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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亦苦亦乐亦人生
  2004年02月11日14:22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记得上大学时学校对电源管理很严格,学校宿舍熄灯很早,而且宿舍里很拥挤,也无法学习,于是我就每天起早,靠这样来抓紧学习的时间。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四季中更喜欢夏天,就因为夏天天亮得很早。

观察:
在这些时间里,我一直保持着在业界和学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回过头来看看,这段经历不但对我的学术活动很有帮助,而且,对于促进高校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也非常有好处。

建言:
因此,我认为当你进行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时,一定要去发现它真正的支援学科,并努力去获得这些支援学科的精髓。

论点:
“一个好的老师,教会学生发现真理”中的“发现”二字,太重要了!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人际传播,都是令人激动的,特别是我们当老师的。


个人简介:

孟建,1954年7月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籍贯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1969年至1978年在常州牵引电机厂工作;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至1984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84年至1986年在江苏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工作(从事艺术理论研究);1986年至1988年在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工作(担任任秘书长,后一直兼任至1994年);1988年至2001年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任教,1992年开始担任系副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副所长、所长,并于1996年底评为教授;2001年6月至今,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2月被批准为博士导师。

1999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参加的科研项目共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和艺术成果奖6项(其中国家级奖1项)。1996年以来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共30多篇;出版专著 3 部。


采访在孟建老师临近黄兴绿地的新家进行。初到孟老师家,听他介绍新家时,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按进度新房子是春节后才装修完毕的,但孟老师还是让装修队抢了时间,在春节前做完了。孟老师和师母春节前就和装修队伍结算了账目,把钱全部付清了。孟老师说,这样做的话,虽然装修粗些。但是可以让这些民工把钱带回家,过个好年。


孟建:亦苦亦乐亦人生



“恢复高考那年,一起进厂的百多号人中只有我幸运考入了大学”


葛星:孟老师您好。从您的简历看,您的年龄和我的父辈差不多,因此您这一辈人应该都是在“文革”中度过少年乃至青年岁月的一部分的吧?

孟建:是的,所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总的来说走过的路都会比较曲折一些。就我本人而言,13岁就随父母下放,15岁就进工厂做工,直到23岁中国恢复高考后才又考进了大学。在我简历上看,我虽然有中学学习的经历,但实际上1966年小学毕业时,正逢“文革”开始,因此1968年就作为“黑崽子”跟随父母下放农村了。由于我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下放到农村,我才得以在1969年底回到江苏常州,进了工厂,虽然其间拿了张中学文凭,但书是没有读成的。由于父母遭受冲击和审查,即便当时总算进了工厂,但做的是最苦的活,八年中干了许多苦的累的工种。王安忆写过篇小说《说说我们六九届》,我的生活似乎在其中有许多影子。记得刚进工厂时拿的是14块钱的学徒工资,因为要三班倒,我就花了13块9毛去买了个紫金山牌闹钟。至今,这个闹钟还作为纪念留在家里。

葛星:您是在1977年考入了大学,那一年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孟建:1977年那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在工厂工作八年了。之所以又报考了大学,应该说哥哥姐姐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是“老大学生”,也就是“文革”前就读的大学生。他们对学习知识很重视,因此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便在下放农村以及在工厂工作期间,他们一直鼓励我学习。当然,我在小学就是大队长,儿时对学习的向往和习惯,也作为潜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说我能够保持学习的状态,一方面和家庭的时时提醒分不开,这里边包括哥哥姐姐对我学习的支持,另一方面,在进工厂后,结交的一些朋友之间也会相互砥砺。我们在工厂时也去上夜校,学习技术,其间我还曾经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到复旦物理系来进修数控机床技术,那大约是在1976年,因此也早早地,对复旦留下了自己的印象。

1977年高考恢复后,当时全厂一起进去做工人的百多号中,就我一个人在当年考进了大学。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在工厂里有份工作也是很“宝贝”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再考学了。当时因为要考数学,而我脱离学习的这个阶段仅仅能依靠自学,所以也没有把握考出好成绩,因此,也没敢填报最好的大学。被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录取后,也曾动摇过:毕竟有份在工厂的工作,还去上师范干嘛?我家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哥哥姐姐们坚持我要争取学习机会。尽管自己因为家庭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轮不到获得工农兵保送的机会,但是靠自己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了。

尽管十年的日子曲折艰辛,但是在农村、工厂的十年也对我不无益处,帮助我充分地了解、认识了社会,而这样的经历、经验对于文科学习是有帮助的。
    
葛星:现在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反映了“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生活。那么您作为这个族群的一分子,能谈谈当时的具体生活是怎样的吗?

孟建:1978年,我进入南京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学习。因为是恢复高考后招进来的第一批学生,所以年龄差别很大。我在其中还算是中等年龄的一个,班里最大的都有三个孩子了。不过很多同学都是有着很深的功底的,许多人在入学前就发表过文章。因此,有个教写作的老师上了几堂课后也感慨地说:我可从来没教过发表过这么多文章的学生,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大家的了。

对于这四年的学习生活,我是非常珍惜的。有次老狼他们来南京大学做关于校园生活的电视访谈,我作为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代表被采访,结果我说出来的当时的大学生活让他们都瞠目结舌,不能相信。比如1977年刚进大学时,学习环境非常地艰苦,8个人一个宿舍,很拥挤,而食堂开饭时,就是一大盆饭和一大盆菜,大家自己去分,而且连个坐的凳子都没有。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才终于建造起了一个简易的食堂,大家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饭了。

记得当时学校对电源管理很严格,学校宿舍熄灯很早,而且宿舍里很拥挤,也无法学习,于是我就每天起早,靠这样来抓紧学习的时间。利用早上的时间,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而且也养成了固定的生物钟,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所以我从来不睡懒觉。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四季中更喜欢夏天,就因为夏天天亮得很早。

“在当时的中文系研究电影、电视艺术,我是一个旁类”


葛星:当时您本科的专业是中文,为什么后来又会对传媒,特别是广播电视感兴趣的呢?

孟建:在学期间,我对文艺理论、电影、电视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年级的时候,就在当时国内唯一两本发表电影理论文章的期刊之一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文章,也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因此引起了同学和老师的重视。在当时的中文系,搞电影艺术研究我算是一个旁类,因此也被别人嘲笑过。但我以为,只要我在原来的领域里也有所成就,证明我不是在这个领域里“混”不下去了才另辟蹊径,而在新的领域里也能有所建树,那就不会为人所诟病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领域,能够获得突破的机会和程度也会比较多。

另外,我之所以对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首先是因为我一直对新媒体感兴趣,在大学期间很早就开始撰写、发表文章,也搞一些创作,因此比较早地就进入了电影这个圈子,在那个时候也就经常有机会去观看一些内部电影。而南京是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江苏电影艺术家协会在当时也很有名,可以安排接触很多电影资源,也请一些名家来开讲座。

还有就是,我自己在学术研究上总想走一条新的道路,不甘寂寞,不甘守陈。1982年毕业留校后,最先在南京师范学院开设了电影方面的课程。1982年1月我留校后,次年就参加了北京的“全国高校首届影视教师研讨班”,当时夏衍、陈荒煤、谢晋等名家都来给我们上过课,然后我在资料馆里也接触到了很多珍贵的电影素材。记得当时的带子都是易燃片,又是夏天,为了保证放映,还从专门运来冰块,放在片子旁边用来降温。

葛星:之后您又担任过几年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职务,这是段工作经历是怎样的呢?

孟建:1984年,我调往江苏省文化厅工作。当时有一个老师去省文化厅担任领导工作,知道我对电影很感兴趣,所以就把我调了过去。那时候省里要成立艺术理论研究所,还要办一本以戏剧研究为主的《艺术百家》杂志。那时,整个编辑部连我一共三个人,一个人主跑南边,一个人主跑北边,还有一个人主要负责和印刷厂打交道。当时我因为组稿常到上海。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南闯北时身上总背了个包,包里有一些糖果,几个盘子,那是准备在开讨论会时招待大家用的。

就是在那些年里,电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当时已经写了电影,特别是电视方面的大量评论,因此江苏省筹备成立了“电视艺术家协会”时,就把我调去筹备,成立协会后我担任了秘书长。工作期间,办公室是安在江苏电视台里的,所以有很多接触电视实践的机会和进行研究的便利,因此也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比如说协会组织抓了电视剧《严凤英》和《秋白之死》这两部优秀作品的创作,结果这两部片子帮助江苏省囊括了当时“飞天奖”最高的两项大奖,使得全国电视界都称“电视又刮东南风”,并开创了电视艺术家协会牵头搞创作的形式。

又比如我们参与了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的创作,这在全国也是创新的举措。这期间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全国第一部电视小说,改编自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常青藤叶》,以及全国第一部电视散文,改编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


“我决定回到高校去做一名教师”


葛星:我们知道后来您又回到了大学,当时大学教师这样在社会、经济等地位,尤其是经济方面应该还不像现在这样的地位,所以这在当时应该也不是很常见的吧?是什么使您又决定放弃社会工作,重新回到大学里教书的呢?

孟建:1988年,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当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董健教授。董先生说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在两年前恢复了,他希望我能够去那里参与新闻学科的建设。这个偶然的机遇为我提供了契机,但是,当时要下决心回到高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电视的发展正处于如日中天的境地,电视圈对人的诱惑是很大的。不过我最终决定回到高校,这一方面和我自己还是想做些学术研究的想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自己对当时电视界出现的浮躁的风气的厌烦有关系。此外,我还有一个很深层的心理动因,那就是前边也已经谈到的,上大学之前,我其实正正经经地上学听老师讲课只是在小学阶段。结果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假期,别人都可以去探望以前的老师,而我却只有小学老师可以探望,后来那位老师也过世了,之后我就没有老师可以去探望了。每每想起那时的感受,我就能体会到一个老师在学生心中是多么重要。所以在这些原因下,我决定回到高校去做一名教师。

不过到南大任教后,因为电视艺术家协会找不到合适的秘书长接班,所以我还是继续兼职担任秘书长职务,直到六、七年后国家有关方面明文规定协会的秘书长必须是专职人员,我才离任。因此,在这些时间里,我一直保持着在业界和学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回过头来看看,这段经历不但对我的学术活动很有帮助,而且,对于促进高校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也非常有好处。

葛星:进入南京大学新闻系后,您主要担任哪些课程的教学工作呢?

孟建:我进入南京大学任教后,承担了与电视相关的诸多课程。1988年到南大的时候,我就配合裴显生教授来建设属于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1958年创立的,裴先生是第一位专业主任。到1986年国家教委同意恢复南大的新闻专业,1992年,成立了新闻系,我担任副系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副所长。1996年被评为教授。到2001年来复旦前,我在南大一直工作了13年。其实最初去南大的时候,是说先支持建设新闻学科,然后我还是想回到中文系去,这也和自己大学时学习的专业有关。但随着和新闻学科的接触,我渐渐地对它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当传播学引入我们的视野以后。此外,我也一直关注着电子媒介和相关技术形态的发展,这大概也和我长期和工业生产打交道的经历有关系。

葛星:从您的简历上来看,您还从事过不少与影视创作相关的工作,您对这样的工作感兴趣吗?

孟建:可以说是感兴趣,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学活动。因为影视是一门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要理解影视创作、生产等的整个过程,光在书斋中做学问是不够的。因此抱着结合实践的想法,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我尝试着与影视实践多一些接触,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做研究。上次我们召开中国第二届影视高层论坛时,华裔美国学者孙绍谊曾介绍说,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规定,凡学影视理论的学生,一定要修一门影视制作课程,完整地、全面地介入制作的全过程。我担任了江苏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职务以后,就开始由关注电影转为关注电视,但是对电影艺术还是一如既往地重视。因为我认为,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践操作,电影都值得电视好好借鉴。而在对电视的研究过程中,我早期对于电影理论的积累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葛星:您说实践的经历对于您的学术生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孟建:我认为大学里需要两种人。一类是一直在大学里发展起来的,求学、留任教课、做研究,这样能够有其学业的连贯性和很好的师承关系,他们构成了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而另一类人,虽然从人数上比前者要少很多,但是他们往往跨越学界和实务界,能够提供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教学方式和研究方式,为高校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因此也是很重要的。


“要从建立浓郁的学科支援意识的角度去研究新闻学、传播学”


葛星:您给您指导的研究生开书单时,会有很多其它学科的著作。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对做学问的一个态度?

孟建:是的。我一直主张“要超越新闻学、传播学地来学习研究新闻学、传播学”。李泽厚先生曾经写了篇文章,题目好像是《青年学者做学问何以不深刻》。他认为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青年学者的商榷意识太浓烈。原本,商榷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是好事,但李先生说,其实是指很多青年人没有把对方的学术见解和体系吃透,就急于做“黑马”跳出来,甚至利用媒体来炒作自己。而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浓郁的学科支援意识。这一点极为重要!记得爱因斯坦晚年接受《费加罗报》采访预测未来科学走向趋势的时候说,“一是目标的极度混乱,二是分科的细密化”。后者已经得到了现实的证明,但前者让很多人觉得不明白。其实,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个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他这样说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学科交叉所带来的迷茫,但是,这种迷茫却是一种大哲学家非常超前的顿悟。

葛星: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重视学科支援呢?

孟建:重视学科支援,并不是说要去罗列各种学科,而是应该去感悟、去研究究竟有哪些学科应当成为支撑自己所研究领域的最最主要的学科。比如我研究广告学的时候,就认为它的支援学科应当是经济学、艺术学和传播学这样三个最重要的学科,因此就不能光看广告学的书籍,光在广告学领域中“苦熬”。因此,我认为当你进行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时,一定要去发现它真正的支援学科,并努力去获得这些支援学科的精髓。我对我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希望他们能够在支援学科上尽情遨游,然后再聚焦到本学科的研究上。

葛星::有一种讲法,说孟老师您往往能够走在研究的前列,在别人发现一个学术热点的时候,您往往又走到前边去了。

孟:这显然是过奖了,我比起许多优秀的学者来说,差的远了。如果说我有一点学术敏感和个性的话,这可能是得益于我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趣。这样的好处是能够让我不断地和着时代的发展脚步,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这样就欠缺了比较稳定的学术追求。

我最早是做电影、电视艺术研究,后来开始接触新闻学。起初的时候,我确实不是很熟悉这门学科,所以花了好几年的功夫来学习。又过了几年传播学引入中国后,我对传播学也有了很深的兴趣。到复旦来之后,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的研究重点又回到了广播电视方面。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是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建构。当然,我现在关注视觉文化研究,其主要的目标是要拓展新的学术领域,追赶国际学术前沿,形成鲜明的学术性格。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自己不断地调适自己的学术走向,但不只是在一个领域里边执着不够,而反观国外的一些学者,对于研究领域则比较专注、稳定。因此我现在采取这样一个策略:集中相对一段时间,在稳定的领域中力图有较大突破,对于其它领域则保持着自己兴趣,保持着学术积累,这样虽然不会有太多的学术突破,但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情致范围。

葛星:我们知道,您到复旦大学后,担任了视觉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对于视觉文化研究,似乎大家还都不是很清楚,这是您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吗?

孟建:是的,目前我已经把主攻方向调整为视觉文化研究。当今国际学界,已经把“视觉文化”称为人类新文化的一大景观。与之相适应,对“视觉文化传播”的教学、科研,正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高校的起步。复旦大学应当迅速占领这一前沿,倾注气力,力求获得突破,做到“人无我有”。我觉得所谓视觉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内容的整合:一是“动态视觉文化传播”,其中包括对电影、电视、动态广告等方面;二是“静态视觉文化传播”,其中包括对摄影、静态广告、展示、绘画等方面;三是“新媒体视觉文化传播”,其中包括对网络、多媒体、数码影像等方面。

葛星:我们刚才关于治学谈了不少,那么您能归纳一下您的治学特点吗?

孟建:我自己的求学特点,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是求新求变,我总想在学问中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第二是研究领域比较开阔,较注重支援学科。第三,倾向于多做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做得较少。目前我没有较多的实证研究计划,但是会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

还有,我会更多地将学术理论问题与业界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与我以前的经历也很有关系吧。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政治学与新闻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曾经系统地学习过政治学。1998年朱鎔基在视察《焦点访谈》时提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十六个字,而我1999年开始做有关的新闻学方面的研究,并写了篇文章发表,是国内最早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之一。如今十六大也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提法,所以我觉得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不过即便这样,有时也会犯“醒得早,起得迟”的毛病,很多因此目前我们在做视觉文化艺术的研究,我们就力求走在最前沿,已经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成立了视觉文化艺术研究所,并将在近期出版关于视觉文化艺术的系列丛书。
    
葛星:2001年起,您来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并担任了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您能简单回顾一下在复旦的这两年的工作吗?

孟建:2001年,我来到复旦大学。作为引进人才,复旦大学对于我们几位教师都非常重视,因此我也决心在复旦好好发展,为复旦多做贡献。

近两年来,在学校、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在各位同仁的帮助下,我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为构建一个大发展平台尽了努力。最让我们感到欣喜事是,我们率先在全国成功申报了广播电视学博士点,突破了学科目录,而且巧合的是,这个名称和国家学位委员会增设的新目录一致。现在,该学科已经成功打通了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之间的界限,并将之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学科群落。我们的目标是,真正建构起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

  第二件事是我们正在努力形成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一系两中心”的合理的、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一系”就是广播电视学系。广电系已成立两年,目前系里有正教授5名,这在全国综合大学的广播电视系(专业)中是少见的。“两中心”是指已经建立的“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和正在筹建的“复旦大学电视节目研发中心”。前者旨在追赶学术前沿,形成这一新领域的研究中心,而后者则努力向实践领域拓展,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迅速与业界接壤。这在当下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一个节目的生命周期总是有限的,如何来策划、开发新的节目,是所有电视业界难题。电视业“内容产业”的发展,对此有相当的依赖。此外,我们还在组织编写一套全新体例的适合学科发展的教材,还将出版一份专业性刊物。

我们将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将迁入新址这一巨大契机,努力建构一个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最好的广播电视(含电影)研究中心,拥有最一流的设备和丰富的音像资料。中心还将是一个向海内外学者开放。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将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广播电视“一系两中心”成为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好的教学和科研机构。

回首近两年来的工作,的确是相当的辛苦,感到累,但看到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发展甚至是突破,也颇为欣慰。“忙、累,但快乐着”这句话,算是一种写照和一种心态吧!

葛星:您刚才提到了“真正的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孟建: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的积累、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广播电视学科研究的对象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的教学研究正在突破单纯研究广播电视新闻类节目的局面,向诸多领域,特别是艺术领域拓展。对广播电视新闻的研究。目前大多数新闻院校都在做,而对后者的研究则很少。而根据我的研究所知,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即便是在美国,新闻类节目的比例充其量也只占到7.6%左右,中国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仅仅拿新广播电视闻学的理论来约束92%多的广播电视节目了,何况,广播电视新闻学本身的变化也够大的。


“好的老师,教会学生发现真理”

葛星:任教这么多来,您教过的学生也已经有许多了。您和这些青年学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

孟建:我大学留校后,也担任过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工作。我对教师工作有深刻的认识,也时刻认识到作为教师的崇高感与责任感,因此在南京大学时,学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节日,我都是和同学们一起度过的。我觉得,尽量和学生们在一起,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一个老师必须做到的。一个好老师应该了解、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如今,面对老师过于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面对扩招后越来越多的学生,总无法像以前那样与每位同学都很熟悉,这令我觉得挺内疚。

我觉得,好的老师要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我每学期给开课学生下发的教学大纲上,都会列出详细的交流方式和有关的交流信息,比如电话、电子邮箱、约见方式和约见地点等。

    此外,我也不觉得和学生打交道是被动的、沉重的负担,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这一个主动的、充满发现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昂扬的朝气,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的刺激。

葛星:那么孟老师您认为什么样的老师算是学生眼里的好老师?

孟建:我曾经参加一个国际教育研讨会,一个德国学者上来先很幽默地故意说:“一个差的老师,教会学生真理。”就在大家都发楞的时候,他耸耸肩,又说:“一个好的老师,教会学生发现真理。”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也让我想起了蔡元培先生当年提出是给学生面包,还是给学生猎枪的问题。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良好的学习方式,甚至是充满个性的生活方式去影响和感染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老师,教会学生发现真理”中的“发现”二字,太重要了!当然,现在老师和学生的沟通减少,也是有其现实原因的。一方面,高校扩招使得学生越来越多,而教师目前也担任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此外社会上的浮躁之风也在侵蚀着高校。也有人觉得网络可以促进人的交流,但我觉得目前尽管网络很发达,但人机交流还是冷冰冰的。假如有一天完全用高科技手段来阻隔了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教学,我觉得就根本谈不上大学的精神了。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人际传播,都是令人激动的,特别是我们当老师的。

                               葛星 2003年3月20日谈于孟建家中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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