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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以澄:在时空中探寻新闻
  2004年02月11日14:1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视为是同一的。在1984年的时候,我就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专门召开了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全国学术研讨会议。我在会上大胆地发了言,并撰写了会议综述:《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表在了1987年第1期的《新闻战线》上。应该说,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武汉大学的研究是非常超前,有胆量的。

观察:
在精神上我坚信“多思善思能延长生命”。所以,我经常看书,做学问,这也是在延长我的心理寿命。人,要是思想老了,就真正算老了。

建言:
今后随着信息的全球化,“抢”新闻信息已经不是媒体竞争的重点了,重点应该落脚在对新闻信息的研究和思考能力上。

论点:
人,重要的是树立理想;比树立理想重要的是执着信念;比执着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个人简介:
罗以澄,1944年3月出生,祖籍福建省福州市。入大学前一直在上海市学习、生活,196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6年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地方媒体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1984年初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至今。现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出版过《新闻采访学教程》、《新闻采访学新论》等著作6部,共计150余万字;发表过《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等学术论文50余篇50余万字。从1988年开始,先后指导培养了十四届四十六名硕士研究生和四届十一名博士生。


罗以澄:在时空中探寻新闻

初春时节,美丽的珞珈山笼罩在温和的阳光下。一个午后,我们访问了正在病中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先生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我早已知晓。先生虽然年龄直追花甲,却思维敏捷,对新事物、新趋势甚为了解。


熔铸“新闻人”应有的思想和灵魂

丁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从事新闻这一行业的?

罗以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出于好奇心,曾经给《上海青年报》、《新民晚报》等报刊投过稿,也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为此,让我兴奋不已。应该说,我对新闻的兴趣或者说是爱好,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至今我还深深感谢上海的媒体,是他们的提携、帮助才让我走上新闻之路,迷恋上新闻这一行业的。

丁汀:听说您当年高考时填报的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专业。您作为上海人,为什么要远赴千里去北京攻读新闻专业呢?
 
罗以澄:这也许与我身上“天生”具有的新闻人的“潜质”有关吧!(笑)干新闻,就是要“闯世界”,就是要以四海为家;不敢远离家门,恋家,怎么能干新闻呢?另一方面则是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是以到伟人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为荣的。因此,尽管当年报考人大新闻专业竞争异常激烈,据说录取率高达七比一,我仍然非常自信,把它作为首选。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满意和兴奋。因为在人大学习的五年,我不但在许多名师的教导下,学到了系统、扎实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本领,更重要的是,熔铸了我作为“新闻人”应有的思想和灵魂。是人大五年的新闻教育,让我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后来我有过很多次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但都没有动摇我热爱新闻、一辈子献身新闻事业的信念。

丁汀:您在人民大学学习新闻期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罗以澄:有。记得大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去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实习,当时编辑部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赵养廷)去首钢采访一位青年炼钢工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独立进行采访。人大和首钢相隔甚远,我们每天还要坚持上课,两处奔波,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加之采访对象不善言谈,人们对我们这些“学生记者”又有着异样的态度。采访之难是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记得那篇三千五百字的人物通讯在《支部生活》上面发表时,我们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这次采访让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干新闻的艰辛和乐趣。我是终身难忘的。

丁汀:您认为您上学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专业教学有什么特点?

罗以澄:当时人大有一种非常好的教学传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记得从大二开始起,我就在学校的安排下先后到《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支部生活》等媒体实习。严格地说,我在人民大学的五年中,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教室中听课。其余三年多都在实习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度过。等到我快毕业的那一年在《山西日报》实习的时候,我已经对新闻业务十分熟悉,不仅独立采写、编发了许多稿件,甚至还受编辑部的委托,负责带领其他单位来报社的实习生外出采访了。
 
丁汀:您认为您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对您以后从事新闻业务和研究工作有什么好处?

罗以澄:第一个收获就是在不断地学习实践中,打下了坚实的新闻业务功底。这个方面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对新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有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就是新闻学说到底是一门适应社会的训练学科。这个认知给了我们开拓视野的平台。我们班上也有一些有同学后来没有从事新闻,而从事了一些别的行业,事实证明,他们也做得很好。可以说,就是这种认知在起作用。

丁汀:从您的简历上看,您人民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新闻业界。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您在从学生到记者的转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以澄:我毕业后最开始在《湖北日报》做记者,后来也做过编辑。在业务上,我当时所面临的转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人民大学的五年里,经过大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训练,我已经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业务基本功。转型的艰难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困惑和痛苦。我刚刚进入社会就感觉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你可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年代。知识不受重视,知识分子也被歧视。尤其是刚到地方的时候,甚至被看作是“异己分子”。求学多年,为的是服务社会,一旦被社会所不容,心里就没有了归属感。非常压抑。

丁汀:在那样风雨如磐的时代,您还能坚持新闻写作吗?

罗以澄:尽管当时思想上苦恼迷茫,但我手中的笔却始终没有停下过。这大概是新闻已经融入我血液使然吧!因此,即使文革中搞武斗,到处是枪林弹雨,我还是坚持写稿编稿;甚至后来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期间不是新闻记者了,我都没有停过,仍然采写新闻。那段时期累积下来我先后采写、发表在各级媒体上的报道、文章有四五百篇之多。用的笔名五花八门,有罗斌、郑理、郑文、向东等等。那些报道、文章,乃至笔名都有着那个年代的特殊痕迹。

丁汀:我们现在很少听您提起那段时间的经历。也很少看到您在那一个时期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罗以澄: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给我留下的只有“苦笑”。那一段时间就是社会学角度里所谓的社会恶性运行时期,新闻缺乏一种健全的体制支持,作为监视环境的社会功能彻底消失;而国内当时对于新闻学的研究非常的肤浅,甚至干脆就把新闻等同于宣传来看待,新闻报道就是围绕着上面领导的意图打转,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新闻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便可想而知。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不久,经验不够,尽管也感觉到一些“不对味”的东西,但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从理论上和具体的操作上都找不到出口。因此只好依照当时的宣传原则写了很多现在看来很没有价值的报道和文章,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所以那一时期的报道、文章,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曾经有很多次,我想把它付之一炬。当然,这是从实务界走出来以后才总结出来的。要是当时有这种认识就不会有现在的这种遗憾。

丁汀:那您在那一段时期里有没有什么收获呢?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什么?

罗以澄:收获是有的。离开湖北日报后,我被下派到农村劳动锻炼。在农村,我接触到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融入了他们的情感中。我想这就是我在那一个时期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收获。因为新闻是一门服务社会的学科。做实务如果脱离社会大众,新闻作品就没有源泉,就没有市场。而做研究如果不站在大众的立场和感情上也会迷失方向,同样不会有结果的。

丁汀:您在1966年至1984年这段从事新闻实务工作期间,有没有您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罗以澄:首先,应该纠正一下,在1966至1983这17年间,我并不是都在从事新闻实务工作。期间大约有四年的时间我是被下放劳动锻炼的,另外还有三年左右的时间我被安排在其他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准确地说,我真正在地方媒体(报社、电台)干记者、编辑这些一线工作的时间只有十年。

至于其间满意的作品,严格地说,没有。但是有一篇报道,我是“情有独钟”的。那是1972年我在潜江劳动锻炼的时候写的,是一篇有关当地熊口农场马长湖分场干部参加劳动的通讯。我当时已经不能算是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但当时那些分场干部们艰苦奋斗、乐于吃苦的作风确确实实感动了我。我还记得,那时无论我什么时候去采访他们,他们都在田间地头与民工一起劳作。以至于我感觉我在堤上或是田埂上对他们进行采访都非常有愧。所以,我采取了和他们一起劳动,边劳动边采访的办法,客观地、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言行,记录下他们的所思所虑。我当时没从事过什么重体力劳动,一天采访下来,手都被磨出了血泡。晚上就在灯光下自己用针挑了血泡写稿子。后来,这篇文章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过了不久,人民日报也进行了转载。

丁汀:您以您现在做学者的眼光看当时你做记者的那一段时光,您觉得您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吗?您认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罗以澄:不算。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我现在觉得,我那个时候缺乏一种做记者的“刚性”。应该说,我是很爱新闻,也很有激情和能力做好我的工作。但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最主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刚”性,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也不说违心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做得是不够好的。这不能都推到社会环境迫使上面去。却做得不够好。至于扎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业务水平,我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提高的。我还记得我在《山西日报》实习的时候,被派到山西瑞城写一篇县委干部如何学习焦裕禄的报道,其间不少材料就是按当时上面的宣传口径写的,和我采访到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报道发表时,报社还专门配发了评论,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遗憾,总觉得我当时没有说实话,至少我不应该写那篇报道的。


在思想领域里自由驰骋

丁汀:从记者到学者,您又一次做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抉择,促使您这次转型的动因是什么?

罗以澄:就像前面所说的,我在新闻业界工作了许多年,也曾经遇到过很多操作上的困惑与难题。我当时就想到跳出实务工作的圈子,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以便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对和我有同样无奈感触的新闻同行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个就是我转行的动因。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文革”结束后我在潜江广播电台担任领导期间,曾经因工作需要,对当时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开展作过一番冷静的思考,看了不少书,还曾写过一些有关新闻价值、新闻采访的行为规范等探讨性的文章。这都为我后来转行从事新闻教学、研究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丁汀:从职业选择的角度看,您经历了所有与新闻相关的职业,从专业科班出生,到做记者,编辑,到现在卓有成效的学者。您认为做记者和做学者之间有什么要求上的不同?您更喜欢做记者还是做学者?

罗以澄:好的学者当然也需要讲立场,讲价值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勇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必须要在学术上善于探索、讲究“不破不立”。学术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为了创新,为了“独树一帜”,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自由驰骋。相对而言,记者这一社会公器的职业要求其受到立场、价值观的约束自然要更多一些,“自由”相对就会少一些。所以,就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做学者。

丁汀:从记者到学者这一次转型之初您遇到了什么困难没有?您是怎么克服的?

罗以澄:困难是有的,但不算太大。因为前面提过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开始了对新闻实务的研究。所以我在思想上是很有准备的。

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技术上的问题。当时是武大建立之初,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资料非常少,对新闻传播业务的研究还停留在国内经验的总结上。严格地说,基本上没有开展研究工作。而我是新闻科班出身,缺乏别的学科背景,在视野上还有待拓展。所以只好恶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其他学科知识。当时,我看了很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弥补了一些知识面上的欠缺。其次,在科学的研究上也遇到了一些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本来不必要的阻碍。当然,做学者应该摆正立场,但是有一些学术上的束缚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视为是同一的。在1984年的时候,我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因为害怕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不敢把自己的观点撰文发表。还是在著名学者何微教授的大力支持、指点下,我才恍然“醒悟”。次年,在何微教授的主持下,我和我系其他一些同志积极配合,专门召开了一个探讨这个问题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议。我在会上大胆地发了言,并撰写了会议综述:《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表在了1987年第1期的《新闻战线》上。应该说,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武汉大学的研究是非常超前的,有胆量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的研究,因受到类似的困惑,而被搁置了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

丁汀:您在1984年进入的武汉大学。当时正值武汉大学新闻系建立之初,作为开拓者,往往都是艰难的。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罗以澄:困难太多了。当时虽然不能说是“三无”,至少也是“三缺”--缺人才、缺资金、缺教学资料和设备。我当时担任新闻系的系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但是当时连老师都不够,很多老师都是直接从老武汉大学其他专业转来的,缺乏新闻学背景。后来,我们从各高校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招了一批教师,同时也派出一些老师出去学习,才慢慢得解决了这个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当时学校非常支持我们;人大、复旦、北广等我国一些老牌新闻院系也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为我们培训师资、提供教材等等;还有,中央和省、市一些媒体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广电部,不仅时任部长吴冷西同意亲自出任我系名誉系主任,而且还与我们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在办学资金上也给了我们不少赞助。在各方的支持、关爱下,我们很快克服了困难,大踏步地向前发展。1986年我们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年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9年,我们又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了继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全国第五所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校之一。

丁汀:我听说您目前正在承担国家“211工程”十五规划的一项课题《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的主持工作。这应该说是一件任务艰巨的工作,工作包括什么内容呢?

罗以澄:这个课题有“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的建设。“软件”建设上,主要有这样三个子课题。第一个子课题是政治的民主化和传媒发展的关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的推进。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应该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上的。这就要求政治的民主化随之也不断推进。在政治的民主化的过程中,传媒理应起到是催化剂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传媒大都做得不够理想,不仅没能充分发挥媒体的应有功能,积极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甚至很多信息没有及时地向大众传播,有意或无意地在剥夺公民地知情权、参与权。现在随着通讯手段的多样化,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封锁几乎成为不可能,不及时传播应该传播的信息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政治的民主化和传媒的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也就是说,既要做出符合我国自己国情的新闻产品,又要做出大众满意的新闻产品。在理论上寻找突破,这是我们学者的责任。

第二个子课题是关于现代传媒的经营管理和发展之路的问题。现在传媒的集团化趋势已成定局。最开始我们还讨论“做大”和“做强”的问题。现在不用讨论了。因为 “做大”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再讨论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目前的问题是在“做大”的基础上怎样才能做强,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媒体在自身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就急功近利地想涉足金融业,去做做房地产,去大力发展集团第三产业,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结果事与愿违。这种发展趋势绝对不可行。企业的良性发展应该是完整的链条状,一环扣一环。你做出了第一环,便跳过中间环节不做,而去做最后一环,这当然不行,链条当然会断掉。在这个方面,《广州日报》集团应该说做得较为成功。他们报纸办好了,就做发行业,再做物流业,做印刷出版业,一环接一环,媒体既做大了又做强了,获得了稳步发展。这需要制度的配合,也需要对资本的良性运转有着很成熟的把握。

第三个子课题就是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进入WTO以后,我们国家的媒介就面临着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光是被动的防守是不行的,还应该积极地应对。现在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缺乏一种基本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平等的。媒介有责任,也有必要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以扭转这种局面。这就需要“知己知彼”,对自己和别人的情况都有一种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介绍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总之,这个课题很复杂,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时间非常紧迫,要求在三年之内(就是到2005年)做出成果。我们院里有很多骨干老师比如张昆教授、石义彬教授、单波教授、张金海教授还有秦志希教授、饶德江教授等,都在共同研究,我只是起了一个主持的作用而已。现在我手上还有几个课题,其中一个是湖北省的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研究的是湖北省新闻媒介的战略发展问题。

从今年开始,我们还打算以后每年做一本《关于中国媒介发展年度报告》的白皮书。我们希望,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能对中国的媒介有所贡献。


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新闻人

丁汀:您长在上海,在中国人民大学求过学,现在又在武汉大学任教。您认为与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比,武汉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什么特点呢?

罗以澄: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是我国最著名的两所新闻学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强大的师资队伍,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我们武汉大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上下功夫,弘扬自己的办学特色。就以教学来说吧,我们根据新闻教学的规律,同时也充分发挥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强大、人文积淀深厚的优势,提出“加强基础,重视实践,面向未来,服务四化”的办学方针,强调两个“不断线”:即动手写作“不断线”,学生参与新闻实践、社会实践四年“不断线”;另一方面,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比重,千方百计根据新闻专业的需要,尽量做到精讲多练多讨论。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教学是成功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受到社会的欢迎,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用人单位都认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来的学生不仅上手快,而且后劲很足”。

今后随着信息的全球化,“抢”新闻信息已经不是媒体竞争的重点了,重点应该落脚在对新闻信息的研究和思考能力上。我们坚持“加强基础,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目的就是要下功夫培养出一批思辨能力的学者型记者,以抢占新闻人才的制高点。

丁汀:我听说不少媒介将您们这样的学者誉为“媒介评论家”,经常邀请您们参加他们的座谈活动,听取你们的意见,您也经常参加这类活动吗?您认为这种情况会不会占用学者太多时间,对做研究有好处吗?对媒介本身又有什么好处呢?

罗以澄:我经常参加。我认为参加这种活动非常好。对于学者而言,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功”。一则让学者掌握了实务界的第一手资料。再则学者也容易就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思考。对教学而言,这种活动也使课堂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实践。对媒介,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旁观者清”,在另一个层面上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容易对他们解决问题提出新的思路,促进问题的解决。作为新闻学者,我历来不提倡“经院式”的研究,也不赞成理论和实际脱节,所以,只要时间允许参,我都会积极参加这类活动的。同时,我也鼓励院里其他一些学者多参加这一类型的活动。

丁汀:您上网吗?在网上,您被评价为当前我国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最有实力的学者之一,您知道吗?您对这一称号有什么看法?

罗以澄:(笑)最近因为太忙,所以上网非常少,也没见到这种评价。但是,我对网上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在意的。当然,我这并不是对网民意见的不信任。只是我个人认为,网络上的评价带有很浓的个人情绪化色彩,变化太快。所以网上的评价,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向来都不怎么关注。

丁汀:您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是1992年出版的,1995年荣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和第三届湖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年时,您编著的《新闻采访学新论》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连续两次获得国家级大奖,您作何感想?您认为在此基础上,还有那些方面有待提高?

罗以澄:作为教材,本来就是集前人、众人的智慧、成果而成的。应该说,这两本教材还是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时代在进步,每一个不同的时期,我们研究的问题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我现在正在编写另一部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全书一共30余万字,打算年底交稿。里面就增补了许多当前的现实问题。

丁汀:我在看您和其他几位老师合作完成的《关于21世纪新闻人才问题的调查报告》时,发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数据,平时您上课时也非常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但这偏偏是当今的学者们研究中所普遍缺乏的。您认为,这是由于什么问题造成的?

罗以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我认为主要是三点。首先,我们在理论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区,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实证研究的范围。

其次,作为学者,浮躁、功利的思想也是我们实证研究滞后的一大症结所在。我们现行的学术体制重量不重质,往往要求学者每年必须发表数篇以上的论文,否则,评职称、评奖都会受到影响。许多学者为名、利所迫,自然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做实证研究了。

再则,一些学者们偏科的现象较为严重,缺乏社会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背景,这也限制了实证研究的发展。

丁汀:您认为您在1984年—2002年这个19年间,作为学者,您在理论研究方面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罗以澄:应该说,有两个时期的研究,我还比较满意。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无法将其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而我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有关这个方面理论色彩较强的学术论文,比如说《我国新闻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新闻战线》1987年夏季号)、《新闻写作学研究与系统方法的引进》(《新闻研究》1987年第3-4期)、《新闻的理论色彩》(《新闻窗》1987年第6期)、《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新闻学探索与争鸣》1988年第4期)、以及《现代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新闻学刊》1988年7-8期)等等。我认为我在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是非常有新意的。对推动新闻采访写作的理论研究起了较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时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我参与了很多有关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比如说关于党报的生存环境的研究,关于媒介的资本运作的研究,关于当前媒体市场的研究,对于媒介集团化问题的研究,对于新闻网站前景的研究,对电视节目创新的研究等等,并且写了很多相关的论文。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不是首创,但是我很热心,我认为,作为学者,我尽到了我的责任。

丁汀:您是1944年出生的,明年就满60岁了,在传统的意义上,您已经步入了老年,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60岁才是中年,您怎么看待您现在所处的年龄?

罗以澄:我是1944年3月6日出生的。用我们上海人的说法,我今年已经60岁了。怎么说呢?从身体上讲,我确实感到自己在慢慢变老。我患有严重的颈椎疾病,最近更是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整晚疼得睡不着觉,白天总是头晕。但是,在精神上我坚信“多思善思能延长生命”。所以,我经常看书,做学问,这也是在延长我的心理寿命。人,要是思想老了,就真正算老了。有的人才三四十岁,就已经老气横秋了。但是,在我看来,我现在的思想依然非常活跃,和我1984年刚刚进武汉大学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丁汀:您60岁了,手上的事情那么多,要做院长,又要做学问,还有许多社会兼职,您累吗?是什么让您坚持至今?

罗以澄:非常累。说心里话,很多次我都想(也曾向领导要求过)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做学问。但是,一方面,组织上没有同意。另一方面,我对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结。从1984年初至今,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20年了。我眼看着它一步步成长,一天天兴旺。我对它的情感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它被别人赞美,被人肯定。文革中,我被耽误了,我真正的成就,真正的骄傲都在这里。这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再累,只要看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进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在不断进步,我都是高兴的。

丁汀:您能不能回顾您从事新闻事业的生涯?

罗以澄:人,重要的是树立理想;比树立理想重要的是执着信念;比执着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新闻人,是我一生的追求!


                                 丁汀  闫品
   
                2003年3月28日谈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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