真理。我写这两篇文章调查了网站和媒体管理部门,研读了外国的相关案例和WTO文件,搞清了经济学上的经典定义。比如说,加入WTO后,我国允许外国公司到中国经营图书报刊,大大降低新闻纸与传媒生产设备的进口关税,允许外商参与我国的广告营销,以及进口20部影片等等,指的不是传媒产业入世,而是文化产业入世。传媒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但不是所有的文化产业都是传媒产业。我国在加入WTO的议定书上,没有对外国人到中国创办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或外国电视频道落地、参股和收购我国媒体作出承诺(外资网络和民间网站除外,因为他们暂没有采访权和独立新闻报道权,在《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中提到此点),不仅中国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时都没有这种承诺,岂有传媒入世之说?

 不能说允许外国人参与我国的报刊、书籍的发行,就是传媒入世,因为书店、报刊销售店和报亭不是传媒,这是常识。中外都知道,广告公司是商业机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媒,这也是常识。说外国电视频道落地是传媒入世的一大亮点,可是除了凤凰台、阳光、华娱台局部落地外,至今没有任何外国电视频道从卫星上直接在我国落地,由有线电视送到用户。凤凰、阳光、星空台在加入世贸之前就在我国某些单位(一些涉外机关、星级宾馆)落地,和“传媒入世”没有任何关系。为证实“传媒入世”,有人竟把珠江三角洲转播香港、台湾的电视频道,包括英文台,视为“境外”频道落地,连香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都不屑一顾。我国的传媒应当对外开放,我国媒体也要走向世界,但必须互惠互利,考量得失利弊,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科学研究没有求实精神,连起码的事实都加以歪曲,就不成其为学术。学者的最大忌讳,就是望风捕影,各取所需,自我护短。


追踪学术前沿的预见性

王永亮:对您的新闻理论研究有各种评价,决大多数学者认为,您在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2002年12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徐培汀先生写的《20世纪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书,对中国最近一百年来的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思想作了权威的总结。徐教授在该书中对当代新闻学者提到四个人用“新闻思想”的字样概括他们的学术成就,其中就有你一个,其余三人是王中、甘惜分和林枫。该书166页上说:“刘建明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宏观新闻学》和《现代新闻理论》两本著作中。”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新闻思想?

刘建明:有没有“刘建明的新闻思想”,很难说,我个人也不便评价。对我个人的学术成就,只有旁观者、广大读者才能看得清楚 ,我个人总觉得我写的论著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向我的老师、前辈和同辈人学习。我从来不让我的研究生吹捧我,禁止他们写文章张扬我的学术观点,制造颂扬的气氛。

我一共写了三本新闻理论的书,可以无愧地说,每一本都是依据自己的实践和观察,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复修改出版的,具有独特的体系和不同于他人的视角。其中,有许多观点是新鲜的、原创性的,甚至是反传统的(不良的传统)。有许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甚至写书评肯定我的论著,我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把这些热烈反映看作是对我的鼓励,激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动力。徐培汀教授论学识和年龄都是我的老师,我读过他的书,但不认识他,至今没有机会和他会过面。他对我的评价显然过高了。

徐蕾:您能不能谈谈你在理论新闻学上,有哪些创新性的观点?

刘建明:比如,我在1989年写的《宏观新闻学》(打印本,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在国内首先阐释了《大趋势》一书中提到的“新闻洞”的概念,把它纳入新闻的功能范畴;提出了新闻的整体真实的理论,对新闻的真实性做出全面的界定;提出新闻时限的概念,阐述了事实固有的倾向性和新闻倾向性的关系;论证了“机关报型”媒介的两种党性——民主、进步的党性和狭隘、专制的党性,把无产阶级的新闻党性原则界定在“科学性”上;提出并总结了自然法的新闻自由观和现实法的新闻自由观,在国内第一个系统地把新闻的立法、报道的法律限制、新闻的侵权和记者守法的界限写进综合的理论著作中;提出了新闻意识的概念并做出阐述等,对1000多个概念进行了探讨。

1996年我写了第二本新闻理论著作,以《现代新闻理论》为书名的打印本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材,1999年由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在这本著作中,我提出了知晓欲和呼告欲的概念,论述了人类活动空间和认识范围的扩大推动新闻媒介的发展;分析了网络新闻解控时代的来临和虚拟主权问题的出现,首次在综合性新闻理论著作中研究了网络新闻;系统地研究了新闻个体真实的四维空间,记者再现新闻本源的三种情境;在我国新闻学术界,首次研究了新闻事实的结构、新闻事实的形态和意态,提出了新闻的倾向态、品类态和角度态,硬事实和软事实等概念;在国内第一次研究了新闻的具象化和涵化问题,提出了新闻报道的瞬时性、时序性和时态规律;第一次提出传播值和半传播的概念,论证了新闻价值和传播值的关系;该书对新闻观进行了全面探讨,总结了猎奇新闻观、黄色新闻观、“有闻必录”新闻观 、宣传新闻观和“中介”新闻观的形成和内容;首次把新闻产业问题写进新闻学综合理论著作,指出“有偿新闻”是个不科学的概念,应使用“内幕交易新闻”来示意收取不正当费用的报道;提出新闻工作的职业良心,在伦理学层面论述了新闻道德问题。

徐蕾:读过您这两本书的人都有同感,书中的理论色彩鲜明,对涉及的问题有充分的论证过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著作。中国新闻学成果的最大缺陷是理论成果薄弱,别的学科专家把新闻理论著作的水平视为“小儿科”。香港有的学者认为,大陆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多如牛毛,大多数是抄来抄去的“大路货”,只有刘建明的书有自己的东西,有值得重视的内容。对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刘建明:我的学术专著,思想解放的幅度就大一些,但考虑出版的限制,也有些话回避了。但无论如何,一个有良心的学者始终不能说假话,不能歪曲、玷污真理,不能对不同学术见解落井下石,对他们遇到的非正常的挫折幸灾乐祸。在政治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探索真理和事实真相,是我需要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所谓我有自己的东西,可能是指 我的著作中有许多人不敢探索或还不想探索的内容。随着我国政治环境的宽松,学者的触角在真理空间将伸展得更远、更深,不能举足不前、落后于时代。我在最近出版的第三本新闻理论著作《当代新闻学原理》中,提出21世纪的理论判断,对媒介的历史观、传媒的全球化、新闻报道的图示、新闻事实的模态、新闻真实的状态、新闻传播效果与调查、社会的统治思想、新闻自由的向度、党报体制的趋向和传媒市场运作等重要新闻学原理给予最新的阐述,对有现实价值的传统新闻学观点也作了系统的总结。

王永亮:您在1990年就研究了传播的全球化问题,指出广播电视和电子报纸正在进入“全球时代”,进而提出“全球大意识”的概念,可以在您的《当代舆论学》一书284~28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读到您对传播全球化的论证。这样看来,您可能是国内第一个研究全球化的学者,至少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是首创。媒介的全球化和政治、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但大量论著没有新意,“媒介帝国主义”和“狼来了”成为我国学者的核心话语。

刘建明:从历史发展趋势看,人类总有一天要走向世界大同,全球的政治、经济制度会越来越接近,形成大体一致的模式。媒介和文化不存在帝国主义,只存在影响力主义,即使先进的媒介技术和雄厚的媒介资本,如果传播落后的文化,传播的内容脱离全世界人民的兴趣和需要,不会有人接受它们那一套,成不了“帝国主义”的气候,“狼来了”只是一种幻觉。

传播的全球化和文化、政治、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景,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必定会被全人类所接受,但这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能实现,也许需要更长的演变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就预言,人类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才能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全球化”的真正发明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正一步步向全球化挺进,尽管有许多回旋的逆向事件不断发生,但任何人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以共同的世界市场、平等互爱的政治理念为基础的,消灭剥削、消灭强权、消灭民族压迫和贫困,让人人富裕起来,是全球化的最终目标。其实,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共有制的方式让每个人都占有现代文明所需要的财富(当然,每个人占有的数量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享有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以强权统治人民,没收每个人的财产,大搞舆论一律,实现“公产主义”,弄得绝大多数人一贫如洗。真正反对全球化的人,是专制主义者和国家霸权主义者。

实现全球化,必须借助全球化的媒介传播全球化意识,使世界人民具有共同的政治观、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全球化媒介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媒介的传播范围伸展到全世界,各国人民成为媒介报道的受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满足世界绝大多数人的需要,成为世界性的媒介。像CNN和凤凰台都有这些特征。二是,媒介在世界许多国家设立采访报道机构,记者的足迹遍布全球,对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予及时的报道和解释。三是,传播内容反映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发挥推动作用。我在《当代舆论学》中指出:“全球的人类可以在同一瞬间交换意见、倾听各种意见,新闻传播工具成为人类舆论的长距离的传感器。”在今天,一个国家的媒体没有成为全球化媒介,它就失去了世界的话语权。对国内,一个媒体失去多数受众,也失去国内的话语权。

王永亮:您追踪学术前沿,表现出高度的学术敏感。当新闻舆论界需要掌握媒介批评的正确理念和方法的时候,您及时出版了《媒介批评通论》,影响很大。出版社说,该书销量在新闻传播书籍中属于上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突出。你如何评价《媒介批评通论》一书的学术价值?

刘建明:我想引用一位学者对《媒介批评通论》一书的评价。2001年《湖北社会科学》杂志第9期,发表了署名黄顺铭、谭舒的《一个历史的角度——美国媒介批评著作概况》一文,其中写道:“2001年1月,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媒介批评理论著作,……我国媒介批评学的成立是顺乎时代的,因此刘建明专著的学术意义自不待言。”我读到4篇论文对我这本书作了肯定。最近,由李良荣教授主持完成的教育部课题——新闻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建议在大学新闻教学中设立“媒介批评课”。这些观点说明研究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建立媒介批评的理论尤其重要,我的《媒介批评通论》一书为适应日见高涨的人们对媒介的批评,提供了思考模式和批评视点。尽管有些观点还待进一步探索,但我的这本书终究能让人们认识媒介批评的初步理论范式,此后出版的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一书,也有同样的意义。

徐蕾:的确,您的这本书在国内媒介批评领域开辟了理论认识之路,对媒介工作者和管理部门有引路的作用,读过的人都深有启发。就我所知,您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也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论文,有几篇还获了奖。

刘建明:提到获奖,我始终持有保守态度。在任何时候我都不申报奖项,相关方面把申报表送到我手里,我谢绝填报。我认为,读者看好并由此增大的论著销售量,才是真正的奖励。我的论著获奖,我没有申报过,当有关部门或评奖委员会把奖状和奖金寄来,我才知道。1996年我提出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国民消费能力决定经济增长”的论文,1997~1998年《改革内参》及8家报刊转载了我这篇论文,推动了我国连续三年给公务员提薪。这篇论文获得改革理论优秀成果奖。1997年我在《南京日报》理论版就我国道德水准的低下,发表了一篇《克服道德的虚弱——道德建设的关键》,在全国被评为市地级报刊好文章二等奖。我在这篇文章中,最先提出以德治国问题,并强调以德治国必须以法治国为前提。


                                                  王永亮 徐蕾
                         
                         2003年4月18日 采访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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