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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晔:想象与追问
  2004年02月11日14:1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从那篇文章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学问——学着去查资料,学着阐释理论概念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看了好多书,文章被宁老师改了N遍,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但直到最后发表的时候宁老师还是很不满意。

观察:
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来看中国新闻改革中观和微观层面特别鲜活的一些场景,以前一不小心就过去了,但是每天观察每天记录,给自己设问,尽量从现实的新闻实践场景中寻找答案。这真的是很艰苦但很有价值的工作。

建言:
记者每天面对信息的采集、加工、生产和扩散,他作为主体判断要比其他行业的比重大,这就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客观中立。但客观中立又是一种目标,一种专业理想,一种我们可以无限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走又永远达不到的一种境界。

论点:
我还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寻求到乐趣,思维的乐趣,那种找到证据的乐趣,和解决问题的乐趣。


个人简介: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传播媒介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主要教学领域:广播电视节目构成,广播电视新闻理论与实践,电视编辑,国际传播。主要研究领域:中国传媒改革,传媒生态,传媒产业,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过程。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秘书长。学历:1991-1994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85-1987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1979-1983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与计算机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主要学术经历:2003年,奥地利萨尔斯堡研讨班成员;2002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访问学者;2001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与媒介系访问学者;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1998-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学术成果: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当代广播电视概论。主要论文: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WTO与中国广电业的市场重组等。


陆晔:想象与追问

采访陆晔老师花费了不少时间,一开始先是在北京的本书主编联系陆老师,陆老师婉言相拒,出于古道热肠,加上学术专业主义精神,她推荐我们采访几位海内外学者,等到这几位学者顺利采访结束,她还是犹豫。最后,只好动用了其中的学者三番五次说服了她。


误打误撞进了新闻圈

  施喆:你现在从事的是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一个典型的文科领域,但你在大学时候学的是工科,是什么原因使你进入到现在的领域里的?

陆晔:我是高考恢复后第三届的大学生,也就是所谓的“新三级学人”。因为很偶然的机会,选择了华中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工程系。大学四年,我一直保持着严肃的工科学生和想入非非的文学青年之间这么一种状态。毕业时候面临的选择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如果分配的话,我就得到地处贵州的一个飞机轮子制造厂,去当一个助理工程师。不过有另外一个选择——当时华工要创办新闻系,方向是科技新闻,希望老师既有一定文字基础,又受过工科的训练。我就被这么被选中了,自己又不想回到山里头去,那就留校吧。当时放弃了专业也就痛悔了一阵子,不过很快就觉得新的专业也挺好的,就这么误打误撞进了新闻队伍。
 
 施喆:听起来充满了偶然,你当时对新闻没有什么基础,是怎么开始新闻之路的?

陆晔:确实是很偶然的因素,学校也考虑到我当时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就先安排到媒体实习,其实几乎就是全职在媒体工作。我先到湖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之后到湖北电视台新闻部做记者,整整一年的时间。回来后又有个机会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当时广院还算艺术类院校,有很多机会到处看电影,听讲座,自己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学文科比学工科有意思多了,也轻松多啦,早知道当时高考就报文科了。不过话说回来,和一起进修的老师们相比,我也感受到压力,因为自己毕竟不是本专业科班出身,就决定考广播学院的研究生。
 
 施喆:1985年你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那段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陆晔:在广院的研究生经历对我来讲很重要。在那里,我喜欢上了纪录片,第一次看到了《60分钟》的节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恰好是北京思想文化界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我读大学特别早,又是工科学生,在文化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观念,这就相当于一下子就把自己从原来特别狭窄的一个小圈子,放到一个艺术气息特别浓厚、思想特别活跃的环境里头。我开始读很多书,接触到不同的人,包括现在讲起来特棒的那些同学。那时候也开始对电视实务感兴趣,在中央电视台实习,做场记,在当时情况下,有点做片子把心做野了那种感觉。
 
 施喆:那后来又怎么想着读博士了,是想进一步在学术上有所发展吗?

陆晔:怎么说呢,从广院毕业后,我必须按委托培养的协议回华工教书,主要是广播电视概论和实务的课程,有时候也回北京在电视台打打工什么的。到了1991年觉得这么一份教书的工作做了很多年了,有点沉闷,也有点厌倦,觉得缺少更大的发展空间。曾想过去电视台,系里不放,也想过出国,托福没考好,就想,那就考博士试试看吧。当时压根没想着以后做学问,就是想离开,换个环境。

 
从复旦开始的学术之路
 
 施喆:你1991年考到复旦读博士,当时觉得读博士和以前做的学问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陆晔:当时复旦新闻学院只有两位博士生导师,我的导师是宁树藩教授。其实自己以前根本谈不上做过学问,一到复旦就发现读博士比硕士难多了。特别是碰到宁老师就傻眼了,从什么是新闻,为什么有新闻自由开始——不知道,就看书去,还要念循环日报,读梁启超的言论,而且同班三个人都很牛,隔壁住的几个中文系的历史系的博士生也很厉害,总之我受了很大的“惊吓”,觉得应该开始好好读点书。
 
 施喆:宁老师以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著名,你觉得他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陆晔:我读博士期间的第一篇文章,是《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历史演进》,是宁老师的课程作业。在此之前没有写过严肃的学术性文章,顶多有一点经验性的总结文字。从那篇文章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学问——学着去查资料,学着阐释理论概念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看了好多书,文章被宁老师改了N遍,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但直到最后发表的时候宁老师还是很不满意。

我的一个学弟曾用“山高水长”来形容宁老师的治学风范,我想,从宁老师身上学到的首先是学术态度,这比教会我具体的东西都要重要。做学问的时候,你采取的是一个客观立场,不为任何功利的目的,做这个研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同时这个问题的解答也会对观照中国的社会现实、观照中国媒体的现状,能够有一定的意义。其次就是学问应该从特别基础的一个东西做起,搞清楚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我写的那篇文章,什么叫客观,从哲学意义上怎么解释,新闻行业约定俗成是怎么解释,理念上是怎么回事,操作上又是怎么回事,在美国又是怎么一点点发展过来的,中间有没有经过一些变化?不能想当然地说我认为是这样,一定要有材料。宁老师不断地问,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我如果写一句话,因为什么什么样,所以就怎么怎么样——他就会问你凭什么就说因为所以,有什么证据?这对于多年来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也从来不知道学术是什么的人来说,这个过程特别重要。我还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寻求到乐趣,思维的乐趣,那种找到证据的乐趣,和解决问题的乐趣。
 
 施喆:除了宁老师之外,你觉得复旦还教给你什么?

陆晔: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李良荣老师。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在他身上有几个东西到今天仍然在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很敏锐,他对媒体现实保持高度关注和洞察,而且概括能力特别强,总是能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中看到特别本质的东西。我觉得这东西是学不来的,但可以自己去体会,可以要求自己努力去做。宁老师的严谨质朴和李老师的敏锐洞察,宁老师的沉静细致和李老师的锋芒毕露,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与综合,我觉得很幸运碰到他们这样优秀的老师,那时候博士生又很少,他们可以把全部的心力花在几个学生身上。从内心来讲,我觉得李老师也是我的导师,虽然没有这个名份。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又有一些特别好的同学,本院的,其他院系的,都很富创造性,再加上复旦的各类讲座,每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每天在面对新的事情。

 
另一条道路:做电视的诱惑
 
 施喆:你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电视改革的,和宁老师的研究领域可谓是没什么相干,这是否因为你对电视的一贯热爱?

陆晔:我选这个题目,一是因为我自己做过电视的背景,二是我真的喜欢电视。当时我收集了中央电视台第一期开始的电视研究杂志,做访谈,我想很多人可能记不得一个可怜巴巴的学生为了收集资料不断泡在那里。宁老师说,你一定要做具体的调研,我把上海电视台多少年的串联单翻出来,做抽样,手写的东西,一条条全部抄下来,回来做分析。那时候开始学着用SPSS做统计,以前哪用过啊,只能不断地去看英文的帮助。
 
 施喆: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你想过是留下来继续做学问,还是到电视台去工作?

陆晔:当时我在博士论文后记里写了一句话,现在看起来自大得让自己脸红——我和中国电视同步成长——但当时确实觉得那十年就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电视业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就在做论文的时候,我还同时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报道部实习,虽然只是一个小实习生,能参与的事情很有限,但能够经历一个电视台从筹备到开播的过程,能够感受到那种工作状态,而且当时的部门主管给我们很多机会去独立地做节目。那真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电视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另一部分,以前在广院学过的那些关于纪录片、关于深度报道的东西始终在心里,我那时想做中国最好的采访记者,想进电视媒体工作。可惜不巧我毕业那年东方电视台没编制,就留在新闻学院了。
 
 施喆:不过你想做电视的心思一直没歇过吧?

陆晔:确实如此。我1994年留在新闻学院以后,在教学之余一直参与一些纪录片的制作。1997年我有机会参与上海电视台《新闻观察》栏目的创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新闻理念比以前成熟多了——自己第一次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大的背景下,开始追求一种新闻理念。同时,我和《新闻观察》的同事们在理念上,都相信可以实行规范化的运作方式,期待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加专业化,同时也能对中国社会和媒体改革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说实话,只有自己去操作一个节目,才知道什么叫客观立场,什么叫记者的职业角色,还会去思考自己和报道对象、消息来源的关系,自己和媒介组织的关系,学会怎么把理念的话语变成可资持续循环的实践形态。
 
 施喆:你拿过好几次中国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这些奖项对现在从事学术的你来说重要吗?

陆晔:我觉得,得那几个新闻奖对我很重要。一般人都认为在大学里做学问的人都做不了实务,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异数,但觉得只要给我机会,在新闻实务领域同样可以发挥得很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当时和《新闻观察》的同事们在很自觉地尝试一种更专业的电视新闻操作方式,包括采访方式、结构新闻的视角,包括如何处理多种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包括事实陈述——新闻与评论分开,又能在电视的形式下有机结合。今天我和一些学者谈起新闻专业主义,一些人认为那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不说什么,但自己在心里说:在新闻界我尝试过,做过,虽然持续时间很短。现在仍然有很多新闻界的同行在继续尝试。而且,如果每一个记者都能这么努力的话,这样一种理念应该有更多成长的机会。

 
跳出一个又一个圈子
 
 施喆:1998到1999年,你在南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段海外治学经历对你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讲意味着什么?

陆晔:那次南加州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计划,给我定的方向是媒介管理。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衣食不愁,在那种状态底下,开始关注一些自己原来不关注的话题,并对美国的媒介体制开始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认识——看联播网和地方台,去洛杉矶时报等媒体访问,对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技术的关系,对影响媒介的因素,包括媒介体制、国家政策、媒介环境、社会变化、经济发展等等,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当时这些对自己内心冲击是很大的。又有机会参加了国际传播学会(ICA)在旧金山的年会,后来给国内的学术期刊写综述时,可以说是强迫自己去关注别人的研究,还得对别人的研究做出判断,再回过头来反观中国,由此也开始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了一点概括性的了解。
 
 施喆:这段经历放在你的学术生涯里面,可不可以看成是一个转折点?

陆晔:我其实有过很多个可以被称做“转折点”的阶段。事实上,在我博士毕业留校后,有两三年参与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发展报告》的写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和王沪宁、俞吾金、姜义华这样复旦不同学科的“大腕”在一起工作,自己的眼界开始离开电视之外,从中国媒体改革的领域进入到一个跟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有关的场景里面。后来有机会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有机会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又有机会从跳到西方的话语里面,跳出了站在我自己的知识体系、教育背景和研究角度看中国媒体和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话语,开始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也越来越体会到什么叫学无止境。
 
 施喆:你现在做中国传媒生态和社会转型的研究,是不是那时候就种下了种子?

陆晔:我以前关注比较多的是微观的电视节目运作,操作层面的东西。在美国访问期间,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来自不同的学者和记者的提问:你怎么看待中国媒介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与中国改革的关系。后来去明尼苏达大学访问,请李金铨教授帮我开一个研究者必读的基础书目,他就反问我,你自己到底想研究什么东西?这也使得我去思考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实我去访问CBS的《60分钟》,关注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在商业化运作下的影响,和我做过的有关客观性的研究是有相关性的,也和我在《新闻观察》的实践是有相关性的,这些构成了我在媒介与社会这一研究领域继续深入的基础。许多学界的朋友给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就说:你处在一个最好的位置——一个变动的社会,一个变动的传媒系统,你自己有媒介的经验,同时你又有兴趣。就这样,开始了有关中国传媒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研究。

 
“深描”转型期的中国媒体与从业者
 
 施喆:可不可以这么说,美国的访学经历改变了你的研究兴趣和领域?

陆晔:从美国回来后,有关广电产业和具体节目的研究也在继续,但是现在确实在研究重点上有一些改变,在比较宏观的广电产业研究上面还花了些工夫,但在具体的节目研究上花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主要是和“广电节目构成”课程结合比较多,如果有心得也会写些小文章,像给《南方周末》写关于情景喜剧、60分钟、真人秀什么的,但不太奢望把它们往理论上提升。关于中国媒介改革,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花了不少力气,后来做过一个关于上海媒体改革的社科研究项目,包括行业结构、节目、国际化和从业者四个部分。有关从业者那一部分做了调查,自己觉得里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是个挺中观的层面,不像节目那么微观,又不像行业结构那么宏大。2000年作为合作者之一,与香港中文大学潘忠党、陈韬文教授共同进行有关“中国媒介改革”的研究,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理论视野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潘忠党教授在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近乎于苛刻的认真态度让我体会到做一个实证学者会有多么辛苦。当时参与项目执行的还有好些复旦和人大的研究生,深入到不同的媒体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历时半年多;后来我自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一共花去一年多的时间。到了现在,不少参与过这个项目的同学还会写EMAIL来,说怀念那段时间,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来看中国新闻改革中观和微观层面特别鲜活的一些场景,以前一不小心就过去了,但是每天观察每天记录,给自己设问,尽量从现实的新闻实践场景中寻找答案。这真的是很艰苦但很有价值的工作。
 
 施喆:之后成文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成名的想象》吧,我觉得这个概念提得特别好,有点出乎意料又切中恳綮。

陆晔:我们试过用制度变迁、媒介生态变化等概念来解释,讨论几次不能很充分地达成共识,只好又回去重新读书。开始动笔时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概念,就是“成名的想象”。刚开始时,我们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在关注所谓名记者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的名记者象范长江邵飘萍,新中国的名记者穆青等等,但到今天就不一样了,名记者的内涵就不一样了。我们发现,首先是名记者成名的场域不一样,比如《东方时空》的白岩松和当时《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夏骏就不大一样;再比如《北京青年报》写“绝对隐私”的安顿,她很有名气但她是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吗?这都是很多无法界定的东西,并且还有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成名不仅仅是一个名记者的问题,而且是许多年轻记者的问题: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名记者,什么样的记者是成功的记者?这里关系到媒介角色、社会功能、新闻生产过程等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们就运用“成名的想象”这样一个有弹性的概念,不是去看记者或者是名记者到底是什么,而是新闻从业者怎样想象自己的名望,而这种专业名望的想象当中包含了几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里面建构的话语,从而影响到微观的新闻实践行为和实践的过程。
 
 施喆:你们的项目采用了田野调查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写作形式也与常见的形式有许多不同,就我所知,论文宣读后的反响并没有期待中的热烈?

陆晔:第一次在会上宣读是在兰州的“华文传播和华夏文明研讨会”,陈力丹老师给了较高的评价,但也有很多人觉得……怎么说呢,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这种研究方法和行文方式吧——你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整出这么点故事?也有人提出置疑,就是所谓的普适性的问题——你举了那么多例子、那么多人的故事,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或者说,代表性到底有多强?后来我就一直强调说,其实我们用这样一种方法并不是想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在这个领域里研究的厚度。比如,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寻求到一些微观实践活动的实际场景,用这些场景做一些分析,从理论上来做一些判断,但并不意味着离开了这些场景,这些东西还管用。问题就在于文化人类学本身并不像量化研究那样,需要表明多少百分比的人是什么样子——它本身不担负这样一种功用。它的价值就在于“深描”,就像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论述的“厚重的描述”,从而提供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看问题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有可能更丰富的结论。
 
 施喆:这与传统的传播学量化研究实在是相去甚远,你怎么看待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主观性问题? 

陆晔:当然和传播学量化研究相比的话,这种研究方法主观的东西其实是挺多的,作者本身也是在这个场景里头,你也有你自己的参与和判断。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置身在中国媒体改革过程中的,这是我们不可能完全被置换掉的一个角色,就象我们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是我们所有研究活动的底色一样。而且我们在长达半年的参与观察中,体会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实践活动当中,作为一个主体其实具有非常多面性和复杂性的:他可能在这个场景里头呈现出来的是这种面貌,但是换了一种场景,他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这种东西你要是用其他的研究方办法,肯定是把这种多面性和复杂性全部抹掉,我们就想呈现出那种更丰富的动态的那种过程,或者说,微小的实践过程。同时在这样一个研究里,我们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部的媒体、全部的记者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想让大家看到这样一种丰富性、复杂性,以及这样一种所谓动态的过程。而这动态的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比一些高度抽象的结论清楚得多,同时它对整个中国媒体改革过程来讲,无论是被记录被分析还是被保留,都更具有这样一种历史性的价值。
 
 施喆:我注意到你现在做的有关职业理念和社会转型的项目,更多用的是问卷调查这样的量化研究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有什么差异和关联?

陆晔: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之前采取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得到的是某一类的材料,后来我们想在整体的层面上做一些描述,就选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把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提出来。现在问卷还在处理,但我觉得这其中许多东西可以和参与观察得到的东西相互印证。比如说,新闻生产的过程,到底有哪些因素对它产生影响?我们在《成名的想象》中描述了很多故事,比如说一个实习生怎样从得到一个选题,到去采访,然后向不同的人请示请教,最后到文章发表——这个过程就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消息来源、主管领导、各种人都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对它产生作用,在这个具体的场景里头看到的是非常缺乏共识的、每天都在商量、讨论,每天根据不同情况都在变化的过程,包括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上缺乏足够共识。这次问卷也设计了同样的问题,一抽象就会发现从问卷里看到的共识、对新闻价值的认知其实还是挺高的。这恰好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一个很大的特征。任何一个行业在正常的状态底下,它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规范,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动的过程里头,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才把没有事情做到位,而是因为每天现实都在变化,不知道把抽象的大道理和具体微观的实践怎么结合,也就是用新闻价值观来指导具体的业务实践。比如说,“9·11”事件,在每个人看来肯定是新闻价值最高的,但那天中央电视台就是没反应嘛,那怎么能怪记者呢?
 
 施喆:看来这样的研究仅仅是打开了一个有意思的缺口而已,你打算怎么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陆晔:我会继续关注从业者和媒介组织这个领域,因为传媒在社会变化的过程里面起的作用确实非常重大,虽然它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媒介组织本身,从业者本身,他们对新闻社会功能的认知,以及他们对媒体角色的认知,是主观地能够把媒体推到什么方向的一个因素,这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得还不够。我会尽量把这些因素和媒介的公信力结合起来考察,比如媒介专业组织和专业从业人员的关系,在具体媒介实践操作中他们所取的价值取向,包括他的态度、认知、面临的矛盾和冲突,究竟对媒体公信力在社会公信力建构方面会起多大的作用。这可能是我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尽量去尝试的一个领域。

 
追问:媒体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施喆:要追问的东西看来很多,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原《广州日报》社长黎元江被宣布双规后,《南方都市报》和《信息时报》(属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出现了借此互相攻讦的情况,你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陆晔:在理想状态下,媒体是社会公器,所谓舆论监督也是对权力的监督。媒体从业者有便利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时应格外谨慎,这个声音是否代表公众在发言。我比较认同的态度是,当媒体在面对不同的消息来源,应该有一个以一贯之的态度,站在公众立场上质疑的态度。但在操作上,媒体又非得有一个对新闻价值高低的判断。南方都市报的做法如果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并没有特别大的错误,但这一事件涉及到避嫌的问题,因为它和广州日报是竞争对手,这时候它就有一个自身立场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事件在媒体行业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健康的做法应该是,媒体应该反过来问,公众对这个事情关注度会有多高,是和媒体业界关注度一样高呢还是没有那么高?还有一个具体做法的问题,是着眼于这个人这个具体的事情,还是敢把它做到更深的层次——同样的贪官污吏在别的行业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因为是在媒体行业,带来的恶果可能会大得多。但他们坏在他们抓住这点东西有泄私愤之嫌疑。其实在媒体不成熟的时候,互相攻击是比较低层次的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阶段。也许对中国媒体来说,还没达到互相尊重竞争对手、尊重对方专业成就的阶段。
 
 施喆: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的表现被很多人称道,这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媒体走向专业化的重要一步?

陆晔:这次很多业内专家都给中国媒体以很高的评价,但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如果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应该去鼓励,希望它能够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我内心非常清楚,它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就像当年挑战者号失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播出的时候,学者们的评价多高啊,说是中国新闻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以后又有多少重要的国际新闻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报道。现在整整这段时间,伊拉克战争变成了媒体的核心议题,在它们天天报道战争的时候,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却是非常非常不够的。当它想遮蔽,不想开放的时候,就可以不开放,包括那天煤矿矿难死了几十个人,报了吗?几乎没有啊,有的是很少、很零碎的一点啊。其实这就牵扯到所谓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专业理念、从业者、媒介组织这几种力量的博弈。比较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对新闻记者来讲,我还是相信他们内心的专业理想始终还是存在的,给了你机会,你就能往前冲。不过新闻界老等着别人给机会,本身就是很大的悲哀。
 
 施喆:中国媒体和从业者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老师,你觉得新闻教育带给未来的传媒从业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陆晔:不少人讨论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我以为新闻学领域内有一个东西是传播学或者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就是所谓的专业理想和职业伦理的教育。西方有学者把新闻业称为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职业。从事新闻业,跟一个人的职业理想关系很大。在这一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但又不仅仅是技能训练问题。记者每天面对信息的采集、加工、生产和扩散,他作为主体判断要比其他行业的比重大,这就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客观中立。但客观中立又是一种目标,一种专业理想,一种我们可以无限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走又永远达不到的一种境界。有了这个要求,不一定会使新闻业变得更好,但没有这一要求,肯定会变得更糟。我还是相信,新闻教育可以缩短一个从业者在实践中摸索的时间,还可以带给我们新闻理念上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受过新闻教育是会有缺憾的。
 
 

                             施喆2003年4月16日谈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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